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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兆言散文精選：紅沙發》：
一九七九年，我在大學裡已經待了一年。那時候，狂得不知天高地厚，根本不把《雨花》這麼一本文學刊物放在眼裡。父親去《雨花》工作，沒有征求我這個兒子的意見，他知道我當時迷戀的隻是外國文學，談中國文學和我說不到一塊去。他知道我狂，而且他自己也特別狂，看同時期別人的小說，總覺得人家寫得並不好，總覺得中國的小說這麼寫不對，那麼玩更糟。他跟玩兒似的就走馬上任，擔當起《雨花》的副主編。去了就管事，就一本正經地編稿子。我想他當時敢當這個副主編的理由十分簡單，既然有一幫“探求者”的鐵哥們撐著他的腰，讓他編刊物，起碼可以不愁缺稿子。干什麼活也是干，父親從來就不是個有大主意的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正式編輯的期刊物，打頭的就是後來轟動一時得到了全國獎的《李順大造屋》，另外有一篇，是方之的舊稿《南豐二苗》，這是“”前寫的舊稿子，還沒發表便被造反派抄了去，以後落實政策，從檔案袋裡發現了這篇小說。
父親去《雨花》之際，正是醞釀“右派”之時，當年“探求者”的一幫人仿佛出土文物，一個個揚眉吐氣，開始從四面八方彙聚南京，沒一個不是潦倒者形像，沒一個不是揣著一身苦難。記得高曉聲看著我們家的一臺彩電，問這玩意兒多少錢，父親說差不多三千塊，高曉聲嘆氣說：“這麼多錢，在鄉下可以蓋三間房子了！”那時候，改革開放還沒有起步，三千塊錢的確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母親的工資比較高，在剛過去的“”中，有許多年，我的父母進牛棚、掃廁所，隻拿生活費，後來落實政策，退還被扣的工資，父親拎著我上學的軍用黃書包去拿錢，那時候沒的大票子，全是五塊十塊的，也就七八千塊錢，然而在當時，幾乎就是一書包，立刻成了暴發戶，一時間都不知道錢怎麼用。
“探求者”的弟兄們常常在我家聚會，方之三天兩頭到我家來，當時他人已從下放的地方調回南京了，因為分配給他的房子隻是人家的一間廚房，祖孫三代擠在裡面，擠得喘不過氣來，便成天在我們家聊天。高曉聲也是常客，很快落實了政策來到南京，但是家並沒有過來，好像是讓他住集體宿舍。反正那一陣子，我們家的飯桌上，常常見到父親的這幫弟兄。方之和高曉聲之外，還有梅汝愷，還有陳椿華，他們也從“流放之地”回到南京，陸文夫從蘇北農村返回蘇州，一年裡也要來南京好幾次。那時候我母親身體還好，家裡有一個烹飪技術尚可的保姆。後來母親回憶往事，總說父親不負責任，喜歡在喫飯的關鍵時刻，把難兄難弟招來，那時候臨時抱佛腳，勉強還能忙得過來，、換到現在，無論如何也應付不了。母親記憶中，當時的方之還容易打發，有荷包蛋就行了，高曉聲來了便要喝酒，雖不講究什麼菜，一喝就是幾個鐘頭，說不完的話，中午喝過了，到晚上繼續喝。
讓我難忘的是“探求者”弟兄們當時的友誼，他們的友誼從來就不是拉幫結派。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們那種突然時來運轉的喜悅，深深地留在我記憶深處。“探求者”同仁之間的友誼是苦難的結晶，父親屢屢提到方之自殺的故事，方之自己對這件事諱莫如深。有一次在飯桌上，說笑之間，他突然十分沉痛地提起往事，結果把大家的眼淚都引了下來。作為小輩，對於父親的這一幫弟兄，我永遠有一種崇敬的心情。我喜歡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是作家，在我眼裡，他們首先是普通人，是我的叔叔們，然後纔是作家。他們的名聲在建立以前，我已經熟悉他們。由於有了那段共同的苦難，我覺得他們不是親兄弟，卻應該勝似親兄弟。父親先走了一步，我想父親在天之靈，一定會希望當年的友誼長存，希望仍然健在的叔叔們，千萬不要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傷了和氣，傷了心。
父親病重的時候，“探求者”的弟兄都去看過他。在“探求者”同仁中，父親年齡大，卻是一個不成熟的老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