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二〇一六年三月到八月間，我在日本神奈川大學當交換留學生。這本書的書名，就是那個時候在白樂寮3117室裡想出來的。

我一直喜歡買書、讀書，每到一處必逛書店，研究生轉入歷史專業以來，書更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動身去橫濱之前，已經萌生寫神保町的念頭，的擔心是交通不便。住進白樂寮後，發現步行至近的白樂站，再坐通勤特急，不到一小時即可至神保町站，大喜過望，遂與同樓的復旦大學交換生林炫羽相約去神保町買書。

後來的五個月，我每周至少去東京一次，神保町、早稻田兩大古書街上的書店基本全部逛過，後來著重拜訪幾家與日本漢學研究有關的古書店，搜集相關資料。不常出東京都市圈的我，將書中提到的地點多數考察過一遍，包括仙臺的魯迅故居、日光山華嚴瀑布、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熱海的岩波茂雄惜櫟莊，等等。五個月時間過得飛快，早春的櫻花爛漫，轉眼已是盛夏的柑橘飽滿。寮前彎彎曲曲的阪道，走了一遍又一遍。

去白樂站必經過六角橋商店街，窄窄的小巷，兩旁餐館、面包房、花店、雜貨鋪林立，鐵塔書院亦佇立其中。再沒有見過比它更干淨的古書店：每本舊書都仔細清潔過，包上白色半透明書皮，通過櫥窗，隻見一片奶白色。

初來乍到，很難不被這種潔淨感所吸引。安頓下來第二天，我在鐵塔書院買下仁井田陞的文集《中國的傳統與革命》。隨後幾天邊翻字典邊看，囫圇讀完全書，從此有了閱讀日文著作的信心。迷上神保町後，鐵塔書院去得漸少，隻在路過時偶爾進去看一眼，青木正兒《江南春》、《三宅雪嶺集》等書，都是在那陸續買到的。

鐵塔書院這樣的古書店，截止到二〇〇九年全日本還有一萬四千多家，僅東京都就有一千四百多家。它們支撐著幾萬人的生計，也是讓整個街區時光驟慢的存在。與之相比，國內獨立書店的生態則要嚴酷得多。北京的風入松書店、第三極書局，上海的季風書園，廈門的曉風書屋等關門時，都曾引起一片惋惜聲，但大部分人的購書是網絡電商。網購帶來更多便利和選擇的同時，一波接一波的低價促銷也不斷擠壓實體書店的生存空間，很難說是書之幸，還是書之阨。

擺在書店裡的書，是帶著人的溫度的。書雖是一種商品，但又不僅僅是商品。它可以承載記憶，寄托情感，可以梯山航海，從此至彼，帶著每任主人留在它身上的痕跡、氣味和喜怒哀樂。古籍題跋中，在感嘆一本古書歷經劫難、流傳至今的傳奇時，藏書家常常會說“神物護持”。其實何來神物，有的隻是幾個痴愚的愛書人。

在書店買書，享受的往往是淘書本身帶來的快感。這種快感更多來自未知，如發現一本未曾聽聞的心儀之書，找到作者簽贈本，發現批注，或在書頁間尋得一枚陳年信箋。獨自在書架間來回穿梭，手上沾滿灰塵，一有所得，物我偕忘。鄭振鐸《劫中得書記》雲：“夕陽將下，微飔吹衣，訪得久覓方得之書，挾之而歸，是人生一樂也。”

晚清以來中國學人的日本訪書記，幾乎可以成一獨立的文學體裁。其作者猶如版本目錄學的眾神殿：楊守敬、董康、羅振玉、傅增湘、王古魯、周一良、嚴紹璗、辛德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這本書既是訪書記，又是書店史。史學即是史料學，史料的豐富與否決定了本書各篇的選題。神保町書店的各類中、日、英文史料數量為可觀，是本書選擇東京而不是京都、大阪抑或其他城市為舞臺的主要原因。

東京古書組合有自己的刊物，即一九三四年一月由八木敏夫創辦的《日本古書通信》。初一年發行一期，後改為每半月一期，一九四一年更名《讀書與文獻》。一九四四年底受太平洋戰爭影響，雜志暫時停刊，一九五七年復刊，今天仍由八木書店定期出版。《日本古書通信》內容一半是待售書目，另一半刊載各類文章，有古書店店主的回憶錄，有訪書錄，也有版本考辨，是研究東京書店史的一大寶庫。

日本藏書界還有不少同人雜志，本書使用的有大安株式會社《大安》雜志、汲古書院《汲古》雜志、日本書志學會《書志學》雜志等。弘文堂社長反町茂雄編的古書店訪談錄《紙魚往事》繫列，包括明治大正篇、昭和篇，披露了不少古書店經營秘辛，筆者從中獲益甚多。日本學者島田翰、內籐湖南、德富蘇峰、長澤規矩也、吉川幸次郎，以及中國學者的著述裡，也留下不少關於東京書店的史料。

除此之外，東京不少古書店還有發行古書書目的傳統，如《文求堂書目》《淺倉屋古典分類目錄》《岩松堂古書籍販賣目錄》《東陽堂書店古書販賣目錄》《一誠堂古書目錄》等，雖是為販書而編，但對追索個別古籍的價格及去向，管窺一個時代的讀書風氣不無小補。

一度與神保町不相上下的北京書市，曾在琉璃廠、隆福寺一帶聚集了不少舊書店，天南海北的古籍善本彙聚於此，但除了李文藻、繆荃孫、孫殿起、雷夢水、周肇祥等人的短文，錢穆、魯迅、胡適等學者日記、回憶錄中的零星記載外，總體上缺乏成體繫的記錄。昔日繁華的琉璃廠書店街，在頻繁的戰爭與劇烈的社會變遷中店與史偕亡，不能不說非常可惜。

二〇一六年七月，在累積了一定史料後，我開始著手撰寫神保町書店史，承蒙顧明、彭淑娟、齊曉鴿、張立憲、朱明川等師友不棄，十幾篇長短參差、體例各異的文章，之後在《書城》《讀庫》

《經濟觀察報》等報紙雜志，澎湃等網絡媒體陸續發表。文章收入此書時有很多修改，變動幅度的從四千多字擴充到一萬多字。

初寫作時，未奢望這些文章能結集成書，史料大多隨手摘錄，其中難免有誤解和錯訛。組成書稿時全部重新查找、核對史料，注明引文出處。雖幾經校對，恐怕仍會遺留錯誤，所有責任在我。

本書篇目編排，大體以書店創業時間為序，起於（1）江戶時代末期，即文求堂書店；接著是（2）明治時代，包括琳瑯閣書店、丸善書店、青木嵩山堂、山本書店四家；（3）大正時代，即岩波書店；（4）昭和時代，包括內山書店、叢文閣書店、五十嵐書店、原書房、汲古書院、弘文莊六家；後是（5）平成時代，即光和書房。

這些書店橫跨一個半世紀，從其發展脈絡中，多少可管窺十九、二十世紀日本漢學的發展變遷。在江戶時代，漢學不僅是一種外來的知識體繫，而是內化為修養本身，甚至學者生命的一部分。德川幕府末年到明治維新初年的歐風美雨，暫未動搖其根基。職是之故，明治至大正時代的老一輩漢學家多能吟漢詩，寫雋永的書札，作書法或文人畫，除了不通漢語聽說外，與中國士大夫幾無二致。這與歐美漢學家是截然不同的，對於後者，漢學不過是一個研究課題，某種深沉的個人趣味，抑或地緣政治的需要。

昭和時代前期，日本的漢學研究漸偏實用，甚至為對外擴張背書。日本戰敗以後，則加速歐美化。僅從筆者就讀的京都大學文學部來看，這幾年日本年輕人對中國越來越無感，加上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大學教職嚴重萎縮，東洋史、中國文學日益淪為小眾學問。近幾十年大陸的古籍市場上，“日本回流”成為一個熱門詞彙。有人歡呼此舉功德無量，但這恐怕也同時意味著，中國文化正在漸漸失去日本這個重要的避風港和參照繫。

本書寫的是東京，但大部分資料收集、寫作是二〇一六至二〇一七年間在北京完成的。二〇一七年七月我從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同年九月公派出國讀博，負笈日本京都大學。隨後兩年博士後期課程繁忙，仍抽空對書稿做了不少修訂，加入相關圖片。離開了北京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的豐富藏書，此書是不可能完成的。

猶記得二〇一六年九月，我去成府路上的萬聖書園買書，結賬時在店頭看到“破殼計劃”的宣傳單，默默將其夾入書中。回到宿舍反復翻看，“支持青年創作者出版本書”，這句話擊中了我，心想不如一試。坦白說，當時並沒有抱什麼期望。感謝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BCAF）和理想國，給了我出版本書的機會，感謝兩位初選評委、三位終選評委對書稿的賞識和直率批評。羅丹妮、張旖旎兩位編輯對書稿的打磨出力甚多，簡直嘔心瀝血。在書稿修訂過程中，周遊告知史料，金煒玲等就書稿提出寶貴修改意見，在此一並致謝。

交此書初稿時，正趕上碩士畢業季，兩線作戰，常有焦頭爛額之感。感謝碩士導師李新峰教授對我不務正業的百般容忍，沒有李老師的幫助我不會有機會去日本，遑論此書。後感謝曾在日本陪伴我的諸位書友，交換留學接近尾聲時，在橫濱港看煙花升騰又墜落海面的那個夜晚，我永遠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