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西晉太康詩人陸機曾作摹擬《古詩十九首》的一組詩，題曰《擬古》。關於其寫作的時間與動機，歷來學界所持的看法並不一致。王瑤在《擬古與作偽》一文中提到：擬古是一種學習寫作的主要方法，正如同習字之由臨帖入手。姜亮夫在《陸平原年譜》中更推斷：此組詩寫於陸機入洛以前的青年時期，謂：“審其文義，皆就題發揮，繹古詩之義；蓋擬模實習之作，且辭義質直，情旨平弱，即有哀感，哀而不傷，不類壯歲以後飽經人事之作，疑入洛前構也。其中雖不無可以牽合身世際會之語，故國黍離之悲，究難認為中年後作也。”
王、姜二氏之說，皆出於臆測，雖各有道理，卻也未必是絕無疑問的。即以寫作時間而言，若據姜亮夫所論，以為作品中“情旨平弱”“哀而不傷”即認為未“飽經人事”的入洛以前所構，其準則是相當曖昧主觀的；因為擬古之前題本為“就題發揮，繹古詩”的一種受限制的寫作方式，究竟有別於完全不受拘束的自由創作。不過，即使在如此受到拘束的限制之下，陸機的擬作中仍可以見其巧妙寄托情志的痕跡。試取一例為證：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詩《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陸機《擬明月何皎皎》）
比對原作與擬作，雖然別思離緒之情景頗相類似，但古詩的語言辭義質直、以閨中思婦之口吻詠出，“隱隱衷，澹澹語，令人讀之寂歷自恢”。（明·陸時雍《古詩鏡》語）至於擬作則采縟詞贍，其“照之有餘輝，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二聯，句法工整，顯然已變漢詩風貌為太康特質了。陸機生為三國時代吳國的豪門後裔，復以纔華見重於時，故司馬氏滅吳統一天下後，逼於王命，不得不北上入洛，時年二十九歲。其後便在中原浮沉宦海，雖頻頻南顧而未能遂其返鄉之志，因而他的詩文集中，常常不克自制地流露思鄉懷舊、羈旅遊宦之嘆。前舉的擬古詩中，雖然其內涵與基調皆蹈襲著古詩原作，僅以“遊宦會無成”五字取代“客行雖雲樂”句，卻一轉泛泛之別思為去國遊宦之具體事實，而巧妙地與作者的景況、情懷有了一種緊密的聯繫。
我曾經仔細檢視陸機的《擬古詩》，一一比對其所摹擬的對像，發現無論在內蘊情志，或遣詞謀篇方面，這一組作品都有陸機個人匠心獨運之處，絕非單純地亦步亦趨於古詩舊跡“擬之以為式”（王瑤《擬古與偽作》語）而已，至於其繁縟精致的寫作手法，更顯示出相當成熟的藝術修養，亦不可能是年少入洛以前的摹擬習作。我推想《擬古詩》是陸機入洛以後所作，至於其寫作動機，一者可能藉古詩以寓托情懷；再者亦不妨視為出於遊戲心態，甚或試與古人一較長短的比賽心態。
事實上，陸機所開擬古之風，在六朝詩壇上竟自成一種題材，許多大家都曾經嘗試寫作。如陶淵明有《擬古》九首、謝靈運有《擬魏太子邺中集詩》八首、鮑照的擬代諸篇，乃至於江淹的《雜體詩》三十首，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陸機《擬古詩》的影響。不過，各家摹擬古人的方式卻未必盡同，江淹擬陶淵明《歸園田詩》，不僅形似而且神似，逼真到了亂真的地步，後遂竄入陶集；而蘇東坡景仰陶公，蓋亦信以為真，乃遂有和詩。至於陶淵明的《擬古》九首，則每首非專擬一人之作，但求似古而已，後人無法窺測其所摹擬的對像，則其意或在托古以抒懷罷了。
我在授課及研究古典文學之餘，又從事翻譯及創作；創作以散文為主，已出版者有數冊。多年來雖努力求新求變，但終覺不免囿於一己狹隘的天地，而重復踏襲老調，乃一時興起，想到要仿陸機以降六朝文士的《擬古》；詩既然可以擬古，散文又何妨？六朝詩人擬古的對像在於漢、魏；但今日擬古，當然不必設限在遙遠的古代。我所取擬的目標，是已作古的作家風範；而且就自己的閱讀經驗言之，也不必單取中文；是以我的散文擬古，可以包括古今中外，在比較廣大的時空中選擇對像。至於摹擬的態度，則是采取比較自由的方式，無意於獃滯刻板的“擬之以為式”一途。
寫作對我而言，是嚴肅的，也是寓含遊戲性質的；既是遊戲性質，就必然存在著比賽因素。我喜歡跟自己比賽，希望每一次的比賽都能超越過去，或者至少不要落後太多。所以這種遊戲，往往是相當辛苦的。至於這一次的遊戲，則又有古人參與。我並未敢狂妄到想超越古人，但他們所遺留的典範，是我非常景仰且努力追隨的目標。然而，並不是所有可欽佩的古人篇章，都適合成為我摹擬的對像，必須要其中的情致趣旨，或形式章法，與我想要表達的，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性，始為我所選取。而且，我也並不勉強自己為擬古而擬古，隻是在寫作的構思過程中，恰巧想到所讀過的古人篇章中有能夠吻合者，則取之以為摹擬之標的。不過，有時也會因為讀古人之作品而啟迪我寫作的靈感。
為了更具體地說明其間差異，容我在此對於本書所收若干文章的寫作過程略做解釋。
《香港八日草》，是我的篇擬古之作。六年前赴香港八日，主要目的是去接受香港翻譯學會頒贈榮譽會士銜，但是短暫的停留，所會見的故知與新友頗多，見聞及感思亦不少，撰成一文恐太繁蕪，分別記述又嫌單薄。當時我剛剛完成日本平安時代隨筆文學《枕草子》的中文翻譯。《枕草子》的行文，兼采“類聚式章段”及“日記式章段”，可長可短、宜繁宜簡、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正可供我寫作之依憑，遂以為摹擬之對像。不過，同是隨筆的短制散文，我卻又選擇了蘇軾的《東坡志林》為另一篇《散文陸則》的摹擬對像，原因是《志林》雖亦不拘長短，其間繁簡的差別較少；而且我的隨筆裡特別引用了一篇《記承天寺夜遊》，那篇文章是我閱讀經驗裡喜愛者之一。
《江灣路憶往》與《往事》都是回憶的文章。二文之撰寫，卻相隔五年。人過中年，對於逝去的歲月與事物，彌感珍貴。我寫前文，先是由於法國電影《再見童年》的引發，其後讀蕭紅《呼蘭河傳》，更為她那淡淡感傷的文字及井然有序的空間感敘述手法所吸引，便試為摹仿而作；至於後者，乃因去夏在美國加州 Fort Ross 紀念館中購得的一小冊傳記所觸發而作。My Life at Fort Ross的作者 Laura Call Carr 並不是一個著名的作家，但是她以娓娓的語調記述年少時光，那種平凡而瑣碎、似真又如幻、甜蜜而感傷的往事，恐怕許多平凡的人在回顧過去時，都會有深獲我心的感動吧。其實，我自己的筆調，本來就有幾分與 Laura 相近之處，即使沒有讀過這本傳記，我相信自己終有一天也會寫出一篇《往事》這樣的文章的。
我和兒女之間，一向維持親密的關繫，無論在他們年少的時候，或稍長出國留學之後，都習慣用書信往來表達關懷。我們在家書中所談及的範圍，不僅止於母子親情而已，對於讀工科而嗜好文學與音樂的兒子，和讀建築而喜歡美術的女兒，我經常利用書信與他們討論問題、交換意見。《傅雷家書》不僅深深令我感動，同時以之為擬古的對像，對我而言，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洛陽伽藍記》為我近年來在課堂上取做教材的一本書。作者是北魏官階不高、無甚名氣的楊衒之。歷史上找不到其人傳記，但他所留下的這一部冷筆與熱筆交織的書，已足令他永垂不朽。他記寺院、述歷史、傳人物、兼及於志怪謠諺、庭花苑草。以空間為經、時間為緯、正文與子注巧妙配合，完成了頗具特色的書。而巨細靡遺的《洛陽伽藍記》，也是我百讀不厭的好書之一。參觀日本的寺院，甚至美國加州北部一所俄國正教教堂的遺跡，我都取以為行文之範本。《平泉伽藍記》與《羅斯堡教堂》二文，也隻有效仿楊衒之的筆法，始能容納我所要表達的整體。
《傷逝》寫於先師逝世二周年忌日。臺先生在《龍坡雜文》內也收有一篇《傷逝》，表面上是追懷他的兩位好友張大千先生與莊慕陵先生，實則那時候，師母方去世一年。文章表面上約制著哀慟，而臺先生的內心是十分悲哀的。去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父親於纏綿病榻近五年後，終不治而離去。我銜悲寫《傷逝》以追念臺先生，遂更深刻地體悟到臺先生當時執筆之際的心情。
追懷臺先生的時候，除了他的品德風範、學問藝術之外，當然也會記得他飲酒時的豪情與趣味。不久以前，我應他人邀稿寫酒事，撰成一篇與飲酒相關的零星記憶之文，一時間快樂的回憶與悲傷的回憶一齊湧上心頭。《飲酒及與飲酒相關的記憶》，與其說摹擬臺先生的《我與老舍與酒》，倒不如說：撰寫時我一直懷念著老師生前飲酒的模樣，而他那篇文章更引發我想像臺先生早年如何與老舍交往談飲的情形。
一個作家如何同情他人，而將他人的心情轉化為自己的心情，設身處境地說出那種真摯的感受呢？《你終於走了，孩子》，是我真正非藉擬古之方式無以寫作的一篇文章。雖然我始終沒有見過那個男孩子和他的母親，但聽到那悲慘的消息後，我寢食難安，直到藉六朝文士代詠或代箋的形式而撰成此文，纔稍感釋然。我承認把自己關在書房孤燈之下的當時，已不遑辨認擬古是否寓含遊戲性或比賽性等問題了。於今回想起來，當時執筆寫作，我的心已完全融進那位悲苦的母親心中，既哀痛又肅穆。
我讀臺大中文研究所時，曾選修過“印度文學選讀”課。糜文開先生導引我們去認識一個未知的世界，令我興味盎然。後來，我的書架上也排列著《臘瑪延那》《瑪哈帕臘達》以及泰戈爾、奈都夫人等的書籍。對於泰戈爾的《漂鳥集》和《園丁集》，我尤其喜愛，摹擬寫作已有多年，開始撰寫這個擬古繫列的文章之後，遂補足而發表過兩次。《園丁集》應該是屬於詩類，至於《漂鳥集》卻是既像詩，又像格言，有時也像短短的散文。這兩組摹擬泰戈爾的文字附在末尾，也許有些不妥；不過，既然也是擬古，就讓它們有一個歸屬之處所吧。
寫此繫列的文章，原本是出於一種嚴肅的遊戲性，或者也可以說是實驗性。文學創作在沉思與醞釀之際，實以創新為貴，而所謂創新，是指古人已用之意，謝而去之，古人未述之旨，開而用之，所以陸機《文賦》雲：“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我期望達到的目標是：擬古而不泥於古，我並不想因摹擬古人而失卻自己；而且，生為現代人，我可以自由選擇摹擬的對像，而寫作的範圍，當然也不必限制在中國。例如：我以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為摹擬之典範，卻記日本的平泉寺及美國的羅斯堡教堂；以日本清少納言《枕草子》為借鏡，而寫出在香港的感思。就此言之，我擬古的事實，也與陸機擬古略有不同了。
我當初的構想是，寫出二十篇擬古文章纔結集成書。但朋友們頻頻催問，又轉思鐘嶸《詩品》卷上、古詩條下分明寫著：“其體源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如今我所擬，也正好有十四篇，便也找到提前出書的有力依憑了。數年來我所寫的文章當然不隻這十四篇，但我寧願將那些不屬於擬古繫列的文章另行結集，而避免二者相聯，是基於一種考慮：我希望這兩個孩子是雙胞胎，而不是連體嬰。
於出版之際，我把自己所摹擬的對像摘錄一部分附於文後，以供讀者比對之參考。不過，這樣的安排，也隻是提供參考而已，這十四篇文章脫離所擬之對像，應該還是有獨立存在的意義纔對。我曾經在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看到過一些畫，是將現代畫家的作品與其所摹擬的古畫並列在一起，觀者可以分別欣賞兩幅畫；然而二者比對之下，則又可以發現今人擬古之際的用心與妙趣。可惜我並沒有記下那個畫家的名字，以及他所擬的古畫。至於我所附錄的“古文”，除My Life at Fort Ross外，均是中文，或者也應在此稍做交代。我所讀的《枕草子》是日本古文，但我既然已將其翻譯成中文，所以采用了自己的譯文中的若干段。《漂鳥集》，我手頭另有英文原作，但糜先生的譯文極佳，故與《園丁集》同錄自中譯本。這樣的安排，其實是對於終身默默從事印度文學譯介的先師，表示我由衷的追思與崇敬的。
在我斷續發表此擬古繫列的作品時，曾接到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來信。有人表示贊許，有人則擔憂如此“摹擬”下去，會失卻我個人的風貌，並勸告我及時回頭寫自己的文章。我感謝那些認識與不認識的人。事實上，這本書內的十四篇文章仍然是我自己的風貌，我隻是將自己的創作與閱讀做一些有趣的比對關聯而已；如果因而有些變化，那也是我所冀盼的。什麼叫作風貌或風格呢？一個人的生理現像有不同階段不同風貌，創作也理當有不同階段不同風格纔是。如果有一天回顧，我大概會欣然認知自己曾經有過這個“擬古”階段的吧。
一九九三年四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