熱風中的靜
——序《2019中國隨筆年選》
朱航滿
2019年的3月,坐飛機到重慶,在千米高空上看了一部賈樟柯的電影《江湖兒女》。這部電影與我前往的重慶還是有些關繫,賈樟柯似乎也對於這個南方的山城頗為青睞,之前的《三峽好人》,也是和重慶有關的。遺憾的是,我們現在選擇前往重慶的路線,幾乎已經很少選擇賈樟柯在電影中的那種坐江船的方式了,而這卻是一種可以欣賞三峽美景,也能感受人間萬像的方式。我很喜歡賈樟柯的電影,其中有他的一種知識分子的情懷,但又始終有一種來自底層草根的感受和視角,這種混搭的方式,其實令他的人物多少讓觀者感到一些糾結。諸如在賈樟柯的電影中,他所關注的那些底層人物,卻似乎有一種知識分子纔有的憂郁和感傷。如果細細想來,這是一件頗為荒誕的事情。但我想,這種不恰,則又恰恰是賈樟柯作為導演的一種獨特之處。也正是因此,他的電影,很多觀眾很可能並不太明白,甚至也沒有多少耐心,雖然其中的人與事都是與他們相關的。
記得好多年前,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問世,上海的王曉漁兄寫了篇有趣的文章《文學界為什麼沒有賈樟柯?》,這是對於賈導演的一種贊美,也是對文學界的一種批評。曉漁兄的文章是一個話題,但也是值得深思的。去重慶之前,我在報紙上讀到了朱麗麗的文章《浮生取義》時,就曾有一種特別的感動。這篇文章並不是簡單的電影批評,而是作者頗有代入感的一種精神共鳴。這種因為賈導演的電影而生發的寫作,也是我們時代精神生活的一種折射。後來又讀了李皖的一篇關於流行音樂的文章,雖然我已經很久不再關注這個話題了。但當讀完李皖的隨筆《“時代歌手”不再擁有時代》,我捧著刊有文章的那期《讀書》雜志,在屋子裡靜默了許久。感謝李皖為我們貢獻了“時代歌手”這樣形像的詞語,諸如他所欣賞的羅大佑、李宗盛、崔健、張楚、竇唯等等。這個時代的流行音樂,按照李皖的批判說法,是屬於大歌手、可能的大歌手或者大嗓門的。
無論贊美還是批判,我從朱麗麗和李皖的兩篇文章中,都看到了一種特別的冷靜。在2019年的世界,有許多令人難忘的事情。我們每每都在期待一種特別的聲音。諸如巴黎聖母院的大火,在看了各種紛擾的資訊和解讀後,直到讀到葉廷芳先生的《震撼全球的巴黎大火》,纔似乎聽到了一種沉靜而優雅有力的聲音,心中纔釋然了許多。我似乎有了一種特別的念頭,如果每每遇到一種世人關注的公共事件,沒有讀到那一篇沉靜而有力的好文章,就會感到一種深深的不安,這不僅僅是一個隨筆寫作者的特殊愛好。葉廷芳先生的文章不長,但非常有力。先生是懂建築懂美的,他娓娓道來巴黎聖母院作為人類文明遺產的珍貴,以及這場大火所帶來的損毀的深深遺憾,而更令他不安的是那些不文明的幸災樂禍者,這也是他寫這篇文章的真正動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我為讀到這樣的話語而感到一種振奮:“一個民族,隻有看得到並承認別人的長處,纔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
馮像的長文《我是阿爾法》,學識深厚,眼光犀利,解讀到我們很多無法觸及的東西。關於人工智能,人們的期待遠遠大於對於它的憂思。在專業領域的高歌之外,我們需要人文工作者的另外一種聲音,因為除了享受物質的利好之外,我們還是有頭腦也有感情的物種。鄧曉芒的文章《關於人類尊嚴的思考》,同樣啟人深思。基因嬰兒的誕生,作為新鮮事物,或許與人工智能一樣,還需要在更深層次上進行探索它們存在的可能。這兩篇由學者寫出的文章,其實都是一種人文學者對於現代文明的一種反思。如果說基因嬰兒在狹義專業上屬於醫學,人工智能在專業上劃歸計算機科學運用,那麼看似法學和哲學學者是作為外行的一種關注,其實卻是站在人類文明的角度上的冷靜審視。似乎令人感到一種憂思的是,我們人類的文明思考程度已經遠遠趕不上現代物質文明的進化程度。
熊景明女士的《松仔園行山記》,此文起初讀過就印像很深。後來編選隨筆年選,沒有找到電子版,也怕麻煩身在香港的熊女士,就拿著報紙,一個字一個字地敲到了電腦裡。這次重新閱讀和敲擊鍵盤,讓我有了一種更為深刻的閱讀體驗。熊景明的這篇隨筆寫她在香港中文大學供職的一段獨特的記憶。因為每每有學者來中文大學進行訪學,她都會帶著他們去大學後面的小山,一邊爬山,一邊賞景,一邊交流,其樂融融。此文讀來頗感親切,因其中提到的很多學者和作家,都也是我所喜愛的。但細讀之下,又不難讀出作者對於香港的熱愛,短短的文章,寫出了香港的歷史、風貌和現狀,以及香港與內地的那種道不盡的血脈相連,卻都在不經意之間。這是一篇靜水深流的好文章。
以上諸多文章,在我看來,他們是文學的,也是屬於我們時代的,我將之看作為是我們時代的一種寫作。由此記得多年前,我的一位師兄,現在已經是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著名作家了,回到母校為我們講座。我剛剛因為回鄉,經歷了一場不快的旅程,故而頗帶著情緒地向他講述了這個旅程的情形。這位師兄聽我講了這些經歷,隻是對我說了句,我隻是一名作家。當時我頗為這位自己尊崇的作家感到失望。但仔細想想,我覺得倒是自己的幼稚和失禮了。因為一名真正的作家,對於自己的寫作是非常珍重的,他有自己寫作的尺度、標準和要求,有自己的方式,因此,他的回答是冷靜而準確的。這位師兄的回答,恰恰可以成為我對於隨筆的一種期待,因為它始終還是屬於文學的範疇,它有自己的邊界、尺度和方式。也正是因此,我在遴選隨筆佳作的時候,首先更看重的是文學以及作為文學的表達方式,它一定是沉靜的,溫潤的,細膩的,深刻的,美麗的,而我也始終相信這種屬於文學的形態,其生命力也一定是長久的。
還有幾篇並非專業的文學寫作者的隨筆,卻是我非常欣賞的。一篇是王宏任的《我眼中的張中行》。某種程度上或者對某一些讀者來說,張中行是個有所爭議的人物,但如果我們真正走近這位智者,就不會輕易地下結論了。有時候我們的認識會被復雜的事物所糾纏,難免會霧裡看花,但首先應該珍重每一次真誠地審視。王宏任寫他認識的張中行,都是生活中的瑣碎之事,卻看出了這樣一位張中行,乃是深得我心的。文章末尾寫道:“他雖然衣著純粹中國式,可是思想包容天下先進思想,他是科學和民主的追求者。”另一篇繫章燕寫他的父親屠岸,那是他父親離世前的後日子,文章《生命沒有終結》,就頗給我一種巨大的精神感染。我們很少讀到這麼動人的告別文章,自然,親切,宛如在詩歌的湖水中蕩漾一樣。一個詩人的死亡,讓我們看到了詩歌與藝術的勝利。容潔的《來燕謝》,寫她的父親、著名散文家黃裳先生,在不經意之間寫及了一個家庭的故事,半個世紀的滄桑,一些恩怨,一些掌故,一些溫暖,都在點點滴滴之間。
當然,這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有太多的宏大事件了,充斥著熱情甚至激烈的情緒。但對於讀書人來說,我們不能不提到“五四”。偶爾,可以讀到幾篇好文章。謝冕先生的《一個人的“五四”》,令人感到一種溫暖和樂觀,充滿了期待。陳平原先生的《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角度新穎,也發人深省。翟業軍的《說不盡的“五四”》令我們看到了“五四”作為一種文化現像而產生的研究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真正關於“五四”言說者,都是學術界的專家們,而作家們的筆觸似乎難以寫成舉重若輕的好文章。當然,還有關於八十年代,關於改革開放的幾篇文章,諸如孫郁先生的《瞭望到的星光》和何懷宏先生的文章《“我不喜任何高調,更關注那些可能對人類造成重大危險的東西”》,都是談個人思想的文字,可以從一個人的思想成長感受到那個獨特的時代。後,我特別推薦百歲老人楊苡先生所寫的兩篇懷人的短章,它們濃縮了我們時代的學識、經歷與情感。
2019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