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啞劇界發生了一場重大變革。一位天纔演員在他近一部電影中用啞語表演，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像。他能滿足觀眾的各種需求，表演自始至終非常輕松自然。我們可以想像，在電影裡一個臉上化著妝的小丑在日內瓦街頭無聲地乞討奶黃餅，結果換來的卻是有毒的瓦斯；鏡頭轉向哈爾濱，他坐在一個火藥桶上，腳上穿著大號的平底鞋踢著一個大桶，同時向幾位軍官炫耀如何取勝，這裡漢語的“聲音效應”制造出良好的觀影效果；他在俄國的田野裡開一臺蘇聯式拖拉機；在印度他將一塊布纏在腰上；他手拄一根易折的拐棍，脫下那頂破舊的圓頂禮帽進入一家美國銀行。他以往扮演的角色永遠都是沉默不語、面帶沉思、滑稽風趣的人物。
——《紐約時報》
1932年4月15日
正如《紐約時報》的新聞評論員在上述摘錄中寫到的，查理·卓別林經常與電影角色（小人物）合為一體，而且全球各地的觀眾也覺得他表演的角色非常“入鄉隨俗”。他在美國居住長達40年之久，並於1921年和1931年至1932年間進行了兩次旅行1，這兩次旅行的原因是當時他拍攝的電影面臨著巨大風險，報紙上還刊登了他大量的私人丑聞。在這種情況下，卓別林決定到國外旅行。
卓別林於1921年動身前往倫敦，此時他剛剛執導完特色喜劇片《尋子遇仙記》。這部電影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正如查理·卓別林指出的那樣，這部電影是繼前兩部觀眾反響較差的電影《光明面》和《快樂的一天》後拍攝的；第二，當時報紙上接二連三地刊登了質疑卓別林演技的文章，比如《是否卓別林式的時尚已過時？》（《戲劇》1919年10月號）的作者指出，卓別林的魅力在於無休止地重復扮演的角色，反對將卓別林視為偉大的藝術家，原因在於他根本不具備藝術家的資格。
此外，這部電影不僅長達六卷，而且敢於冒險大膽嘗試在喜劇場面中加入悲情的成分2。另外，卓別林當時正從首次離婚丑聞中恢復過來，他同女演員米爾德麗德·哈裡斯的離婚手續於1920年8月辦理完畢。盡管馬蘭德3提議，媒體在報道卓別林離婚之事時好能溫和一些，但是美國的《德梅因星期日紀事報》（美國愛荷華州梅德因）還是用滿滿兩個版面報道了米爾德麗德·哈裡斯出庭時所做的法庭證詞4。這篇報道因獲得國際名人中心的授權而轉載在美國中部的各大出版物上，這讓卓別林真正成為跟他在電影中扮演的角色不相符合的另一個人了。
卓別林在1931年至1932年間進行的旅行也是由於這種相似的外部環境促成的。他出發前剛剛發布了影片《城市之光》，盡管這部影片中使用了同步音軌設備，但基本上還屬於一部無聲電影。1931年，音響技術已在電影行業應用了五年多5。所以，卓別林在這部電影上所冒的風險可想而知，以下證據足以證明這一點：為了讓這部電影得以上映，他不得不親身前往好萊塢和紐約尋找播映場地；為了讓這部影片能在加利福尼亞洛杉磯上映，他不惜大力資助岡比納在當地百老彙建造洛杉磯劇院；而且，他不聽合伙人的建議，擅自在紐約租下了喬治·M.科漢劇院放映這部影片6。在自己的私生活裡，他剛剛經歷了兩樁丑聞風波，樁即與第二任妻子麗塔·格雷的離婚訴訟案件，這場案件持續了很長時間，卓別林也備受折磨；第二樁就是他欠繳美國國稅局的稅款案件，這兩樁丑聞於1927年接連爆發。暫不論新聞報刊是如何報道卓別林—哈裡斯離婚內幕的，僅僅就卓別林—格雷離婚案本身就讓雙方當事人立場分外鮮明了。許多學者認為，公眾依據自身的教育水平和經濟收入分成了兩派，這種情形至少在美國是如此7。麗塔的離婚控訴材料編輯成一本小冊子，就像其他刊登各種社會丑聞的雜志一樣在街頭巷尾兜售。受到媒體的影響，公眾開始選擇站在哪一邊了8。支持卓別林的是他在藝術和學術領域的同行們（包括出版界的許多人），反對卓別林的是婦女團體和那些自以為擁有道德正義感的美國中產階級。然而，在歐洲卻沒有這種明顯的劃分，因為大多數人拒絕按照這種人性的具體弱點來評判卓別林的藝術成就。一篇名為《遠離愛情》的文章於1927年9月刊登在《歐洲快訊》上，這是由31位歐洲藝術家和知識分子聯合起來向公眾介紹他們對卓別林所處困境的看法，他們包括路易·阿拉貢9、安德烈·布勒東10、馬塞爾·杜尚11、馬克斯·恩斯特12、曼·雷13等人。
卓別林過著豬狗不如的日子。就在此時此刻這個天纔般的人物徹底輸了，所有人都對他嗤之以鼻，雖無懲罰卻慘遭毀滅。所有的言語都無濟於事，隻能用沮喪、消沉來表達憤慨，這滿足了一小撮卑鄙惡毒的小資產階級的口味，迎合了大眾臆想出來的虛偽心理，這簡直就是潦倒的生活。當美滿的婚姻面臨破裂時，天纔在法律面前一無是處。然而我們都知道，天纔在法律面前從來都是一文不值，一向都是如此。
美國政府選擇在這個不合適的時候（準確的日子是1928年1月20日）起訴卓別林欠繳稅款，查封沒收了他所有的資產，包括他經營的電影公司。1931年，雖然《歐洲快訊》中列舉的卓別林的不幸遭遇極大地削弱了普通公眾對他的憤怒情緒，但是這種情緒並沒有消失，反而隨時會如火山般突然爆發，這讓《城市之光》的放映變得越發緊張了。就像我試圖描述的這樣，這兩部影片（1921年《尋子遇仙記》和1931年《城市之光》）非常重要，卓別林在這兩部影片中進行了一種新的嘗試，這種嘗試可以讓他功成名就，也可以讓他身敗名裂。所以，這兩部電影就需要大力宣傳，而且還要采取一種前所未有的宣傳方式，纔能達到預期的目標。就是在這個時候，卓別林撰寫的遊記力挽狂瀾，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兩次旅行後，他分別出版了一種“宣傳”式的遊記：《我的國外之旅》（1922）和《卓別林：我的環球之旅》（1933—1934）。
歷史背景
卓別林於1931年2月初動身前往世界各地旅行，這時世界各國正巧陷入社會經濟政治危機中，德國希特勒煽動民眾反對自20世紀20年代晚期簽訂的《凡爾賽條約》。英國駐柏林大使賀拉斯·蘭伯爾德爵士（曾於1931年3月陪同卓別林一道前往柏林的一家劇院）於1929年3月在給他的財務顧問的備忘錄中警告說，如果戰爭賠款已經達到了謠傳的兩百萬馬克，“那麼政府內部就會出現不同意見，這或許會導致新一輪選舉”（引自吉爾伯特14）。德國的納粹分子和其他政治團體越來越不願意承受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心理負疚感，況且德國本身也無法繼續支付賠款。事實上，金本位制給世界各國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問題。正如卡羅爾·奎格利15指出的：“據估計，20世紀20年代世界上金子儲備每年需要增加3.1%，這樣纔能維持世界各國在金本位制下經濟的穩定發展。然而1920年後，金子的產量低於這個百分比。”這種看法與國際聯盟的意見是一致的，後者認為，目前世界各國實行的金本位制將會導致“淘金熱”及接踵而來的金子短缺現像。事實上，早在次世界大戰前，黃金在各國之間的分配就已經出現不平衡現像，這說明次世界大戰前的經濟體繫已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實際上，美國次世界大戰後實施的“貸款政策”未能令美聯儲實行上述做法，原本美聯儲打算采取措施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越來越多的貸款流入股市投機商的手裡。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崩盤，進而影響波及世界其他地方。奧地利、英國等國及整個歐洲經濟於1931年陷入了經濟大蕭條時期。
這本《卓別林：我的環球之旅》有趣的地方是，1931年，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卓別林卻成為許多社會重大事件和人們關注的焦點。當年2月，卓別林赴拉姆齊·麥克唐納首相16別墅進行拜訪，並對首相閣下說，他贊同發放失業救濟金。卡羅爾·奎格利認為，他在與任工黨出身的首相談話中提到了英國議會於1929年能夠阻止美國股市崩盤的命運，因為英國人會在他選舉勝利後，立即將資金彙入美國。2月26日，卓別林出席了丘吉爾在查特韋莊園舉辦的晚宴，當時幾位年輕議員也在場，卓別林提到“列寧和甘地都沒有發動革命”，當時離甘地從總督歐文勛爵的監獄裡釋放出來（3月4日）還有一些時日，後來甘地承諾停止國內的不合作運動後纔重獲自由。卓別林也無法預測，1931年17的金融危機於當年夏末席卷倫敦，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他們要求成立屆國民政府，這與卓別林給麥克唐納首相提出的建議不謀而合。國民政府由四位保守黨員、三位工黨黨員和兩位自由黨黨員組成。正如奎格利所言：
“當時的英鎊不堪一擊，主要有以下五個原因：一、英鎊被高估；二、英國的生產成本相比市場價格缺少更大的靈活度；三、黃金儲備量極少；四、當時通貨緊縮嚴重，公共負債過重；五、倫敦短期國際股票的債務已超出資產額數倍（資產額為一億五千三百萬英鎊，債務已達四億七百萬英鎊）。”
法國和美國分別於7月和8月借款給英國一億三千萬英鎊，想和法郎在英國市場上的流通阻止英鎊的進一步貶值。但是，黃金仍舊流向國外，兩個月內就已達兩億英鎊。9月18日，卓別林返回倫敦時，美國和法國已拒絕繼續借款給英國財政部。同時，這場金融危機迫使英國於9月21日停止使用金本位制，此後一個月，卓別林還見證了英國保守黨阿斯特子爵夫人18當選。在此次選舉中英國保守黨贏得多數席位，卻決定保留拉姆齊·麥克唐納領導的國民政府，旨在維持社會的穩定。
自此以後，世界各地不再擁有統一的經濟體制，而是形成了兩種經濟格局，即以英國為中心的英鎊集團和以美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瑞士為主的黃金集團。然而，英國並沒有因為放棄金本位制而實現經濟復蘇，多虧了實行通貨緊縮政策纔得以度過經濟蕭條時期。直到1933年，英國物價再次上漲，失業率增加，經濟復蘇進程纔緩慢下來。
當卓別林於1931年3月9日至16日抵達柏林時，希特勒於15日向所有納粹黨官員做出指示：“農民從骨子裡仇恨猶太人，他們對服務於猶太人的英國共濟會也存在著敵對的情緒，我們必須將這種情緒煽動到極致。”（引自吉爾伯特）卓別林是否親眼目睹了自1930年以來納粹黨人對猶太人不斷實施的暴力行動？他是否意識到了德國的失業人員已達五百萬？就在他打算從柏林前往維也納之前，德國總理布魯寧宣布與奧地利結成關稅同盟，這個提議沒有得到國際聯盟和設於荷蘭海牙的仲裁法院的首肯，這個決定也導致了類似美國“黑色星期四”19的金融危機。隨後，德國和奧地利兩國還發表了一場聯合聲明，導致法國從奧地利信貸銀行撤出了全部資金。5月11日，奧地利信貸銀行通知奧地利政府，它已經不能正常運轉。正如馬丁·吉爾伯特所寫：“起初是奧地利，緊接著就是德國和匈牙利，它們都陸續陷入銀行危機中，上百萬小投資者身無分文。”巧合的是，卓別林已拜訪過德國國會大廈裡的幾位議員，其中就有德國部長約瑟夫·維爾特20。幾周後，由於不信任投票數稍微多於通過的票數，德國總理布魯寧不得不關閉了德國國會，而關閉時間長達七個月（於3月31日開始閉會）。
當時，甘地正在參加9月8日在聖詹姆斯宮召開的圓桌會議，並於9月22日會見了卓別林。圓桌會議於12月1日閉幕，無果而終。“甘地恐嚇道，印度國民運動和英國政府將分道揚鑣，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久將繼續開展下去”。有趣的是，甘地以前從未看過卓別林的電影，可是他的支持者們建議並安排了他同卓別林的會面21。甘地想從這次會面中了解什麼？卓別林會因此次見面受到英國政府的關注還是責難？甘地於12月28日返回印度，因在國內繼續開展不合作運動於1932年1月4日再次被捕入獄。
盡管卓別林在《卓別林：我的環球之旅》中從未提到日本已於1931年就開始不斷制造事端，加緊對中國的侵略。9月18日，駐扎中國滿洲裡的日本軍隊以日本中村隊長被殺為由占領了奉天22。數月後，卓別林同他哥哥一起抵達了日本神戶。在卓別林訪日期間，日本自民黨首相犬養毅遭到暗殺（他曾希望制定對華友好政策），不久卓別林發現，首相妻子在他逗留日本期間也處於危險中。盡管如此，卓別林還是設法拜見了新任首相齋籐實，並於1932年6月2日啟程離開日本。
之後，卓別林於6月16日返回到洛杉磯，當時在瑞士洛桑正召開關於戰爭賠款的國際會議。7月9日，會議接受了德國提出的所有要求，“賠款要求中各方持保留態度的條款就是那微不足道的3000馬克”。卓別林在旅途中對各地的經濟進行了抨擊，他的建議並沒有引起勞合·喬治23和菲利普·沙遜24的重視，所以又有誰會采納他的建議呢？25卓別林曾倡議26，英國廢棄金本位制是的做法，終止德國戰後賠款的做法也是不錯的建議。但是1932年年中，這種做法未能遏制由希特勒及其黨羽煽動起來的德國民眾心中的憤怒和復仇情緒。
卓別林出版的遊記
卓別林的兩本遊記本質上是一種宣傳工具，所以人們理所當然會將這兩本遊記同他拍攝的電影的商業性聯繫起來，我們也可以從他撰寫的自傳中猜出這一點。書中說，他以前就有做生意的想法，書裡面這樣寫道：“我心裡都快變成商人了，總是想著一些做生意的計劃。我看著空蕩蕩的商鋪，心裡盤算著如何纔能賺錢，賣魚、賣藷條，還是開雜貨店？”所以，那時卓別林在歐洲旅行中宣傳他的電影，這種做法不足為奇，這兩部電影分別是《尋子遇仙記》（1921）和《城市之光》（1931）。《我的國外之旅》講述了卓別林在旅行中次將影片帶進了德國，他還出席了場首映式27。查理·卓別林電影公司在這段時期的往來信件說明，第二次旅行目的地的選擇也是出於《城市之光》首映式的考慮，屆時卓別林也會親自出席首映式，這樣做就會增強現場的熱鬧氣氛。卓別林電影公司歐洲聯合藝術家代表鮑裡斯·艾維林諾夫在當天（1935年12月12日）寫完並寄給卓別林和歐洲聯合藝術家紐約辦事處的代表亞瑟·凱利的信中保證，“隻要是我們這位偉大的天纔巨星‘查理’出演，就能輕而易舉地重獲觀眾的喜愛和熱情”，28這與卓別林於1931年至1932年的旅行中進行的宣傳不謀而合，那時艾維林諾夫將這次旅行稱為“一次宣傳查理的旅行”。卓別林設法在法國裡維埃拉的沙灘上和聖莫裡茨的山坡上休息放松一小會兒，但是顯而易見這種做法並不是此次旅行的重點。大家心知肚明，卓別林於1921年和1931年至1932年的兩次旅行都是為了影片的宣傳。然而，《我的國外之旅》眼看起來似乎是一本回憶錄，講述了卓別林自取得電影界的巨大成功後，於1921年首次回到英國時的故事。29這本書對晚年的卓別林來說不太重要，但是他在1964年撰寫的《我的自傳》中卻原封不動地引用了那本書裡面的一些相關內容。卓別林寫自傳時已經七十多歲了，在《我的自傳》中他隻字未提《我的國外之旅》的書名，也沒說當時寫那本書的緣由，研究卓別林的學者們也大都對那本書不予理會。《查理·卓別林：傳略書目》的作者維斯·D.格林簡要地介紹了這本書：
“先不論卓別林的‘文學’志向，他在《我的國外之旅》中僅僅記述了1921年他在歐洲旅行中遇到的重大事件。所以，作者在書中重復提到他讀過的或者隨身攜帶的重要書籍，談到了遇見的一些重要人物，還描述了觀眾給予他極其熱情的迎接和招待。”
然而，這本書於1922年發行於世，媒體對本書的所有評論都是一味地贊許卓別林。30著名的卓別林傳記作者大衛·羅賓遜（《卓別林：他的人生和藝術》）就《我的國外之旅》的寫作緣由提供了一些相關的信息：
卓別林對此次旅遊的記錄大都是在返回加利福尼亞的火車上寫成的，然後一位年輕的新聞記者蒙塔·貝爾根據他的口述，寫成了文字稿……這本書出版之前，初以故事連載的形式刊登在《電影故事》上，後來纔以書《我的國外之旅》（英文版名為《我的精彩之旅》）的形式出版發行。31
後來，這本書又在《電影界：電影周刊》和全國29家報紙上（主要是二級報紙，例如《芝加哥新聞》和《紐約晚報》等）連載。此外，在首次出版的十年內，本書還被翻譯成除英語外的12種外語。
羅賓遜說：“一些卓別林傳記作家曾提到，書中的內容是蒙塔·貝爾‘杜撰’的，行事風格與自傳本人大相徑庭，對卓別林的反應和情感的分析過於主觀化。”然而，我對卓別林檔案的研究表明，《我的國外之旅》更可能是幾個人合作的結果。雖然本書的合同第二條寫著“作者是本著作的作者及版權人”，這裡提到的作者就是查理·卓別林，但是該合同的第五條裡寫著，路易斯·蒙塔·貝爾32將從卓別林收益的10%中提取1.5%，這是“為他在這本書的寫作中付出的辛苦支付的酬勞”。33
麥克盧爾報社集團的P.C.伊斯門特在1921年10月19日的通信中提到了關於連載《我的國外之旅》（該書早在哈珀斯兄弟出版社出版）的稿酬細節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卓別林的媒體經紀人那時也牽涉其中：
根據我們同您及您方代表卡萊爾·羅賓遜先生的商議，我們雙方一致認為，您將再次潤色在國外所見所聞的內容，然後簽上您的姓名後再寄給我們。……該書字數五六萬，將由經驗豐富的資深記者負責撰寫，在報紙刊登前會征得您本人和您代表的修訂和同意。
後來，伊斯門特在1922年2月16日的來信中講到了貝爾參與其中的一些情況。他寫道：“我確定，您覺得貝爾先生風趣幽默，對您也很有用，我為你們感到高興，因為你們都想做好我們之間的這門小生意。”貝爾親自於1921年11月寫信給卓別林，專門提到卓別林的寫作事宜。他這樣寫道：“我通過羅賓遜給你寄去三捆打印文稿，但是我仍舊還有三萬餘字沒寫完，希望一周左右能寫完。”根據卓別林電影公司的相關信函，貝爾於1921年12月上交了本書的後一章節的內容。更為重要的是，我在研究後期發現了一份未出版的打印文稿。這份文稿的日期是1960年5月24日，標題為《蒙塔·貝爾》，這份文稿是卓別林《我的自傳》一書中底稿和手稿的一部分。這份文稿的行寫著同意貝爾出版此書的字樣，他這樣寫道：“由蒙塔·貝爾記者撰寫我的《我的國外之旅》這本書。”這充分證明卓別林並不是單獨完成該書的寫作的，它本質上就是一種為影片尋求宣傳的付費產品，所以檔案裡沒有該書的任何底稿，也就不足為奇了。
另外，《卓別林：我的環球之旅》一書有幾個需要注意的方面。它出版的形式包括五部分，部分刊登在《婦女良伴》雜志34（由位於美國俄亥俄州斯普林菲爾德市的克羅威爾出版社出版）1933年9月的期刊上，後一部分刊登在它1934年1月發行的期刊上。負責這篇連載的編輯是維拉·羅伯茨35。像蒂莫西·萊昂斯和查爾斯·馬蘭德這樣的學者認為，這本遊記是以書的形式出版的，但是根據我對Worldcat（Worldcat是世界範圍圖書館和其他資料的聯合編目庫，同時也是世界的聯機書目數據庫）所列書目的檢索表明，列入現代藝術典藏庫的一卷隻是將《婦女良伴》上連載的五篇故事手工編輯成一卷而已。實際上，盡管卓別林初希望這篇連載遊記能以書的形式出版，但是並未達成所願。36因此，該書沒能走出美國，所以它並不像《我的國外之旅》這本遊記一樣，並沒有帶來任何財政上或宣傳方面的好處。這兩本書的不同之處如下：根據卓別林檔案中的主要資料，我認為這篇連載遊記主要講述卓別林本人的故事，倘若不將他於1933年6月27日刊登於報紙上的“經濟政策”算在內的話（這份資料是卓別林於1931年至1932年旅行期間撰寫的），這篇遊記可能就是卓別林次執筆並得以出版的文稿。
卓別林借助遊記宣傳電影的做法在電影界是獨一無二的。他的兩位好朋友道格拉斯·費爾班克斯和瑪麗·璧克馥也曾經嘗試寫作，前者撰寫了兩本男性勵志的書《笑容和生活》（1917）和《讓生活更有價值》（1918），後者的處女作是《約會生活》（1935）。然而，不管卓別林是否意識到，他撰寫的遊記都證明了，這的確是宣傳他扮演的小丑角色的手段。由於許多兒童玩具、明信片及其他一些物品上都畫著卓別林扮演的小丑形像，就連各種型號的旅行箱、高爾夫球杆、一盒盒的明信片上也都有他的經典形像，各地的景點景區裡也都能看到他熟悉的面孔，所以卓別林的影迷們理所當然地就將他的遊記當作了解他的一種方式。當時，或許是卓別林自己，或許是他的媒體經紀人卡萊爾·羅賓遜（他參與了關於卓別林旅行題材的電影發行，後來離開了卓別林另謀出路）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巧妙地加以利用為宣傳影片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