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半生

為什麼不愛笑

打工記

師恩若水  

臺上的尷尬時刻

南漂兒  

碼字生涯  

我要上春晚

重出江湖  

我要出圈兒

故人和故鄉的故事

我的母親  

趙家三輩人

一些故人

尋找故鄉 

有定數的生活

我有酒，也有故事

喫貨精神

飯局漫談  

借錢的藝術

理想會變成現實

相聲畫兒

一不留神就老了

虛度了五十年，不是謙虛，真是虛度。我讀名人傳記，看人家經歷了那麼多的悲歡離合，大起大落。而我的人生呢？仿佛文筆拙劣的編劇寫的劇本，剛有個開場，沒有懸念和波折，馬上就進入了結局。

回首往昔，我也想努力地感慨一番，不然就顯得我的人生太無趣了。

而立之年，我寫劇本掙了幾萬塊錢。朋友前呼後擁，每天喫晚飯至少能湊一桌，都是我請客！後來買了輛兩廂夏利，在我心目中那車相當於現在的路虎。那時候我很快樂。

在不惑之年參加相聲大賽，說了段單口相聲。某天晚上打車，師傅說：“你不是說單口相聲的方清平嗎？”這可以說是我人生次踫見粉絲，我當時的高興程度，不亞於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我腦海裡想起了大雜院裡那個守在破收音機前聽相聲的窮孩子，想起了在公園說相聲，招來路人輕蔑眼神的無業遊民。

我愣是到金鼎軒花三百多塊錢，請這位知音喝了頓酒（師傅把車停飯館門口，喫完就打車走啦）。

後來我把單口相聲說出了北京，說遍了全國。走在拉薩的街頭，一位藏族同胞喊我：“方清平！”到了西雙版納的基諾山，一位基諾族的兄弟看著我說：“你是說單口相聲的？”澳大利亞一個華人富豪有抑郁癥，在當地華人醫院的電視屏幕上看到我的相聲演出，很是喜歡，從那以後他聽我的段子慢慢緩解了抑郁的情緒。他托一個回國的醫學教授帶話給我表示感謝，還委托教授為我診病。我心想：作為一個說單口相聲的演員，我這輩子值啦！

我仿佛有點兒悟了。

“人生如夢”這話太準確了。回憶起過去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仿佛是另一個自己，一切都變成了過眼煙雲，沒在生命裡留下一點兒痕跡。

在我年輕的時候，社會上講究資歷，都是歲數大的人說了算；如今我上了點兒歲數，也到了給別人指手畫腳的年齡，情況又不一樣了，現在沒人聽老年人“掰扯”了！

那我也想拍拍老腔兒奉勸一下年輕人，不論你正經歷著幸福或者煎熬、榮譽或者羞辱，都別當回事兒。那就是個夢，早晚有醒的時候。你隻要把這一覺睡舒服就行了，保養好身體，等夢醒了的時候，還能出去活動活動。

我還悟明白了四個字—“人生如戲”。

這話在追悼會上體驗得深刻。以前參加追悼會，錐心刺骨地難受，痛哭失聲。現在呢，感覺跟演了一場戲差不多，恍恍惚惚就過去了，的區別就是沒地方領勞務費。

以前聽說身邊有親友去世，無比震驚、悲痛。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邊離去的親友多了起來，也就逐漸淡然了。生死是自然規律，誰都有那麼一天，包括我自己。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是人生還是演戲，從人的內心感受來講沒什麼區別。

我十幾歲時的理想是跟馬三立先生一樣，每場演出都那麼火爆，一出場就贏得滿堂喝彩，我衝觀眾頻頻作揖。

二十歲時，我的目標是掙好多好多錢，天天喫鹵煮火燒，隔一天來一頓爆肚，一個星期涮一次肉，一個月去一回全聚德。

三十多歲時，我希望的是出去跟哥們兒喝酒的時候，有個漂漂亮亮的女明星跟著我。我輕描淡寫地向哥們兒介紹：“這是我女朋友。”女朋友羞澀地衝我一笑，“討厭！”

四十歲，說單口相聲有了點兒名氣，我的想法是用這點兒知名度多賺點兒錢，哪怕過氣了也有錢花。

現在五十歲了，我的人生目標就是身體健康，多活幾年。怎麼突然不著邊際地發了這麼多感慨呢？因為我生病了。

醫生給我開了一摞檢查單，這十幾天我把所有的項目全檢查了一遍，也順便把醫院內部復雜的地形全摸清楚了，估計當個醫導都沒問題。

我把化驗單交給醫生—他是我的哥們兒，看了我的化驗單，他跟我說：“方哥，你太不注意了！你知道你現在什麼情況嗎？七八十歲的老年病的指標，都該進ICU了！”化驗室的哥們兒還說，我的情況真的離死不遠了。

我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怎麼也睡不著。突然感覺病房有點兒像寺廟，讓我可以把塵世的欲望和煩惱都拋在腦後。眼前一片雪白，腦子裡也一片空白。

外面傳來淒慘的哭聲，我突然冒出個念頭，感覺死的人是我，哭的人是妻子……後來哭聲變成了罵聲，再後來我知道了—原來是一位病人喝多了，在撒酒瘋。

隔壁一個怪老頭兒又在罵人了。估計給他輸液的不是年輕護士，而是上了歲數的護士長。怪老頭兒已經病危了，連兒女都不認識了，但是他能分辨出年輕護士和歲數大點的護士。年輕護士給他輸液，他就笑；歲數大的護士給他輸液，他就罵街。

護士長又在數落對門病房的那個護工。護工是一位中年農村女性，照顧一個單身老頭兒。兩人私訂了終身，女護工到了晚上總是跑到老頭的病床上睡，讓老頭兒睡她的折疊椅。

白天老頭兒的兒女還把女護工罵了一頓，說她想霸占老頭兒那兩室一廳的房子，“沒門兒”。

醫院是個神奇的地方，外面很亂，我的心卻出奇地寧靜。以前腦子裡想的是前途、事業、金錢，現在腦子裡考慮的是健康、死亡。

因為我的時間不多了。

我假想著妻子聽到醫生說“我已經盡力了”之後，痛哭失聲的情景。

我假想著親友們聽到噩耗時驚訝的表情。

我假想著自己的追悼會—

追悼會一定要在八寶山舉行，老字號講信譽，保證骨灰是自己的！估計進不了一號廳，我的級別不夠，團裡不給報銷。不進也好，一號廳太大，萬一去的人少，顯得太冷清。

二號廳就可以，大小適中，顯得溫馨。二號廳有四個：梅、蘭、竹、菊，就在梅廳吧，離洗手間近，親友們上廁所方便。

致悼詞的是誰呢？理想的人選應該是馮鞏，他是我們單位領導，我又是他調進團的，這事兒他應該幫忙。他會不會說那句“我想死你啦”？這回是真給我想死了。

要說死了也挺好！平常我見著他得點頭哈腰的，這回他得給我鞠躬。我連禮都不用還，一還禮能把他嚇死！

親友們還要轉著圈瞻仰遺容。不知道給我化妝的師傅手藝如何，我不希望化得面無表情，好有點兒笑容。活著的時候大家說我是“冷面笑匠”，死了的時候總該笑著跟大伙兒告別。

我估計沒幾個真哭的，好多都是來看熱鬧的！追悼會結束還得請大家喫飯。在中國，結婚、生孩子、辦喪事……干什麼事兒都離不開請客喫飯。

這幫人喫飽喝足，拿著打包的剩菜回家了。家裡人還問呢—

“今天干嗎去了？”

“參加追悼會去了。”

“誰去世了？”

“就那誰……哎，今天燒的是誰來著？哦，想起來啦，是方

清平。”

“方清平死啦？”

“啊！”

“……你帶回什麼菜啦？”

這事兒就算永遠過去了。

第十天，大夫的話打斷了我的遐想，“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指標大部分都恢復

了，看來就是喝酒造成的。”

突然間，出大名、掙大錢、買別墅這些事情又一起湧上了我的心頭……

但我還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寫一本書。

我摸著黑打開電腦，開始寫。

我應該總結一下，活了大半輩子，雖然沒有多大成就，但是有經驗教訓，給年輕人當個反面教材也好。我年輕的時候就是因為沒有反面教材，生了好多不該生的氣，著了好多不該著的急，也享了好多不該享的福。

不過話說回來，那時候真有這書我也看不進去。俗人都是事後諸葛亮。當然了，也有一輩子糊塗的。在廬山裡頭就能看清楚廬山長什麼樣的人，那纔是真諸葛亮呢！

為什麼不愛笑

有人叫我“冷面笑匠”，因為我在臺上不愛樂，到了臺下，也跟面癱似的。小時候我就這樣，整天面無表情，心事重重的。

那時候的孩子，沒有好喫的、好穿的、好玩的，但是快樂並不比現在的孩子少，不過我跟一般孩子不一樣。

首先，我爸爸有海外關繫。我爺爺在印尼做過生意，當然了，跟李嘉誠、霍英東沒法兒比，也就屬於“小商小販”。20世紀50年代末，印尼排華，我爺爺的資產留在了國外，人逃回老家。後來趕上自然災害，我爺爺倒是沒受什麼罪，直接餓死了。

我們家的海外關繫死在國內，卻給我爸爸弄了個海外關繫。有海外關繫，就有人說你可能是外國特務，有可能在北海公園跟人接頭，把咱們的圖紙卷在一本畫報裡，交給另一個特務。

我爸爸原來在鐵路部門搞技術，後來不讓他搞了。干脆，修鐵路去吧。一個搞技術的人，被派去干全單位沒有技術含量的活兒。他跟一般修鐵路的人也不一樣，隨時被監視，防止他給外國人發電報。我爸爸哪兒會發電報呀？他有急事兒跟老家聯繫，還得去電報大樓那兒。那時候的人思維都比較跳躍，他們假想我爸爸會發電報，他的手表、皮鞋或者自行車坐墊，都有可能是發電報的工具。他們假想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爸爸會拿出皮鞋，用手指敲擊著鞋跟，“嘀嘀嗒嗒”地給外國人發電報。

雪上加霜，我爸爸又犯了重婚罪。我爸爸在福建老家結過一次婚，那時候纔十幾歲，父母包辦，沒什麼感情。二十歲時我爸爸跟著王震將軍的鐵道兵修鷹廈鐵路，從老家出來之後，他就跟老家的女人徹底斷了。

老家的媳婦兒不甘心，找上門來。我爸爸當初跟她結婚的時候就沒領過結婚證，後來也就沒辦離婚證。但按當時的政策，我爸跟我媽結婚，就等於犯了重婚罪！

那年頭，兩人搞對像在河邊親熱，讓糾察隊遇上了都得定為“流氓行為”，進行嚴厲的批評教育，更甭說犯重婚罪了。我爸爸差點兒因為這事被關進監獄，領導讓他在工地上接受改造，工資停發，隻給生活費。

單位逼著爸媽辦理了離婚手續，但兩人誰也離不開誰，所以還同住在娘娘廟胡同那間小平房裡。我的記憶裡，我媽每天回家就是躺在床上罵我爸爸，扯著脖子罵，她心裡委屈呀！我爸爸有海外關繫，停發工資，住媽媽單位分的房子，這些她都忍了。如今她又由名正言順的妻子變成了“第三者”，擱誰誰不生氣呀？

我媽氣出了心髒病，經常是罵著罵著就昏過去了。爸爸趕緊從房管局借來手推車，送她上醫院。我快步跟在爸爸後面，驚恐萬分，擔心媽媽會出現生命危險。

第二天早上，我出家門總是低著頭，因為爸媽頭天晚上吵架了，我覺得丟人，覺得鄰居會看不起我。後來上小學，隻要學校讓帶戶口本，我就特別緊張。因為我被判給了我媽，所以戶口本裡沒有我爸的名字，我媽的婚姻關繫一欄填的是“離異”，我怕老師跟同學看不起我。

有時候在家睡覺，我會在半夜被吵醒。睜眼一看，家裡站著一屋子人，是街道居委會的大媽來查戶口。爸媽已經離婚了，還住在一起算是非法同居。我爸被居委會的大媽們訓斥一頓之後，深更半夜的，還得騎車帶著我回單位住。因為房子是我媽媽的單位分的，所以他得離開。

我在爸爸的單位住過一陣兒。我們就住在廢舊的火車車廂裡，一節車廂住了十幾個工人，夏天的車廂讓太陽曬了一整天，晚上睡覺跟進了蒸籠一樣，我熱得整夜睡不著。

爸爸心疼我，晚上就帶著我到野外露宿。蚊蟲太多，爸爸就從野地裡撥了蒿子，點燃熏蚊子。那時候爸爸沒有朋友，他一肚子的委屈隻能向我傾訴。我雖然歲數小，但是大人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大人的煩惱也是我的煩惱。

爸爸經常問我：“你現在被法院判給了媽媽，萬一警察讓你跟媽媽過，怎麼辦？”我小時候感覺媽媽很兇，害怕媽媽，趕緊說：“我跟警察說，就跟爸爸過。”

爸爸欣慰地笑了，我可發愁了。我擔心那天真的到來，我害怕見到穿制服的警察。

白天爸爸干活，我獨自在鐵軌旁玩兒，會有好奇的工人過來問：“你爸爸還跟你媽媽住在一起嗎？”我斬釘截鐵地回答：“沒！” 我怕這人是便衣，來打探我爸爸的情況。

遠遠地看到我爸單位的領導過來，我會迅速地躲起來。我知道單位不讓帶孩子來上班，讓領導看見我，爸爸又會被狠狠地罵上一頓。

整天擔驚受怕，再加上營養不良，導致我小時候長得腦袋大、身子小，還有點兒雞胸脯。醫生說我嚴重缺鈣，有得軟骨病的危險。

我為什麼不愛笑呀？受到小時候這些經歷的影響，我還笑得出來嗎？

我童年大部分時光是在奶奶家度過的。奶奶不是我的親奶奶，是個街坊鄰居。我出生一百天就住到了她家，直到上小學纔離開。

他們家三個孩子，加上她和老伴兒總共五口人，就靠老伴兒每個月的幾十塊錢工資生活。奶奶靠著精打細算，把家中的日子過得紅紅火火。老兩口非常和睦，幾十年來從沒紅過臉。雖然窮，但是孩子們都穿得干干淨淨的，絕不比別人家孩子差。

三個孩子慢慢長大，爺爺那點兒工資實在不夠花銷，奶奶就幫人帶孩子貼補家用。要買菜、做飯、做家務，照顧老伴兒和三個孩子，再幫人看護孩子，奶奶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是奶奶臉上從來沒有過一絲愁容，一家子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她跟大多數老

百姓一樣，知足常樂。

奶奶家雖然缺錢，但是她不是守財奴。我剛出生一百天被送到奶奶家的時候，說好了一個月給她十五塊錢。那年代物價雖然不像現在天天漲，但是也有緩慢的浮動。我四五歲的時候，別人給人看孩子的價碼已經是三十塊錢一個月了，她跟我們家還是隻要十五塊錢。她知道我們家日子也不好過。老人還會把自己家出來的糧票送給我們家。她心疼我，擔心我回家喫不飽。

等我上小學時家裡不給奶奶錢了，她還是讓我放學後到她家去做作業。趕上父母下班晚了，就讓我在他們家喫飯。

後來奶奶家的三個孩子都參加了工作，家裡的日子總算好過了。奶奶卻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醫生說了，她的病就是常年營養不良造成的。她把肉都留給老伴兒喫了，因為奶奶總說她老伴兒得上班掙錢養活一家人。

奶奶從十幾歲嫁到北下關，一直到去世，都是在那兩間小屋度過的。這麼多年她從來沒跟鄰居拌過一句嘴，街坊鄰居也從沒有說過她的壞話。

她走得太早了，去世那年纔五十歲。

一輩子受累，卻沒享過一天福。

師恩若水

我的師父是李金鬥先生。

傳統的師徒關繫，不但對徒弟的藝術負責，對徒弟為人處世、道德品質方面也做約束，連娶妻生子、買房買車、買菜做飯等大事小事，全都得手把手教。自從說相聲能養活自己，我就不在家待著了，天天跟師父混。

從清末有相聲這個行業開始，直到20世紀50年代，相聲界拜師都有很嚴格的程序，要操辦一回酒席，舉行一個莊嚴的儀式，請來引師、保師、代師到場，隻有這樣，別人纔承認你是說相聲的。

拜師的時候還要有拜師帖，請到場的同行在上面簽字，作為入行的憑證。還要寫保證文書，在師父家學藝三年，期間如果出現任何人身意外都跟師父沒關繫。出師之後，三年零一節（一節就是四個月），徒弟掙的演出費都歸師父所有。

“文革”期間誰還敢舉行這麼個儀式？所以拜師這事兒就廢除了。一直到20世紀90 年代，拜師之風又漸漸興起。如今相聲界人士大聚會，往往不是在演出的後臺，而是在兩個地方。一處是某某的追悼會，一處是某某的拜師會。

如今很多拜師之“徒”並不說相聲，隻是喜歡相聲這個行業，喜歡老師的名氣和為人，或者就是喜歡這種傳統的師徒關繫，覺得讓師叔、師爺等前輩聚在一起是挺好玩兒的，跟武林大會一樣。如今的輩分跟歲數、藝齡、業績、資歷全都沒關繫，就是個排序的方法。

當初我們沒什麼錢，師父說了：“別花錢擺酒席了，我承認你們就行了。”

初次跟師父相識，是在丁廣泉老師家。丁老師要舉辦一個煤礦安全主題的相聲專場，有師父的一個節目，他去給丁老師送本子，丁老師就介紹我們認識了。當時師父已經聽說過“小馬三立”（我當年的外號）這個人，說了幾句鼓勵、表揚我的話。我跟付強送師父下樓，當時師父還沒買汽車，騎一輛生了鏽的老式自行車。後來我們纔知道，那輛車是美國進口的，要是擱到現在拍賣，能賣出一輛小汽車的價錢。

後來這個相聲專場參加中央電視臺的錄像，我們是個節目，師父在後面演。他站在臺邊看了我們的表演，我們請他提意見，師父很熱情，說：“有時間到家裡去，慢慢給你們說。”

過了幾個月，我跟付強要參加一個區辦的文藝會演，到師父家請他輔導。那時候師父雖已成名，但尚未大火，一家三口還住在五十平方樓裡。客廳是個狹小的長條形，而且沒有窗戶，白天也得開燈。

進屋換拖鞋時，我跟付強都露怯了。我們那時候靠演出掙錢挺難，不跟現在的孩子似的，會獅子大張口跟家裡要錢花，所以我們那會兒的生活有點兒窘迫。我們倆的襪子，全都露了肉。師父打開抽屜，取出兩雙襪子，讓我們倆換上。當時雖說有點兒尷尬，但是又感覺很親切，師父這個舉動一下拉近了師徒之間的距離。

中午到飯點，師父請我們喫的麻醬面。師父家的麻醬面很講究，花生醬跟芝麻醬以3∶7的比例調配，要攪拌很久，調得都出油兒了，用筷子挑起一點兒來，呈線狀流下。喫的時候再配上花椒油、醋、黃瓜絲兒，感覺奇香無比。

那時候我沒單位，沒本事，沒錢，屬於標準的“三無”人員。雖想拜師，成為相聲的正宗門裡人，但是一直沒有勇氣開口。

後來，我跟搭檔付強當兵到了部隊，四年換了三個單位，輾轉奔波，跟師父的聯繫就更少了。

但是師父並沒有忘記我們，在我快要復員的時候，師父給我打來電話，說南京前線歌舞團需要一個相聲演員，可以介紹我過去。對於當時的我來講，這是個非常好的機會，能提干，還能從文藝兵轉為職業相聲演員。

我到前線歌舞團考試，很順利地被錄取了。由業餘的轉為專業的，我終於有勇氣提出拜師的請求了。感覺自己跟師父說分量不夠，我跟付強托王丹蕾老師介紹，師父聽王老師說完，滿口答應。

王丹蕾老師是中國曲藝家協會的干部，話劇藝術家杜鵬先生的公子。可惜後來英年早逝，在五十歲出頭的時候，突發急病去世了。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會上，我給他磕了四個頭。因為他是我拜師的介紹人，對我有恩，我必須大禮參拜。

我跟付強作為徒弟到了師父家，跟師父提出了擺酒席拜師的事兒，師父當即拒絕。他說：“你們沒錢，花那冤枉錢干嗎呀？”

我拜師沒給師父買任何禮物，師父還給錢，讓我到南京之後，用這錢買禮物探訪一下在當地的相聲前輩，也算是到當地的相聲界掛個號。

就這樣，我拜師一分錢沒花，還賺了二百塊。

那年我二十三歲。

在南京待了半年我就離開了。一是水土不服，二是付強一個人在北京沒有搭檔，我又回到了北京，再一次面臨找工作的問題。付強得著個信兒，燕山石化有個文工團缺說相聲的。他把這事兒跟師父一說，師父馬上花錢雇了一輛專車，帶著我們到了幾十公裡外的

燕山石化。因為我們是師徒關繫了，我們的事兒就是他老人家的事兒。領導一瞧師父去了，看著名人的面子，馬上答應錄用我們倆。

學藝

師父的名氣大，藝術造詣太深，我們見了師父就緊張。師父讓我跟付強表演一段相聲，我們倆說得磕磕絆絆，緊張得滿頭是汗。

師父自然不滿，一頓訓斥。然後他親自示範，讓我們再來一遍。這下我倆更緊張了，說得還不如上一遍。師父更加生氣，又一頓數落。

我把師父教的東西都記在心裡了。回到家裡放松下來，回憶師父示範的過程，一遍一遍地練動作、練表情。

相聲這種東西不但要靠學，更需要靠熏陶。那幾年我們跟師父朝夕相處，他四處演出，我們就在旁邊觀摩。跟著他排練、對詞兒，細心揣摩，久而久之也潛移默化，受益匪淺。

隨著師父的名氣越來越大，演出也越來越多，他已經沒有時間教我們倆了。他深感我們的基本功底太差，就介紹我們到他的師父、我們的師爺趙振鐸先生那兒去學習。後來趙先生去世，師父又把我們介紹到他的師叔丁玉鵬先生那裡學習傳統相聲。

丁玉鵬先生跟師父本沒有太多的來往，但師父隔三岔五地就去看望丁先生。丁先生去世，師父給了一筆錢買墓地，還從頭到尾幫著張羅後事。

我那時候一直給付強捧哏，相聲說得不怎麼樣，還自以為說得不錯，師父恨鐵不成鋼。每次到師父家，我都要讓師父數落一遍。為了避免挨訓，我去師父家的次數漸漸減少了。有了段子也不讓師

父排練了，自己想怎麼演就怎麼演。三十歲開始，做了十年職業編劇，跟師父學說相聲的時間就更少了。

四十歲的時候，我重返舞臺說單口相聲，深感自己傳統相聲的基本功太淺。這時候我纔後悔起來，年輕的時候太貪玩兒了，沒把師父的一身本事學過來。隨著社會經驗的增長，我終於明白，師父當年對我們的批評，句句都是至理名言。如果當年聽師父的話，現在我的表演還能更上一個層次。

亡羊補牢，我又開始到師父家跟師父學段子了。師父為了見效快，還親自給我捧哏，合作表演。這也是他從王長友老先生那兒學來的經驗，當初他學藝，就是他的師爺親自為他捧哏。

有一次在師父家喝酒，師父推心置腹地跟我說：“你現在知道用功了？晚啦！一定要珍惜跟我合作的機會，我已經七十多歲了，說不定哪天，就上不了臺嘍。”

學禮

我獨自在外面闖蕩了幾年，纔正式拜師。師父教育我：“要想成為一名專業的相聲演員，必須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當時不理解師父的話，後來跟在師父身邊觀察，發現自己確實得學。

我在外面自由散漫慣了，說話辦事都毛毛躁躁的。師父說了，處事要穩重，遇見什麼著急的事兒都別慌。跟人交往的時候，說話辦事要慢條斯理，條理清楚，輕聲細語，注意禮貌。我父母都說，跟著師父一段時間之後，我像變了個人似的，變得懂事兒了。

師父對待藝術界的前輩們非常敬重，也很大方。隔三岔五地請老先生們喫飯，陪他們聊聊天。如果老先生家裡有什麼事兒，師父出錢出力，永遠是跑在前面的一個。外地的相聲演員來北京，師父更是盡地主之誼，請客喫飯，安排住宿。

這些我看在眼裡，記在心裡，也照著師父的樣子學。有付出就有回報，許是因為我做得比較到位，所以老演員也願意對我的節目進行指導，讓我受益匪淺。

外地的朋友來北京，我們熱情招待。人心換人心，外地有什麼演出，人家也總是想著我，給我提供了不少機會。

師父的社交面非常廣，各行各業都有朋友。經常應付酒局，還時不時地花錢請人喫飯。過去我不理解，認為這樣很累，浪費了精力和財力。但隨著年齡的增長，遇到的事情越來越多，我纔發現，師父積累的這些資源，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們晚輩都跟著受益。

比如說北京的各大飯店，趕上生意火爆的時候，如果你要請客喫飯，很可能訂不到包房。但是很多飯店都有師父的朋友，我可以去找他們。不但有包房，價錢打折，而且服務到位，在客人面前很有面子。

我現在跟師父住一個小區。當初師父先買的房，他告訴我這個小區環境不錯，我想買可惜已經沒現房了。又是師父的朋友幫忙，給我找了一套房。三年的時間，我這套房子的價錢已經翻了近一倍了。

後來就連我母親去世的時候買墓地，都是托師父的關繫纔辦成。

我沒辦過婚禮，覺得太麻煩。但是我曾經舉辦過一次訂婚宴，是師父給掏的錢。師父把我們當作兒女看待，認為我們的終身大事理當由他操辦。

師父還準備了紅包，師娘準備了首飾和衣服作為禮物，送給未來的“兒媳婦”，以表達作為師父、師娘的那份心意。我卻不爭氣，沒過多久就跟對方分了手。

我母親曾幾次住院，師父每次都親自到病房探望，還帶著錢來。

母親的葬禮，師父從早晨六點多幫著忙活，一直到取出骨灰，他纔離去。他總是不放心我們辦事兒，非得親自張羅。

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到災區采訪。趕上一次6.4級的餘震，剛從危險地帶撤出來，我的手機就響了，是師父的聲音：“電視裡說你們那兒震了，沒事兒吧？”兒行千裡母擔憂，師父對徒弟也同樣擔著心。

徒弟出名了，師父臉上有光，但是徒弟惹了禍，師父也得幫著了事兒。有一次我在酒桌上跟一位相聲同行頂撞起來，師父聽說了這件事，趕緊撥通那位前輩的電話，向人家承認錯誤，賠禮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