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東

瀋從文逝世三十周年之際，萬卷出版公司擬印行瀋從文幾個創作領域的精品，堪稱瀋從文愛好者的福音。幾部作品囊括了瀋從文好的小說、散文與別具一格的自傳，加上瀋從文的文物研究，呈現出的是瀋從文畢生成就的濃縮精華版。就三部文學作品而言，彙聚的都是瀋從文成熟期的之作。其中《從文自傳》1934 年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同一年，中篇小說《邊城》出版，散文集《湘行散記》也開始發表，可以說這個1923 年從湘西小城走出來的“鄉下人”已經達到了他一生中的輝煌頂點。一瀋從文的代表作《邊城》的問世，標志著瀋從文精心打造的“湘西世界”已上升為一個由高超想像力建構的文學王國，堪與魯迅筆下的“魯鎮”相提並論，甚至已經成為鄉土中國的一個像征。瀋從文的高足汪曾祺就認為：“邊城”不隻是一個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說這是個邊地的小城。這同時是一個時間概念、文化概念。“邊城”是大城市的對立面。這是“中國另外一個地方另外一種事情”（《邊城題記》）。瀋先生從鄉下跑到大城市，對上流社會的腐朽生活、對城裡人的“庸俗小氣自私市儈”深惡痛絕，這引發了他的鄉愁，使他對故鄉尚未完全被現代物質文明所摧毀的淳樸民風十分懷念。在汪曾祺看來，“邊城”世界在與大城市以及現代物質文明的對峙之中獲得了文化和時間意義上的雙重自足性。作家林斤瀾也曾經這樣言說瀋從文及其《邊城》：“瀋從文是個什麼樣的作家呢？他拜美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諧。他投奔自然，《邊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爺爺純樸如太古，渡船聯繫此岸和彼岸，連跟進跟出的黃狗也不另外取名，隻叫做狗。”在林斤瀾的理解中，邊城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滿和諧之美與自然人性的田園世界。在《邊城》蘊含的各種豐富的主題內容之中，有研究者格外看重的正是瀋從文所延續的陶淵明奠定的桃花源傳統，建構了一個湘西的世外桃源，因此在《邊城》中存有中國本土田園牧歌文化的後的背影。劉洪濤在《〈邊城〉：牧歌與中國形像》一書中認為，當這個牧歌指向文化隱喻的時候，就誕生了一個詩意的中國形像，“邊城”是20 世紀30 年代“中國形像”的一個代表，這個詩意的中國形像有別於五四啟蒙主義話語所形塑的“中國”。如果說，魯迅的《阿Q 正傳》呈現了國民性需要改造的落後的中國，那麼《邊城》則傳達了一個類似田園牧歌的詩意化的中國形像。…… ……二從一個初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的文學青年，到成長為一個“現代短篇小說之王”，瀋從文堪稱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壇的一個“鄉下人”的文學傳奇。而瀋從文的故鄉—偏遠的湘西一隅也帶給中國內地都市讀者以一種神秘性。這些因素都使集中書寫了瀋從文離鄉之前人生經歷的《從文自傳》獲得了文壇的矚目。在《宇宙風》雜志所做的“一九三四年我所愛讀的書籍”調查中，著名作家周作人和老舍就都選擇了《從文自傳》作為自己愛讀的書。《從文自傳》的創作意圖在瀋從文於1980 年寫的“附記”中有明確的追溯：當時我正在青島大學教散文習作。本人學習用筆還不到十年，手中一枝筆，也隻能說正逐漸在成熟中，慢慢脫去矜持、浮誇、生硬、做作，日益接近自然。……當時主觀設想，覺得既然是自傳，正不妨解除習慣上的一切束縛，試改換一種方法，干脆明朗，就個人記憶到的寫下去，既可溫習一下個人生命發展過程，也可以讓讀者明白我是在怎樣環境下活過來的一個人。……部分讀者可能但覺得“別具一格，離奇有趣”。隻有少數相知親友，纔能體會到近於出入地獄的沉重和辛酸。從這段自述中，研究者捕捉到的是《從文自傳》中“自覺的文體意識和生命意識，及二者間的糾纏”，從而使《從文自傳》與當時其他作家的自傳相區別開來。…… ……三1934 年年初，因母親病危，離開湘西已十幾年的瀋從文次踏上回鄉的路。從北平經長沙到桃源後，瀋從文雇了一隻小船沿著沅水逆流而上，大約六天後到沅陵，又在船上度過五天纔抵達老家鳳凰。為了排遣船上的寂寞，瀋從文寫下大量給新婚夫人張兆和的書信，講述水上所見所感。《湘行散記》即是在這些書信的基礎上整理而成，因此我們從這本書中也集中看到瀋從文對於故鄉河流的書寫。瀋從文在一封信中這樣向張兆和（瀋從文稱其為“三三”）描寫故鄉的河流：三三，我因為天氣太好了一點，故站在船後艙看了許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徹悟了一些，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中得到了許多智慧。三三，的的確確，得到了許多智慧，不是知識。我輕輕的嘆息了好些次。山頭夕陽極感動我，水底各色圓石也極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什麼渣滓，透明燭照，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同船，皆那麼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我會用我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些與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從水裡的石頭得到一點平時好像不能得到的東西，對於人生，對於愛憎，仿佛全然與人不同了。我覺得惆悵得很，我總像看得太深太遠，對於我自己，便成為受難者了。這時節我軟弱得很，因為我愛了世界，愛了人類。對“水”的凝視使瀋從文忽然發現心靈被一種愛充滿，這種愛進而泛化到對世界和人類上面。故鄉的河水因此啟發了瀋從文的博愛，而有博大之愛的人往往是如瀋從文所說“軟弱得很”的。同時也正像孔夫子說，“智者樂水”，河水也讓瀋從文“徹悟”，從中獲得的是智慧。…… ……四1949 年之後瀋從文放棄了文學寫作，改行去歷史博物館工作，致力於中國古代的服飾與文物研究，也同樣取得了輝煌的功績。看上去似乎瀋從文的轉行有些可惜，但卻是中國文物研究領域之幸。同時，瀋從文選擇文物研究者的職業度過自己的後半生，並不是出於一時間的心血來潮。其實從《從文自傳》中即可看出，瀋從文在故鄉當兵的時候就對歷史與文物產生了極大的熱情。《從文自傳》中題為《學歷史的地方》的一章，就集中敘寫了他在“湘西王”陳渠珍身邊作書記的經歷，其間接觸了大量的字畫、碑帖、古書，因此瀋從文把這段日子看成“實在是我一個轉機，使我對於全個歷史各時代各方面的光輝，得了一個從容機會去認識，去接近”。瀋從文對於文物的興趣可以說持續了差不多整個一生。汪曾祺這樣回憶西南聯大時期的瀋從文：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不知從哪裡買了那麼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著他對著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贊嘆了一個晚上。有一陣，一上街，就到處搜羅緬漆盒子。而瀋從文對文物的愛好中始終滲透了審美的眼光，毋寧說，他是以一個畢生執著於美的文學家的身份致力於文物研究的，正如汪曾祺所說：“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美’的愛好者，對於由於人的勞動而創造出來的一切美的東西具有一種宗教徒式的狂熱。對於美，他永遠不缺乏一個年輕的情人那樣的驚喜與崇拜。” 作為在歷史中追尋美的研究者，瀋從文的文學創作與文物研究由此獲得了生命意義上的一體性。（吳曉東，北京大學中文繫教授，博士生導師，瀋從文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