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全集》自1994年出版後,至2011年已是第三版印刷了,每一版的文章與書信都有所增補,獨未收入日記。一般讀者甚至研究者認為,冰心不寫日記。
冰心逝世五年後的2004年鼕天,子女們決定將冰心遺物,全部捐獻給冰心文學館。我帶了館裡的工作人員,先後三批用五個十噸的集裝箱,將冰心的全部遺物運回福州,這其中就有大量的冰心與吳文藻未刊的日記、筆記、書信、佚文及其他資料。在經過初步分類整理後,於2006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了“冰心佚文與遺稿發布會”,除公布佚文外,還公布了在整理遺物中發現的“大量未收入《冰心全集》的書信、日記、筆記和家庭賬本等遺稿”。(佚文由我編成《我自己走過的路》,200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部分佚文收入2011年版《冰心全集》,同時作為單獨一集“佚文集”,收入我編的六卷本《冰心文選》。)
行整理的是“家庭賬本”。我組織了冰心文學館年輕館員邱偉壇、熊婷、魯普文、劉冰冰、林幼潤和鄭薇等進行錄入,之後由我統一整理校正。冰心日記起初發現的是冰心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日記,這些日記不是集中在一個或幾個本子裡,而是分散記在外出視察、參觀、訪問的筆記本中,這些筆記本有二十三本之多,每一本都被密密麻麻地寫滿。我將每一個筆記本通讀並注出內容,有不少本裡就沒有日記,大都是政界、文藝界、黨派領導人的講話,開會的發言記錄,外出視察、訪問的現場記錄等,日記隻是散落在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是將這些文字全部整理出來,還是僅將日記單列,我頗為躊躇。如果全部整理,工作量巨大,僅是日記部分,所用精力與時間也不易估量。此時,我接受了作家出版社“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記叢書”中《冰心傳》的寫作任務,與黃賓堂先生有電話聯繫,當他得知冰心日記與家庭賬本時,表示了極大的熱情與興趣,希望盡早完成整理,由作家出版社首刊出版。
從2008年6月起,我開始了《玫瑰的盛開與凋謝——冰心吳文藻合傳》的寫作,耗時整整六年,同時完成的還有《冰心年譜長編》。不用說,兩部書的寫作,都使用了冰心吳文藻的未刊日記,甚至可以說,沒有他們的日記與筆記,兩部書的資料將會大為遜色,甚至會影響到書的思想深度、傳主的人生軌跡與藝術視野。因而,我在每一章節的寫作前,總是要閱讀與此章節相關的日記、筆記等,並將其錄成文檔,以便使用。冰心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未刊日記,便是這樣陸續整
理的。
在接觸冰心日記後,深感其獨立面世的意義與價值。2014年夏天,我應邀到內蒙古出席一個女性文學的研討會,與北京語言大學李玲教授談起整理出版冰心日記之事,詢問她是否有研究生願意來做這項工作。李玲從研究冰心起步而日漸享譽學界,自然懂得“冰心日記”四個字的分量,說她自己就十分願意參與,礙於時間的不允,她答應,開學後即與她的博士生商量,請她參與,並以此進行學術研究。
李玲的博士生劉嶸在來年的寒假尚未結束時,便隻身來到冰心文學館,翻閱、翻拍了冰心的二十三個筆記本。回到北京後,便開始錄入、注釋。我收到她的錄入注釋稿是在2016年9月間,速度之快,令我驚奇。此時,我將出版冰心日記的想法,正式告訴了吳青、陳恕二位老師,他們是冰心版權的授權人。2017年早春,我到北京拜訪了吳青、陳恕教授,他們同意授權出版,並且提供了另外三本八十年代之後的日記,希望一並收入。
從北京回榕後,我即著手進行冰心日記出版前的案頭工作,即將我之前的錄入與劉嶸的錄入進行比對,疑難處依據原稿解決,做出後的定稿整理;劉嶸則在北京,進行另三本日記的錄入與注釋,後由我根據原稿復制件進行定稿整理。
整理與注釋,遵循以下的準則:
一、冰心日記,不以發表為目的,多為寫作積累素材,也有思想認知、身心感受,亦有人事紛沓的記錄等,整理時隻做標點、斷句、分段,文字一律保持原貌,無法辨認之字,以□代替;需要訂正、補充的字以[]加入。尤其到了晚年,作為不以示眾為目的的書寫,隨意至如天書,辨認十分困難,逾近晚年,還出現了思維與書寫的遊移,反復與重復、多字與缺字、語法不妥等時現,整理時亦不做更動,保持日記者的書寫與心靈的真實面貌,保持日記者真實的生命狀態。
二、冰心日記斷斷續續跨越了半個世紀,其間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口頭語言還是書面語言,尤其是一些流行的術語,都隨著時代的變遷逐漸消失,讀來有隔時之感,但在當時卻是路人皆知,甚至成為口頭禪。冰心的日記保留了這種時代的文化符號,甚至她自己還創造、縮寫了一些流行詞組,比如, “Cl.S.為綱”,便是“階級鬥爭為綱”的英文縮寫等,這些都保持原貌。
三、注釋希望盡量簡潔,閱讀與研究者如有需要,可自尋答案。必要的注釋,一是與冰心作品與人生關聯較多、較密切的人與事;二是補充日記中提及,但未詳盡的內容,比如詩詞、對聯、地名、人物關繫等;三是整理者認為需要特別提示的內容。
四、為了便於閱讀與查閱,編者按一個完整的時間段,編制目錄,加入標題。
深感冰心日記的整理與注釋責任重大,從個人空間的書寫,到公開出版的呈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文字形式轉換,在一定的意義上,烙下了整理者的印跡等,但又不能失卻原文的本意,現在這樣把握,是否恰當?希望得到讀者與研究者的指正。一些人名、地名與名稱等是否準確,都有待完善訂正。
王炳根
2017年4月8日於根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