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曹禺之女萬方的一部長篇非虛構作品，一種如戲劇舞臺般穿梭時空的家族回憶錄。

家，是出發的地方：

戲劇大師曹禺從孤寂的童年出發，寫下一個時代的背影；

名門閨秀譯生從靜如止水的書畫人生逃離，奔向一段新式愛情；

女兒穿行在歲月之間，沿著父親母親的足跡，尋找真相，尋找他們人生的秘密。

他們的愛情是不被允許的嗎？

父親真的為聲名所累江郎纔盡了嗎？

時代的傷害和人性的脆弱是可以被原諒的嗎？

父親母親的愛情、父親與巴金一生的友情、家書裡的父女深情……

這是一部由真相、真誠、真性情交織起來的回憶錄，那些民國名流的故事早已遠去，作者對父母人生的追問和記錄，是對真相的好奇，也是對理解的渴望——理解不wanmei的父母，同時原諒那個年輕無知的自己。

家，是照見自己的地方。

我的媽媽，鄧譯生，是鄧仲純和方素悌的女兒。

外公鄧仲純，又名鄧初，他出生的鄧家和方家一樣，也是安徽名門。祖上有名的人物是鄧石如，清代篆刻家、書法家，外公是他的五世孫。鄧石如為自己起了幾個很浪漫的號，號完白山人，風水漁長，龍山樵長，頑伯，可見是多麼自由灑脫、特立獨行的一個人。

我對外公沒有多少清晰的印像，印像深的是在他死之前，北京鑼鼓巷的一個院子裡。我從來對光線很敏感，會忘掉發生的事情，忘掉事情發生的緣由，但是會記得光線，會記得一切是在什麼樣的光線下發生的。我記得西斜的陽光斑駁地灑落在院子的磚地上，很多大人在屋子裡進進出出，一個病人躺在裡屋的床上快要死了。他和我有關繫，可我不清楚是什麼關繫，因為我太小，而且他幾乎沒有在我的生活裡出現過。那位躺在床上的老人，臉瘦得嚇人，顴骨下面塌陷得像兩個黑洞，媽媽拉著我的手走到他床前，那是我不願意做而不得不做的。我不記得是他摸了我，還是我摸了他，總之我們有身體上的接觸。因為他看不見，什麼都看不見，腦瘤壓迫了他的視神經。這是我長大以後知道的。“親親，親親公公，”媽媽湊到我耳邊說，同時想把我抱起來，舉到適合的高度，我陡然掙脫她的手，扭身逃跑，跑出屋子，逃到明亮的西斜的陽光裡。死亡依然存在，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像空氣中漂浮旋轉的顆粒，一會被陽光照見，一會又消失不見了。

外公病重後從青島來到北京，因為他的兩個女兒都在北京，他的妻子也在北京。他和婆從抗日戰爭結束之後就分開了，再也沒有一起生活。他有一個女人，是個護士，李大姐，他們住在一起。但是在後的日子李大姐沒有來北京，沒能陪在公公的病床前。

媽媽準備好了房間，鋪好了床，干淨柔軟的枕頭，新暖壺，新毛巾，臉盆，拖鞋，等待爸爸住到自己家裡，讓她能盡孝，貼身地看護服侍。她長得像爸爸，是爸爸愛的女兒。可爸爸卻沒有來，不肯住進鐵獅子胡同三號女兒的家。他的拒絕我認為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大家都認為的原因，公公從一開始就不接受爸爸，我是說我的爸爸，到後他還是不情願改變對這位女婿的態度。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卻被忽略了，那就是公公不願意回到婆身邊。和公公分開後，婆一直跟著我媽媽生活，我爸媽的家就是她的家。公公不想回到婆的家裡，重歸婚姻的殼子，哪怕那隻是一個形式，哪怕他就要死了。他要對得起另一個女人。

我需要簡單解釋一下個原因，我爸爸和我媽媽相遇、相愛的時候，他是有家室的人，已經有了一個女兒，而我媽媽是公公的心肝寶貝，二十出頭，還從沒離開過父母身邊。對他們的愛情公公竭力反對，終徹底地失敗了，因此他懷著抵觸的心理，到死。這個理由親友皆知，卻掩蓋了另一個理由，也許那纔是公公更在乎、卻不想說出口的。我姨告訴我，公公有一次和她說起婆，他結發的妻子，他說：小宛生啊，我對得起你媽了，我沒有和她離婚，對得起她了。

我要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喫大糞吧！這就是這一刻我真正想說的。人，為什麼活得苦，活得那麼累？以公公為例，他在感情上始終不接受我爸爸，把他視為異端，然而他自己又離開了妻子，但還給她留下妻子的名義。我爸爸呢，歷經百般曲折，終於離成了婚，和我媽媽結了婚。這裡有兩個男人，我爸爸，公公，我不想把背叛、拋棄這樣的詞用在他們身上，因為如果我要是用了這樣的詞，就會有一萬個其他的詞語冒出來反駁，就會出現一個法庭，律師就會開始為各自的一方辯護，陪審團就會一分為二，爭論，吵架，甚至打起來，可笑的是、當然也很可悲，不會有判決，因為根本沒有法官，沒有人有資格。錢財可以判決，房產可以判決，物質可以判決，權利也可以判決。除了愛。

在公公患病之後我的姨曾和李大姐見了面，李大姐跟她說：我是真的愛你爸爸，我會好好照顧他。但是我的姨不同意，不答應，她不僅代表她自己，還代表著全家和全社會。當她和我談起這段往事，她哭了，哽噎得說不出話，但我還是能聽出她的囁嚅：“我對不起公公，對不起，對不起他……”之所以為了數十年前自己的行為而痛心哭泣，因為她終意識到盡管眾多親友陪在公公的病床前，公公還是感到極大的欠缺，甚至很孤獨。

1958年的鑼鼓巷，我記憶裡的院子，是媽媽匆忙之中租下的。她一定很傷心，除了為父親病重，還為她心底的願望破碎了。父親和丈夫，父親和母親永遠被生死分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機會了。

時間會把一切都在陽光下攤開，我的優勢是從事情發生到今天，我擁有的時間比他們多。時間意味著距離，距離意味著客觀、理性，一般來說理性很難戰勝感情的力量，尤其在親人之間，理性經常處於下峰。所幸，在寫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心理上一點點發生了變化，變得不再那麼躊躇多慮，更趨於坦然，坦然地面對真相。在此我要把這句話再說一遍：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喫大糞吧。

但，真相，這是個問題。

在我爸爸有生的後幾年，經常聽他感嘆許多人都沒有見到，魯迅、豐子愷、李叔同……不是沒有機會，是錯過了。其中一位聽他提了多次，他說宗白華托人帶話給他，希望他去看他，有件事要和他說，是和家裡人有關的事情。宗白華是中國著名美學家，被稱為美學宗師。在方家的家譜圖上也有宗白華的名字，排在方令孺下面，是她的外甥，因此他和我爸爸是沾著親戚關繫的。宗白華住在北大，我爸爸住木樨地，並不太遠，但是爸爸沒有去，或者換一個說法，沒有及時去，在他還沒有去的時候宗白華就去世了。

“後悔啊，”他嘆息，“真是後悔，太不該了，我真應該去見他……”他相信宗白華絕不會無緣無故叫他，那件事一定是他應該知道的，他非常想知道，然而再也不會知道了。

很多真相被死亡帶走。但是真的帶走了嗎？如果它真實地發生過，存在過，那麼……那麼怎麼樣呢？我很想回答這個問題，卻發現自己沒有能力回答。曾經存在的真相意味著什麼？是否隻和當事人發生關繫？而歷史從來不是當事人寫的，是後來人寫的。那麼真相如何存在，是否存在？

英國偉大的登山家馬洛裡曾經被人問到登山的意義，為什麼要登山，他回答：因為山在那裡。那麼同理，人，你為什麼要追求真相？是否可以這樣回答：真相在那裡，在屬於它的時空裡。

面對宗白華的邀約，我爸爸放棄了這次機會。而我放棄過數不清的機會，由於不以為然或自以為是，或者干脆就是懶惰。要想追求真相就不能輕易地放過自己，可放過自己又是多麼容易啊。

公公和婆結婚後就去日本留學，學醫，兩人相隔千裡，可感情很好，這是爸爸和我說的，他說那時候他們倆書信來往頻繁。我相信矛盾是由於在一起生活後發覺性格不合。

在日本公公結識了一位終生的朋友，陳獨秀，他們是同鄉，公公的爸爸鄧繩侯曾是陳獨秀的老師。陳獨秀用民主、革命的新思想大肆澆灌和公公兩人的友誼，公公自然而然地吸收了。但是他並沒有成為一個革命者，他選擇了行醫，而沒有選擇政治。當我了解了公公當年的一些所作所為，就明白了為什麼他和婆越走越遠，難以相處，同時也想到兩個詞可以形容公公的品格：慷慨、義氣。

上世紀的前三十年，中國這艘古老破爛的大船在大風暴的海洋上顛簸，傾來倒去。想想，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北伐戰爭，4.12反革命政變，這些改變中國的大事竟然會通過細微的毛細血管和婆產生了聯繫。

婆對家裡不時出現陌生人越來越感到不安。有的人來去匆匆，有的會在家裡住下，一兩天三四天都有可能，然後消失。她不認識他們，隻知道是公公的朋友或者是公公朋友的朋友，這些人身上有一種她不喜歡的秘密且危險的氣味，被他們帶進家中的氣氛弄得她厭煩又不安。

我的姨鄧宛生，我叫她好姨，2018年她九十七歲，居住在香港。好姨告訴我在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家裡，她和姐姐正睡得香，被搖醒，匆匆穿上衣服，抱出屋門抱到街上。門口停著一輛私人轎車，裡面坐著一位先生，兩個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兒被塞進轎車，壓在那位先生身上，婆也擠進車裡，然後車就開了，開半天，開出城，又開了很久，在荒郊一處田埂停下，那人下車消失在暗夜中。那人是李大釗。隨後車掉頭往回開，到家之後兩個孩子嘰裡咕嚕爬上床接著睡覺。她們姐妹倆也以同樣的形式乘著車掩護過瞿秋白出城。當年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去莫斯科的時候，瞿秋白作他的翻譯，應該算是公公朋友的朋友。李大釗曾在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和公公的弟弟是同學，因此也和公公相熟。公公甚至稱不上是革命者的同路人，但在他們身處險境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從不猶豫。

可是婆不願意，不高興，她的目光隻能看到家門口，看不到更遠，外面的風浪是她躲之唯恐不及的，懷著一個女人的私心她不斷地為了種種事情生氣。我聽的多的是狐皮袍子的事，那是婆為公公新做的一件狐皮袍子。某個黑沉沉的鼕夜，婆被敲門聲驚醒，公公起身下床，隨手披上嶄嶄新的狐皮袍子，穿過院子去開門。婆躺在床上想，誰呢？又會是什麼事？她隻有等，等著看。不久丈夫回到屋裡，身上隻穿著單薄的白褲褂，狐皮袍子沒了，給了那個婆不知道是誰的人了。於是一頓吵，不然還能怎麼辦。吵架過後婆還是給丈夫又做了一件皮袍子，結果又是同樣給了人，隻有再次大吵，不光為皮袍子，總要扯出一連串氣人的事，吵啊吵。婆還曾把陳獨秀拒之門外，讓陳獨秀喫了閉門羹，而那是公公的摯友啊。一篇寫陳獨秀的文章裡，婆被稱為鄧妻，稱她是個心胸狹小的女人。可是我不想貶低婆，她沒有做錯什麼，一個妻子看出自己在丈夫心中的位置，不是排，也許從來都不是，不知道排在第幾，能作何感想又會怎樣反應？她又不是聖人。

自1938年到了四川，公公就在江津的延年醫院當院長，陳獨秀貧病交加，很長時間就住在延年醫院由公公照料，像是他的一位親兄長。1942年，聽到陳獨秀在鄉下病危，公公趕到他身邊陪護，打強心針、平血壓針，用了能用的各種藥。終公公陪著陳獨秀的靈柩從鄉下回到江津，在面對長江的山坡上選了一塊墓地，和幾位友人一同埋葬了他。

公公愛朋友，愛女兒，愛他的弟弟，也許還愛那位護士李大姐，也許也愛我。有一張照片，公公坐在陽光下，手裡抱著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姿態很放松，眉宇間透出一絲苦澀的笑意，似乎在說，唷，好一個小寶寶喲，我的小小的安慰……

那個嬰兒就是我。公公走的時候六十二歲，比我還要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