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鳴九
深圳海天出版社似乎頗有點“散文隨筆情結”，前幾年，他們請季羨林先生主編了一套“當代中國散文八大家”叢書，效果甚好。於是，他們再接再厲，去年又策劃出新的書繫“世界散文八大家”。可惜此時季老先生已經仙逝，他們隻好等求其次，請柳某出面張羅。此“世界八大家”，召集實不易，飄洋過海，總算陸續抵岸。但書繫尚未全部竣工之際，海天又策劃了一套新的文叢，以現今健在的著名文化人的散文隨筆為內容。大概是因為柳某與海天已有一次愉快的合作，自己也常寫點散文隨筆，又身居“人傑地靈”的北京，便於“以文會友”，於是，海天又要柳某出面張羅。這便是這套書繫產生的來由。
什麼是散文隨筆？前幾年，一位被尊為大師的權威人士曾斬釘截鐵地謂之為“寫身邊瑣事”。我曾努力去領悟其要義，但就自己有限的文化見識，總覺得這個定義似乎不大靠譜。就“身邊”而言，散文隨筆的確多寫與自己有關的人或事，但遠離自己的人與事入文而成經典散文者實不勝枚舉；就“瑣事”而言，散文隨筆寫人寫事確講究具體而微，知微見著，以小見大。但以經國大業，社稷宏觀，高妙藝文，深奧哲理為內容的名篇也常見於青史。不難看出，對於散文隨筆而言，“題材不是問題”，任何事物皆可人散文，凡心智所能觸及的範圍與對像，無一不可成就散文也。故此，竊以為個人心智倒是散文的核心成份。那麼，究竟何謂散文呢？散文的基本要素究竟是什麼呢？如果用定義式的語言來說，散文就是自我心智以比較坦直的方式呈現於一定文學形式中，而自我心智者，或為較雋永深刻的自我知性，或為較深在真摯的自我感情。說白了，如果是思想見解，當非人雲亦雲，而多少要有點獨特性，多少要有點嚼頭與回味；如果是情感心緒，那就必須是真實的、自然的、本色的、率性的，而要少一些矯飾，少一些虛假，少一些誇張。是的，盡可能少一些，如果不能完全杜絕的話。詩歌中常有的那種提升的、強化的、擴大的感情似乎入散文不宜，還是讓它得其所獃在詩歌裡吧。至於“一定的語言文學形式”，不外意味著兩點，一是非韻文的，這是散文有別於詩歌的明顯的標志；二是要有一定的修飾技巧，一定的藝術化，這則是散文隨筆不同於公文告示、法律條文、科普說明以及各種“大白話”的重要標志。
這便是我所理解的散文隨筆。我在自己的學術專業之外也經常寫一些散文隨筆，就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來“炮制”的。今天，我被委以主編重任，也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來操作的，至於我在自己的散文隨筆中是否完全實踐了自己的理念，是否達到自己的理念，在這次主編工作中是否有不合理、不人情的要求與安排，那就很難說了。嗚呼，知與行的脫節與矛盾，人的永恆悲劇也。
出版社策劃這個書繫的時候，規定約稿對像為當今的文化名家。當今的文化名家種類何其多也：有在熒屏上煽情與講道的主持人，有靠擺Pose
與哭功而大富特富的影視大腕，有靠搞笑與搞怪的演藝奇纔……人人都在寫散文隨筆，這大有成為當今散文隨筆的主旋律之勢。但按我個人的理解，這裡所講的文化名家不外是兩種人，即具有作家文筆的著名學者與具有學者底蘊的著名作家，這兩者的所長正是我對何為散文理解中所謂的“心智”這一大成份。由於我自己的圈子所限，這一輯的約稿對像全是上述的第二種人，即具有作家文筆的著名學者，而且基本上都是弄西學的學者或遊學國外多年的學者，多散發出一點“洋味”的人。
學者寫散文似乎有點“不務正業”，有點越界，侵入了文學家地盤。
但對於學者來說，特別是對人文學者來說，卻完全是性之所致，是一種必然。他本來就有人文關懷、人文視角、人文感情，這種心智狀態、心智功能，一觸及世間萬物，就莫不踫撞出火花。隻要有一點舞文弄墨的興趣、衝動與技能，自然而然就可以產生出有點意思的散文隨筆了。雖說舞文弄墨也是一種專門技能，需要培養與操練，但對於弄西學的人文學者來說，整天在世界文庫裡打滾，耳濡目染，這點技能是可以無師自通的。況且，人文學者於散文更有自己的優勢，畢竟，他的知性是向全人類精神文化領域敞開的，他的目光是向全世界各種事物投射的。其散文隨筆的題材，自是更為豐富多樣，投射觀察的目光自是更為開闊高遠。而得益於世界各種精神文化的滋養，其可調配的顏色自是更為豐富多彩：說不定，也許我們這個時代有意思的散文隨筆正是出自學者筆下呢，學者散文實不容當代文學史家忽視也……
不能再說下去了，再說下去就會變成“王婆賣瓜”啦，不過，我還是相信，這一輯學者散文也許能給文化讀者多多少少帶來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2012年5月

     父親的故事
隻要桌上灑有一攤茶水，他總是用筷子蘸著在桌面上寫寫畫畫，有時是練正楷，有時是練草書，幾乎每坐在桌前，他都這麼在桌上操演，甚至是親戚朋友坐在一起談事聊天時，他往往也要這麼“開小差”。從我幼年的時候起，父親在我心裡就是這麼一個形像。
據長輩們講，從一進城當學徒起，他就養成了這個習慣，數十年如一日。到我記事的時候，也就是他進入中年時，他已經練就了一手好字。他的字，在體態上，有顏真卿的穩當勻稱，在筆法上，則有柳公權的俊秀遒勁。對於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聽他說：“文化高的人看了我開的筵席菜單，都說字寫得漂亮，沒有想到一個廚師能寫得這麼好。”
他出生於貧困的農家，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隻念過兩個月的書，從6歲起即替人家放牛。湖南的春秋天氣並不寒冷，但他因為沒法穿得不單薄，放牛時常要靠著土坡避風躲寒。11歲時進城到一家有名的酒樓裡當徒工，他媽把他送出村外，佇立遠望，久久沒有離去。從此他由於謀生與顛簸，再沒有回過鄉下，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隻是在幾年徒土生涯中，用竹筒裡好不容易攢下的全部零錢，終於買得幾丈“洋布”，請人捎回鄉送給家裡的老媽，但老太太沒有收到就離開了人世。
以罕見的刻苦與勤奮，他熬到了“出師”，結束了徒工生活，先作為廉價勞動力在餐飲業闖蕩了多年，風餐露宿、漂泊顛沛，有些夜晚，僅以一條長凳為床。而後，逐漸以做得一手好菜與寫得一手好字而頗有名氣，得以有人經常雇用，他這纔娶上了妻子，接二連三生了三個孩子。按當時世俗的眼光，他在這方面運氣不錯，竟然三個都是男孩。但拖兒帶女，養家糊口，難度更大，雖已成了“名廚”，上了一兩個檔次，但仍天南地北，浪跡東西，艱辛如故。不過，畢竟成了“名廚”，隻要不是失業，以“
黃牛式”的勤勞辛苦，倒也能換來全家不饑不寒的日子。
除了謀生與繁衍後代，人與動物的區別恐怕就是對下一代的期望與用心了。人的層次不同，對此雖有不同的標準與要求，但皆有之，卻是共性。這位農民之子，這位廚房裡的勞工，也有自己的理想與方式。盡管他在本行當中出類撥萃，但他從沒有想過培養自己的兒子跟著他干這一行，哪怕是動用三個男兒中的任何一個。其實，作為一個跑單幫的個體戶，他跟前急需一個徒兒，一個助手，何況，他還有好些烹調的絕招、獨學有待傳授……他常嘆息自己這一行苦不堪言。如何苦不堪言，我沒有體會，不知道，但我的確見過體胖怕熱的他在蒸籠一般的廚房裡，在熊熊大火的爐灶前一站就是兩三個鐘頭，全身汗如雨下……他常撫摸自己孩子的頭，感慨道：“爹爹苦了這麼多年，就喫虧在沒有文化……好伢子，你們要做讀書人。”
“做讀書人”，這就是他對下一代的理想與期待。理想不小，但他自己的能耐卻極其有限，他身上毫無可以澤及後代的書香，沒有可以使後人輕易受惠的“秘方”與技藝，他隻有那點可憐的文化經驗——練字，隻能把這點簡易的經驗，用來種他那“三畝實驗田”。因此，我們兄弟三人從小就必須服從努力練字這麼一個“硬道理”，這條“死規定”。他常教訓我們道：“寫得一手好字，那就是敲門磚，就是看家拳。”當然，他待我們比待他自己寬厚得多，他並不要求我們像他那樣蘸著茶水在桌面上練字，而是花錢替我們買筆、買墨、買硯、買紙，還有字帖。於是，練字就成為了三個小子每天必修的“日課”，這條硬規定對長子更是“雷打不動”
。這不難理解，他可能是殷切希望早日從長子身上看到效果，就像皇帝老子總想要長子來傳承自己的帝國。
要當讀書人，當然要進學堂，這是常識。這常識，他懂。也正因為是世人所公認的常識，所以在他心目中更成為了一條神聖的準則，他執行起來，似乎想要比常人更認真、更執著、更不打。談何容易！要知道，他其實是一個為養家糊口而浪跡天涯的“民工”，民工子女上學在當今尚且如此之難，在當時也就更難了。雖說當時沒有戶籍制、就近入學的法規，以及贊助費的障礙，然而僅學費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難是，要照顧孩子在固定學校裡就讀，往往就要放棄掉一些比較合意的就業機會。
於是，自從我們兄弟三人到了入學年齡之後，我們的上學問題，就成為了家裡頭等重要的大事。每遷徙到一個城市，父母親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趕緊替我們找學校，讓我們及時地上學念書。父親每新謀得一個工作，或者每遭到一次失業，因而需要全家搬到另一個城市去時，何時遷居、何時動身都是以我們在學校的“檔期”為準，決不耽誤我們的學業。
正因為一輩子都在悲嘆自己沒有文化，這一對父母，始終竭盡全力堅持著他們可憐的“子女上學讀書至上主義”。雖然從抗戰時期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之初，全家一直是東西南北，不斷顛沛遷徙，他們的長子卻幾乎從未中斷過從小學進初中再升高中的學業，而且由於他們竭盡了全力，耗盡了積蓄，這小子每到一個城市都得以進了當地好的中學，從南京的中大附中、重慶的求精中學到湖南的名校廣益中學與省立一中……
巴爾扎克有一篇很著名的小說，寫的是巴黎一個貧苦的挑水工人，出於愛心，以自己一個子兒一個子兒攢起來的全部積蓄，支持一個貧困大學生完成了高等教育，後成為了一個著名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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