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21世紀中國經典散文—

內容簡介

本套叢書以“歷史記憶”、 “天涯遊蹤”、 “百味人生”、 “情思掠影”為題將2001至2006年散文佳作彙編成冊，展現新世紀散文新的藝術面貌：，由偏極走向融合，由激烈走向和合，由外在走向心靈。
期待讀者通過閱讀，和作者一起走向關、走向深思、走向豐富……

作者簡介

林非，江蘇海門人。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繫教授、博士學位研究生導師、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中國散文學會會長等。學術論著有《魯迅前期思想發展史略》、《魯迅小說論稿》、《魯迅和中國文化》、《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魯迅》、《現代六十家散文札記》、《中國現代散

序言編者
追懷冼星海何滿子
黃裳淺識黃永玉
又到甲申袁鷹
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林非
朱皇帝點滴李國文
黃秋耘相信眼淚閻綱
隱隱青山見故鄉周明
夢中的圖騰從維熙
勸君王飲酒聽虞歌石英
他這一輩子王充閭
幽默是一種境界張恩和
秋草獨尋人去洛
敏感地帶肖鳳序言編者
追懷冼星海何滿子
黃裳淺識黃永玉
又到甲申袁鷹
薩特：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林非
朱皇帝點滴李國文
黃秋耘相信眼淚閻綱
隱隱青山見故鄉周明
夢中的圖騰從維熙
勸君王飲酒聽虞歌石英
他這一輩子王充閭
幽默是一種境界張恩和
秋草獨尋人去洛
敏感地帶肖鳳
誰免餘情繞範曾
曼殊終歸是何人楊羽儀
托爾斯泰長眠之地朱增泉
歷史的鄉野周同賓
後的梵高馮驥纔
眷念皇帝田中禾
靜影沉璧楊聞宇
獨秀的另類“文存”卞毓方
讀聖經札記周國平
船娘和歌郭保林
後一位戴罪的功臣梁衡
巴老和一個世紀餘秋雨
在斯德哥爾摩西郊墓地的憑弔韓石山
泰姬陵不是悲劇李存修
纏綿悱側屬瀋園王本道
歷史不忍細看黃文山
伶魂喬忠延
秋華與鼕雪張承志
唐朝，那朵自由之花李木生
擔當，擔當人生劉長春
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隨意忽略的劉家科
上下五千年莫言
草原長調韓少功
感念祖先李漢榮
百年鐘聲彭雪開
把自己交給道路高建群
向往平民郭翠華
告別唐宮趙玫
人牲筱敏
輕傷的人，重傷的城市翟永明
筆擎千秋(節選)張加強
瞬間的永久南帆
懷念孫犁先生鐵凝
書架上的戰爭朱大可
在馬嵬透視玄宗貴妃之關繫朱鴻
不到長城陳啟文
蕭紅，我的姐妹辛茜
遷徙的跫音熊育群
英雄的末路張清華
永遠的花兒馬步升
一路仰望王族
王安石之死馮偉林
1992年的暴力桑麻
魯鎮的黑夜與白天遲子建
蒙古長調巴音博羅
雲水生涯王開林
圓明園洪燭
像秋鼕的黃葉一樣飄零凌鷹
春天裡的輕舞飛揚蘇滄桑
昭君的草原龐天舒
為什麼不讓她們活下去王開嶺
關於票證的記憶周曉楓

在線試讀

追懷冼星海
主張人生就是選擇的存在主義大師薩特曾在某處說過：記憶也是一種選擇，當人遇到某種情景，某種刺激，便會從現實選擇既往，想起某些人，某些事（大意）。確實如此。面對當前文化市場的浮囂，黃鐘歇響瓦釜齊鳴的可悲現像，常令人興起正不勝邪之慨。於是，我腦裡每每閃亮出舊時交往中一些對藝術持虔敬態度的人物形像。在音樂家中有馬思聰和冼星海。馬思聰在日常細微處透露出來的對音樂的敬業精神所給我的啟發，前些年我曾幾次撰文提到；這回，乘冼星海逝世六十周年之機，來追述一下這位人民音樂家。
我和星海的交往從1937年8月在上海初見至1938年12月延安分別止，前後隻有一年多的時間，但他曾向我傾談過他的生平，特別是巴黎留學時期的傳奇性的遭遇，以至我能就他的訴說以及與他交往中親切的認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寫出電影文學本《冼星海傳》——這劇本經過一番周折未能攝制，終於在“文革”中被抄沒，下文我將敘及。
初次會見的日期很好記，那是“八•一三”淞滬戰爭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三天。我於淞滬戰爭爆發的次日由杭州到達上海；第二天會見錢韻玲，即後來的星海夫人；次日是由她帶我去訪問星海的。錢韻玲是我姐姐曉梅烈士在杭州黃河橋小學教書時的同事，錢的父親就是淞滬戰爭時期的戰地服務團團長，著名的理論家錢亦石。不久我就參加了戰地服務團的工作。
冼星海當時住在拉都路（今襄陽南路）一條弄堂裡一間石庫門樓房的二樓。住著一間大約十五平米大小的房間，沒有什麼陳設。我們去的時候房裡有幾位來客，是《大眾歌聲》雜志的編輯，向星海索取他前些日子譜寫的《青年進行曲》去發表的。這支開頭幾句是“前進，中國的青年/挺進，中國的青年/中國恰像暴風雨中的破船/我們要認識今日的危險，將一切力量/爭取勝利的明天……”的歌曲在抗戰前期十分風行。我們去的時候，星海正在將原來的五線譜改寫簡譜。星海沒有鋼琴，寫完後用小提琴來試音校訂——這把小提琴是離開巴黎回國前他的一位老師送給他的，我在《冼星海傳》中敘述了送琴的故事。
星海拉琴試曲的模樣，因為後來也見過幾次，所以印像十分深刻。他一面拉琴，一面側著頭輕聲哼唱，有時高舉著弓，作短暫的沉思，再拉，再哼，後放下琴，雙手握拳使勁向上一擊，滿意地喊：“行了！”
可惜我和星海交往時，對音樂還是門外漢；不能像上世紀四十年代接觸馬思聰時那樣，我已“惡補”過音樂知識，認真地讀過了旋律學、和聲學、曲式學、配器法等幾乎涵蓋了音樂學說理論作曲繫的全部課程，得以藉專業知識和對方作深一層的交流。因此，我對星海的音樂風格不能像對馬思聰的作品那樣把握得較深，好在那時星海創作的大都是聲樂曲，一切都很顯露，他要直到去延安後纔寫器樂曲，大型的交響樂之類我都沒有見到過譜，更沒有聽過樂隊演奏。追懷冼星海
主張人生就是選擇的存在主義大師薩特曾在某處說過：記憶也是一種選擇，當人遇到某種情景，某種刺激，便會從現實選擇既往，想起某些人，某些事（大意）。確實如此。面對當前文化市場的浮囂，黃鐘歇響瓦釜齊鳴的可悲現像，常令人興起正不勝邪之慨。於是，我腦裡每每閃亮出舊時交往中一些對藝術持虔敬態度的人物形像。在音樂家中有馬思聰和冼星海。馬思聰在日常細微處透露出來的對音樂的敬業精神所給我的啟發，前些年我曾幾次撰文提到；這回，乘冼星海逝世六十周年之機，來追述一下這位人民音樂家。
我和星海的交往從1937年8月在上海初見至1938年12月延安分別止，前後隻有一年多的時間，但他曾向我傾談過他的生平，特別是巴黎留學時期的傳奇性的遭遇，以至我能就他的訴說以及與他交往中親切的認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寫出電影文學本《冼星海傳》——這劇本經過一番周折未能攝制，終於在“文革”中被抄沒，下文我將敘及。
初次會見的日期很好記，那是“八•一三”淞滬戰爭即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三天。我於淞滬戰爭爆發的次日由杭州到達上海；第二天會見錢韻玲，即後來的星海夫人；次日是由她帶我去訪問星海的。錢韻玲是我姐姐曉梅烈士在杭州黃河橋小學教書時的同事，錢的父親就是淞滬戰爭時期的戰地服務團團長，著名的理論家錢亦石。不久我就參加了戰地服務團的工作。
冼星海當時住在拉都路（今襄陽南路）一條弄堂裡一間石庫門樓房的二樓。住著一間大約十五平米大小的房間，沒有什麼陳設。我們去的時候房裡有幾位來客，是《大眾歌聲》雜志的編輯，向星海索取他前些日子譜寫的《青年進行曲》去發表的。這支開頭幾句是“前進，中國的青年/挺進，中國的青年/中國恰像暴風雨中的破船/我們要認識今日的危險，將一切力量/爭取勝利的明天……”的歌曲在抗戰前期十分風行。我們去的時候，星海正在將原來的五線譜改寫簡譜。星海沒有鋼琴，寫完後用小提琴來試音校訂——這把小提琴是離開巴黎回國前他的一位老師送給他的，我在《冼星海傳》中敘述了送琴的故事。
星海拉琴試曲的模樣，因為後來也見過幾次，所以印像十分深刻。他一面拉琴，一面側著頭輕聲哼唱，有時高舉著弓，作短暫的沉思，再拉，再哼，後放下琴，雙手握拳使勁向上一擊，滿意地喊：“行了！”
可惜我和星海交往時，對音樂還是門外漢；不能像上世紀四十年代接觸馬思聰時那樣，我已“惡補”過音樂知識，認真地讀過了旋律學、和聲學、曲式學、配器法等幾乎涵蓋了音樂學說理論作曲繫的全部課程，得以藉專業知識和對方作深一層的交流。因此，我對星海的音樂風格不能像對馬思聰的作品那樣把握得較深，好在那時星海創作的大都是聲樂曲，一切都很顯露，他要直到去延安後纔寫器樂曲，大型的交響樂之類我都沒有見到過譜，更沒有聽過樂隊演奏。
次會見後，我曾寫了一篇《冼星海印像》的短文，在《大美晚報》上刊出。因為錢韻玲跟著我姐管我叫“小弟”，星海也跟錢韻玲喊我“小弟”，故而我那篇文章也署名“小弟”。文章刊出時我已參加戰地服務團，在浦東南彙縣的周浦鎮工作。我曾帶了報紙過江到上海再訪星海。戰時大家都很緊張，匆匆談了片刻就握別，直到次年纔在武漢重晤。
1938年3月，我從上海淞滬戰地撤退，輾轉流亡到了武漢。星海隨著洪深帶隊的演劇二隊，經蘇州、南京、徐州、開封、洛陽，沿途進行抗日宣傳，星海曾深人工廠農村，教群眾唱救亡歌曲，不像我這樣純是逃難，他是如他所說的“一路戰鬥”也到了武漢。果然，他的本來不白淨的面色更加黝黑了，可謂一路風塵僕僕。他在郭沫若任廳長的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仍然經常奔走於武漢周遭的廠礦、農村和部隊駐地教歌、指揮群眾演唱和作救亡宣傳。我在漢口的《大漢晚報》當編輯兼跑新聞，隻要星海在武漢，我便過江到武昌曇華林他的宿舍去串門。在戰時流亡的特殊環境中，有如患難之交一樣，人們的感情格外易於融洽，我們稱得上是知交了。雖然他比我大十多歲，卻無話不談，連他在三廳和另一位音樂家張曙吵架的私事，也憤憤地向我訴說。他本來是個木訥寡言的人，但一喝點酒話就多起來了。他喜歡喝兩盅，但沒有癮，酒量也遠不及我。兩盅下肚，就絮叨地向我擺談各種往事，傾訴他的經歷：幼年家境如何貧困，他的做女傭的母親如何茹苦含辛地撫育他；母親在澳門那家做女傭的主人，葡萄牙籍樂師如何誘發他走上音樂之路；如何冒險到上海進入國立音專而又在一次學潮中被開除；如何在一艘外輪上做苦工而千難萬險地到了法國，以及在巴黎學音樂的顛沛而又充滿戲劇性的遭遇……我察覺他那時雖然熱情昂揚地投入工作，但他是寂寞的，因此要找人訴說。他談到音樂時便歡快起來，時不時夾哼著一段旋律。
他說，為了追求藝術，一切艱辛苦難都甘之如飴。“夯巴郎（粵語：一切）都難不倒我！”說時握拳望空一揮。這手勢是他的習慣動作，令人聯想到他的指揮手勢。
我把聽到的一切都記在日記上。部分還寫成文章在報刊上發表過。可惜這些日記和剪存的報刊都已在1955年被株連入胡風案時失去。
後來我也從馬思聰處聽到星海在巴黎的窘況。馬思聰和星海的道路和藝術風格是兩路，馬思聰更學院派，星海則更民間派。但馬思聰對星海的忍苦耐勞的精神很佩服，在巴黎時曾去看過他。星海住在貧民窟的一座樓房裡，一層的一間狹隘的小房間。這間頂樓小屋低矮得身子也不能伸直，連練琴也隻得鑽出小門到陽臺上去練。馬思聰搖頭嘆氣道：“他就這樣對著上帝練琴！”
一個令人萬分激動的故事每使我一想起來就欷歒不已，我在電影文學本銑星海傳》的八本戲中用了整整兩本戲的篇幅寫了這故事。
星海那時已經進了巴黎音樂學院，但必須靠打工維生。通常到旅法華人開的洗衣作之類的店家找工；有時找不到工打，就得去餐廳或酒吧賣藝賺幾個法郎。他說，雖然巴黎街頭也常有潦倒的樂師和畫家賣藝乞討，他總覺得很難為情。但迫於無奈，他說，他就集中精力拉曲子，不朝人看，別的什麼也不想，隻當作是正規的練琴。一天，他走進一家相當豪華的餐廳，前一天音樂院的課正講授馬思南的音樂，他就向食客們演奏馬思南的曲子。在餐廳用餐的有兩個衣著時髦的中國留學生，顯然是公費留學又有家庭彙款可供揮霍的紈绔子弟，認為中國人在飯店裡賣藝乞討是丟了中國人的面子，一個大聲叱罵，一個竟站起來要斥逐冼星海出去。這時，一位紳士模樣的法國食客挺身而起，向那兩個中國學生發話道：“你們這是干什麼！這位青年音樂家全神貫注地演奏曲子，他的馬思南拉得多動聽啊！你們卻要搗亂！這樣不尊重人，不尊重藝術！”一頓訓把那兩個華僑學生訓得龜孫子般地癟了。這位紳士邀請冼星海為他演奏一曲自己認為演奏得滿意的曲子，冼星海聚精會神地拉了一曲克萊斯來的《中國花鼓》，紳士十分贊賞，豐厚地給予酬金。
就這樣一次遭逢，星海後來成為這位紳士的家庭教師，教他的女兒學提琴。他的姓氏是Mullier，名字我此刻記不真了，但他是巴黎第七大學的教授則不會記錯。後來星海回國，也得到了教授的資助。直到在武漢時期，星海還和他通著信。
武漢當時熱火朝天，星海成天忙於組織宣傳抗日的群眾歌詠活動，特別是那次慶祝臺兒莊大捷的萬人大合唱，星海興奮地擔任指揮，累得滿頭大汗。可沒有人知道，那幾天他正患著肩周炎，他是熬忍著臂疼上場的。錢韻玲告訴我，他老是嘀咕抱怨沒時間作曲，一點靜靜的構思的時間也找不到。的確，在武漢他幾乎沒有創作過一支歌，直到去了延安，纔爆發出積蓄已久的靈感。
這年的8月，我已決定赴延安。原定和星海夫婦商定一起走的，但我先辦好手續，有伴就先走了，到延安是9月1日。星海和錢韻玲直到11月纔到。而兩個月後，我就讀的陝北公學改組，校本部連同高級研究班一起並入陝甘寧邊區關中分區的陝公分校，地址在枸邑縣的看花宮。我所屬的高研班隨著成仿吾校長一起離延安赴看花宮。我和星海夫婦在延安兩個月的短暫聚會，也是後的一次聚會結束。臨別的前一天，錢韻玲煮了一隻雞，在橋兒溝魯藝宿舍的窯洞裡治餐為我送行。
此後的幾年中，我在西南大後方，不斷唱從延安傳出來的星海的歌曲。《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在大後方也很風行。我為星海的創作成果感到高興。當時在中國大後方沒有管弦樂隊的條件下，根本沒有創作大型器樂曲的可能，交響曲、協奏曲什麼的即使寫出來也沒處演奏。canTaTa已是能盡情發揮的的曲式了，星海已發揮了的能量。
其時也聽到一些從延安到大後方來的人傳來的“小道”，說星海是“延安四大怪人”之一。“四大怪人”的其他三個是蕭軍、王實味、塞克。除了蕭軍之外，另兩人我一無所知，猜想不出星海何以會和他們並列而稱“怪人”。星海為人憨直、粗獷，個性很鮮明，有時難免得罪人，但我怎麼也想不到他能得“怪人”之名。幸虧他於1940年去蘇聯了，否則，我猜想不出在1942年整風和“搶救運動”時他將落入什麼境地？我為他後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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