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他沒有等到這一天：林洙與費正清、費慰梅20年書信往來

編輯推薦

1.《城記》《拾年》作者王軍先生作序推薦，真情講述費正清、費慰梅夫婦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的真摯情誼。2.本書收錄了時間跨度近20年的信件，一份真摯的友誼，由五個人延續了六十多年。3.書信中真實地記錄了《圖像中國建築史》圖片的尋找經過和如何在美國出版的過程。4.本書收錄了數量可觀的珍貴圖片與手稿資料，部分信件資料繫次面世。

內容簡介

《他沒有等到這一天》書名的意思是，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沒有等到與他的好友費正清、費慰梅夫婦再次相見的這一天。1972年1月9日，建築學家梁思成在北京逝世，他和林徽因生前好的朋友，著名漢學家、史學家費正清、費慰梅夫婦4個月後終於來到了中國，梁思成沒有等到這一天。1972年，到訪的費正清對周恩來總理說：“這次回來，我們失去了一半的中國！我們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已經去世，他們在我眼裡就是一半的中國，可是，這一半，已經永遠地失去了！”從這時候開始，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替梁思成與費氏夫婦延續了近20年的友誼。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林洙與費氏夫婦近20年的通信，從這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到幾件大事的發生、發展，梁思成重要著作之一《圖像中國建築史》的所有圖片早已遺失，是費慰梅用不懈的努力和堅持竟然找回這份珍貴的資料，使得這本介紹中國古建的重要書籍得以出版。費慰梅、林洙兩人遠隔萬裡，為了出版《圖像中國建築史》而奮鬥。書信中，兩人談論梁思成、林徽因，談論他們各自的生活和情感，如今讀來，真是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本書收錄大量珍貴手稿、照片，著名作家王軍先生作序詳細講述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和費正清、費慰梅夫婦在三四十年代的友誼，他們曾經為何中斷友誼，梁思成為何臨終前一直在等待他們到來。

作者簡介

林洙，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的遺孀，1962年與梁思成結婚，陪伴梁思成走過了11年的艱難歲月。1928年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53年入清華大學梁思成主持的中國建築史編撰小組工作。自1973年起全力以赴整理梁思成遺稿，先後參與編輯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築畫集》《梁思成全集》等書，另編著有《大匠的困惑》《建築師梁思成》《叩開魯班的大門——中國營造學社史略》《大拙至美——梁思成美的文字建築》《梁啟超家書》《佛像的歷史》《梁》等書。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1909年－2002年，美國人，著名漢學家，是研究中國藝術和建築的美國學者。美國漢學大師費正清的夫人。曾任美國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妻的好友。

序：他沒有等到這一天／王軍《林徽因與梁思成》前記／費慰梅前言：林洙友誼的延續／林洙費慰梅 1979.1 －林洙囑梁思成遺囑給費慰梅寄去了封信 1979.10 －尋找梁思成遺失23 年的手稿1980.10.23 －共同為出版《圖像中國建築史》而努力 1984.5.3 －重走梁思成、林徽因當年的路 1984.11.19 －慰梅想寫《梁思成傳》，並為此而努力 1986.4.30 －慰梅邀請林洙訪美 1987.8.4 －中美兩地各自為梁思成的作品而努力，並且分享生活中的點滴

前言

序：他沒有等到這一天 1972年1月9日，建築學家梁思成在北京逝世。四個月後，他的好友、闊別中國25年的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和夫人費慰梅，應周恩來總理之邀來到中國訪問。此時，他們的“身份”已不再是美國“老牌特務”了。在費氏到來之前的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乘專機抵達北京。這是美國總統次訪問一個與美國沒有正式外交關繫的國家。世界政治格局由此發生巨變。在這之前，大約是1967年或1968年的某一天，一次偶然的機會，在由紐約開往波士頓的東行列車上，費正清與後來相繼出任尼克松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之職的基辛格博士邂逅，他們就中美關繫怎樣纔能恢復正常化交換了意見。費正清向基辛格提到了中國的納貢制度。他說，按照這種制度，凡是到北京參拜的外國君主都是皇帝的貴賓，美國的總統可以毫無顧忌地來往於世界各地，但就不同了，他可以在家裡接見任首，但他自己決不會輕易到國外去訪問。後來，基辛格含蓄地告訴他，這次談話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辦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期間，美國選手科恩無意中登上中國乒乓球隊的專車，陷入了沉默。這時，中國運動員莊則棟熱情地贈給科恩一塊杭州織錦，並與他握手。下車時，科恩手持織錦的場景被記者抓拍，成為爆炸性新聞。趁熱打鐵，作出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1971年4月10日，美國運動員來到中國，開始為期一周的訪問。隔絕了22年的中美交往大門由此打開。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小球撥動了大球。就在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期間，4月16日，費慰梅給梁思成寫去一信，表達她與費正清重訪中國的強烈願望。病重中的梁思成接信後將其翻譯，托夫人林洙送清華大學建工繫革委會。彼時，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風暴中，梁思成已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幸得周恩來關照，被送至北京醫院住院治療，仍須不斷交代自己的“罪行”。1968年10月，梁思成在一篇題為《檢查我的“愛國心”》的交代材料中，談到在1949年8月至9月針對美國國務院對華關繫白皮書發表的五篇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梁思成說，讀到這些文章後，自己纔“如夢方醒”，“但在當時，我並不懂得，因而也沒有深入地聯繫到自己的思想檢查自己，而認為自己從清華園解放的那一天看到了紀律嚴明、和靄可親的人民解放軍始，就已衷心擁護共產黨，熱愛。我絕不是‘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而是‘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的。盡管過去我對美帝國主義完全沒有認識，但讀了這幾篇文章，已經豁然開朗，有了明確的認識了。我對美帝絕無什麼幻想，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抗美援朝運動更堅定了我這信念”。在這份交代材料裡，梁思成提到了他和亡妻林徽因的好友——費正清及其夫人費慰梅。梁思成寫道，大約在1951年秋，費氏夫婦來信稱，在朝鮮戰爭中，中國方面是“侵略者”，“我當即復信義正辭嚴地予以駁斥，並正告他們：從今以後，他們和我已是敵人，和他們絕交了。1955年，我妻林徽因逝世，他們又來信弔唁，我就根本沒有理他們”。梁思成將費信譯出後，給清華大學建工繫革委會附上一信，托林洙一並交付，信中介紹了他與費氏夫婦自1930年代在北平相識之後的交往情況，又提到“絕交”之事：“抗美援朝時，他們曾來信說什麼‘聯合國軍’是在聯合國大會上正式通過由三十多個國家組成的，反而誣蔑我們是‘侵略者’。我怒不可遏，回信把他們痛罵一頓，並說，‘以往你們曾是我的朋友，今後，你們已是我的敵人了’，與之絕交。1955年，先妻林徽因去世後，（不知他們怎麼知道了，）曾來信弔唁，我也根本沒有理他們。”與費氏“劃清界限”之後，梁思成接著寫道：“費慰梅在重慶時和我們黨可能也有些接觸。我和林徽因認識龔澎同志，竟是費慰梅在重慶介紹的。（龔澎同志不久前已去世，估計喬冠華同志當時也隨周總理在重慶，可能對他們有更多的了解。）斷交廿餘年後，在今天新的形勢下，特別是在總理接見了美國乒乓球運動員之後，她又來信，並流露想來的意思。應如何處理？是否要答復他們？請指示。”信遞了過去，杳無音信。在北京醫院，林洙與梁思成的“病友”華羅庚說道此事。華羅庚說，這麼重要的事情，你應該把信直接交給周恩來總理，信隻要交到中南海北門的門衛處，總理當天就可看到。林洙聞罷，執信而去。梁思成沒有等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逝世前，他對林洙說：“等到中美建交的時候，你一定代我向費正清先生和夫人祝賀。”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繫。當月，林洙致信費慰梅：“我懷著極其激動的心情，向你和你的全家熱烈的祝賀中美兩國建交。同時我也有些悲哀的想到我親愛的丈夫梁思成，他沒有等到這一天就離開了我們……沒有想到這一天竟等了7年纔到來。”從此，林洙與費慰梅保持了近二十年的書信往來，直至費慰梅因病不能執筆。據梁思成晚年回憶，他與林徽因大約是在1933年，在“北京美術俱樂部”的一個畫展上，認識了John Fairbank和他的新婚妻子Wilma Fairbank。後來，梁思成分別給他們取了中國名字——費正清、費慰梅。當時，費正清在清華大學任教，並為自己的博士論文（1953年出版為《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收集資料；費慰梅剛從拉德克利夫學院（Radcliffe College）藝術史繫畢業。費氏與梁氏從此結下深厚友誼。費氏夫婦就住在西總布胡同，離北總布胡同的梁宅不遠，他們經常參加梁家的朋友聚會。費慰梅晚年在《梁與林》一書中回憶道：“徐志摩的朋友、哲學家金嶽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實際上是被梁家接納的一位成員，就住在鄰近的一座小房裡。從梁家客廳的側門，走過一個狹小的院子，就到了老金的住處。通過這扇門，他經常被找來參加梁家的聚會。一到星期六下午，流向就倒過來了，老金在自己的家裡與老友們相聚。那時，梁氏夫婦就穿過老金的小院，來到他的內室，與客人們打成一片，在座的都是他們親密的朋友。”這些朋友，包括張奚若、錢端升、李濟、周培源、陶孟和、陳岱孫等著名學者。“張奚若，一個講原則的人，快人快語而富感染力。”費慰梅追憶，“錢端升，尖銳的中國政府分析家，痴迷於國際問題。陳岱孫，一位高貴而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大高個兒。還有兩位年長一些的教授，在中國他們都是各自學術領域的帶頭人。李濟，受教於哈佛人類學和考古學專業，領導著中央研究院的殷墟發掘。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在倫敦留學，領導著很有影響力的社會研究所。他們與建築史家梁思成、哲學家老金一樣，擁有全新的觀念，致力於用科學的方法研究中國的昨與今。”1934年夏的一次古建築考察是梁氏與費氏為難忘的經歷。他們結伴調查了山西汾陽至趙城（今洪洞）的三四十處建築，行程三百餘裡。其旅途之艱辛，如梁氏所言：“因同蒲鐵路正在炸山興築，公路多段被毀，故大半竟至徒步，滋味尤為濃厚。”費慰梅則為她和費正清客串了一次“古建築測繪員”而興趣盎然：“四個人歡歡喜喜徒步或騎毛驢考察了附近的寺廟，遠一些的地方，我們就租傳教士的汽車去。正清和我很快就熟悉了丈量等較簡單的活兒，思成拍照和做記錄，徽因則從寺廟的石刻上抄錄重要的碑文。”這是1928年梁思成與林徽因從美國留學歸來之後，進行的無數次古建築調查之一。此前一年，趙城廣勝寺宋版藏經之發現，轟動學術界，梁氏順此線索，邀費氏同往，欲探查廣勝寺建築是否也為宋構，到後大德七1303年）的一次地震致“古剎毀”，現存代重建，“不過梁架的做法，極為奇特，在近數年尋求所得，這還是的一個孤例，極值得我們研究的”。那些年，為讀通宋《營造法式》，梁氏竭力尋找、調查、測繪中國早期建築，並在1937年六七月間發現了唐代木構佛光寺東大殿。也正是在那時，日本全面侵華，打斷了他們的工作，二人流亡至中國西南，雙雙病倒。此前已回國的費氏夫婦來信建議他們到美國避難，梁思成復信：“我的祖國正在災難之中，我不能離開她；假使我必須死在刺刀或炸彈下，我也要死在祖國的土地上。”1942年9月，費正清抵達重慶，參加美國駐華使館的工作。11月，他到四川李莊看望避居在那裡的梁氏夫婦。眼前的一切，使他震驚了：“我深深被我這兩位朋友的堅毅精神所感動。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們仍繼續做學問。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在抗戰烽火之中，在喫不飽、穿不暖、缺醫少藥的惡劣環境下，病入膏肓的林徽因協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國建築史》、英文《圖像中國建築史》的書寫。這兩部裡程碑式的著作，在梁思成逝世之後纔得以出版，為讓後者能夠在美國面世，費慰梅在晚年傾盡全力。很難知道梁思成在前述交代材料中寫下與費氏夫婦絕交字樣的心境。事實上，在與費氏“絕交”之後，林徽因逝世次年，費慰梅來信弔唁，梁思成並未“根本沒有理他們”。1956年12月30日，梁思成在給費慰梅的回信中說：“親愛的慰梅：時隔這麼多年收到你的來信是意外之喜……我知道你願意分擔我因徽因逝世的悲痛，你的同情與悼念讓我深深感動。已過去逾一年半的時間了。徽因勇敢地與惡化的健康狀況戰鬥，直至生命的後一刻。”不過，在這封信裡，梁思成沒有提到1951年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處境，也沒有提到他和林徽因關於保護北京古城的建議未獲采納之後的處境，更沒有提到1955年他在中共高層發動的“對以梁思成為首的復古主義建築理論的批判”中的處境——正是在那場批判中，1955年4月1日，林徽因永別人世。“也許可以稍稍告慰你的是，在生命後的6年半時間裡，在生活與工作中，徽因從來沒有如此快樂過。”梁思成在信中寫道，“和今天中國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她懷著堅定不移的信念與的自信，看到了她的國家和人民偉大而輝煌的前景。盡管健康狀態十分糟糕，她卻自豪地與其他建築師們一道，分擔著重建國家和培養未來建築師的責任，她被任命為北京市高級建築師和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同時在清華大學執教，被選舉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她甚至找到機會改進景泰藍的設計（記得它們曾經是多麼丑陋嗎？！），日復一日地‘浸泡’在車間裡，緊張地與工匠們一起工作，創造了精美的作品……也許她的遺憾是，她沒有活著看到自己在生命的後幾年裡為之傾盡全力的光明未來。”以上這些文字，揭示了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之後，林徽因生命後6年半的時光裡，梁與林內心世界之一面。而在那些年裡，他們所承受的衝擊與心靈困惑，無一字提起。在梁思成接受思想改造的時候，大洋彼岸的費正清也陷入人生的低谷。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這之後，費正清被卷入1950年代對美國政壇震動的事件——麥卡錫主義風波之中。1950年2月，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宣稱，美國政府尤其在國務院裡有大量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特務。這如同晴天霹靂，美國上下一片嘩然。美國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立即組成專門機構進行空前廣泛的“忠誠調查”，在近4年時間裡，鬧得天翻地覆，禍水橫流。費正清因為對美中關繫和中國革命這樣的重大問題發表過許多非純學術性的言論，自然難逃此劫。中國的“抗美援朝”，使中美進入戰爭狀態，原來企圖跟中國共產黨打交道的美國朝野人士希望破滅，這對費正清這樣的美國學者來說無異於重大打擊，麥卡錫們則獲得攻擊對手的炮彈。1951年8月，費正清訪日申請被拒絕。隨後，他受到麥卡錫主義者的指控，稱他對中國共產黨有“無可懷疑的同情”，直到朝鮮戰爭爆發後還是中國共產黨“堅定的支持者”。有人甚至發誓說費正清1940年代加入了共產黨。使費正清震驚的是他的朋友——歷史學家卡爾?威特福格爾也將他“出賣”，故弄玄虛地說：緊要的不是費正清是否是共產黨員，而在於他是否幫了共產黨的忙。費正清與當年梁家茶座上的朋友、法學家錢端升良好的私人關繫也被列為一大“罪證”——“1943年，你妻子曾要求付給錢端升稿酬，並由她寄送給中國的錢端升。”費正清詫異道：“人如果被列為懷疑的對像，那麼他的一切活動均可能被視為可疑的行為。所謂的罪名一經株連，便會不間斷地蔓延，一個小小的污點可能會被放大成謀叛，足使你有口難辯。”在這場政治鬧劇中，有人丟掉飯碗，有人淪落海外，有人被判有罪……共產主義人士羅森堡夫婦甚至被處以極刑。費正清被迫證明自己是“清白”的，終因麥卡錫歇斯底裡樹敵太多聲敗名裂，而得到“平反昭雪”。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歷史學教授鄧鵬，在《費正清評傳》一書中，對這段歷史發表評論：“有些時候，民主政治離愚民政治實在隻有一步之遙。”可以想像，梁與費若能重逢，心中有多少話語需要傾訴。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氛圍裡，梁即使見到了費，觸及自己的坎坷遭遇，多半隻會無語——1950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中，時常在《參考消息》上出現大名的費正清，可沒少讓他的中國朋友受罪。“必須交代同美帝國主義分子的密切關繫，”1957年8月，《北京日報》載文揭發“右派分子”、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錢端升到美國哈佛大學教書，住在費正清家裡十一個月。費正清這個老牌特務這樣看得起錢端升，把他請到家裡去住，關繫之密可想而知。錢端升與費正清是什麼關繫？接受了費正清的什麼任務？替費正清做了哪些反共反人民的事情？”錢端升被迫寫出《我的罪行》，被登在《北京日報》上示眾，其中交代了他與費正清的關繫：“我還和披著‘教授外衣’的美國特務費正清有過長期的關繫。自一九三七年起，我到美國必去訪問他。在一九四七年鼕到一九四八年鼕，我到了現在看來是敵國的哈佛大學。當時我就住在他家中。這還不夠，解放後，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為了促成我用英文寫的一本關於舊中國政府的書的出版，並為了要他代購一些書籍和代領應退的一部分所得稅，我去過二十封信，他來過十八封信。信中還講到許多一個愛國的中國人所決不會講的話。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去信有這樣一段：‘作為一個要求合乎時代的中國人，我誠意地欽佩新秩序的締造者，盡管我本人可以遭受一些不方便和不諒解，而且在今後還會遭受’。九月六日去信有這樣一段：‘我的在貝克萊（加州大學所在地）和倫敦的中國朋友告訴我說，他們知道一些關於我的廣為流傳的信，我想這一定是指我給你的信。請將此信留給你自己（就是不要流傳之意），因為，有時可以有復雜的事情發生。’這件事他於十月四日來信也承認了。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的去信中介紹了國家經濟好轉情況，寫這些信，不但是敵我不分，喪失了民族的立場，而且使敵人可從中取得情報，從而加以渲染曲解，以達到誣蔑我們黨、我們人民的企圖。……費正清披著‘中國近代史專家’的外衣，長期為美國國務院服務，抗戰期間內更往來於中美兩國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有意識地為美國帝國主義培養一批白皮書中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而我就是其中突出的一個。” 錢端升哪裡想得到，十年後的一天，費正清這個“老牌特務”與錢端升在哈佛大學教書時的學生——基辛格，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談，竟“改變了歷史的進程”。1972年5月，作為中美關繫史上的功臣，費正清偕夫人費慰梅在周恩來的邀請下來到北京。“對於我和慰梅來說，1972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們畢業40年之後的一次同學的聚會。”費正清晚年在自傳中寫道。但是，在這次“同學聚會”上，他們再也不能看到梁思成了，僅僅因為遲到了一百多天。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費正清致辭：“這次回來，我們失去了一半的中國！我們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經去世了，他們在我們的心中就等於中國的一半。可是，這一半，我們永遠地失去了！” 費正清、費慰梅見到了金嶽霖、錢端升、張奚若、周培源、陳岱孫這些1930年代在梁家茶座上的老友，興奮之餘，多少有些失望。在當年的朋友圈中，執教於清華大學政治學繫的張奚若與費正清很談得來，在梁家雅聚，他們坐下來一聊，往往就是幾個小時。可是，那般傾心的交談，在這一次久別重逢中，成為明日黃花。費正清在自傳中寫道：“昆明時期的自由主義人士張奚若，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極力鼓吹過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個人主義思想，令人奇怪的是，他現在搖身一變成了一位極力捍衛集體主義的官僚，並曾一度主管過高等教育工作。他由他那位漂亮的妻子和一名護士陪同，特意前來探望我們，那位護士不時地為他量著血壓（有護士在場，看來他不會出什麼問題的）。能在這裡再一次見到他，我們感到非常高興，張講話多，但沒講出什麼內容。他怎麼晉升得這麼快？其中的奧秘我們一無所知。”他以復雜的心情追述了與金嶽霖、錢端升的相聚：“在喬冠華為我們準備的晚宴上，我們見到了他的老師、邏輯學家金嶽霖，參加宴會的還有錢端升，他們身上穿著新制服，是用轎車接來的。他們兩人一直過著幽居獨處的生活。錢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從此便與大眾生活隔離開來。他坐在一個非常不顯眼的角落，離宴會主持人相距甚遠。我想，他幾乎要變成端湯上菜的傭人了。喬冠華建議說，希望金先生和錢先生常能來賓館探望我們，他說話的聲音很大，人人都能聽到。這顯然是在向公安人員打招呼，委托他們安排辦理此事。後來他們一起來到了我們房間，我們有如久別重逢的知己一樣，促膝交談，敘舊話新，但他倆對他們個人的經歷卻隻字未提。在談到我因與錢的聯繫而遭起訴的時候，我把我個人與麥卡錫主義鬥爭的經歷一古腦兒地傾訴出來，可當提到他因與我通信而遭指控的時候，錢端升對他此後的遭遇卻閉口不言。”費正清很想知道朋友們後來的境況，卻一無所獲。這種情況在1979年1月林洙遵梁思成遺囑給費慰梅寫去封信之後，發生了變化。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的那個年代，林洙與費慰梅通信仍冒著極大的風險。但懷著對梁思成、林徽因與費正清、費慰梅偉大友誼的敬意，和對梁思成深深的愛，林洙義無反顧。如今，這些信件已是無比珍貴的史料，讓人常讀常新。王軍2015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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