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真實的尺度

編輯推薦

這套叢書共由10本組成，每本都是各位評論家在九十年代以來所作研究成果的精選結集，它們包括：王彬彬《一噓三嘆論文學》、王干《灌水時代》、黃發有《媒體制造》、李建軍《必要的反對》、張清華《天堂的哀歌》、賀仲明《真實的尺度》、張學昕《唯美的敘述》、張新穎《打開我們的文學理解》、楊揚《無限的增長》、張頤武《新新中國的形像》等。作為“e時代”青年評論家的代表，他們以各自不同的一套批評筆墨，或深刻精警、或犀利獨特、或嚴謹扎實、或自由放達，從不同的視角或層面來切入當下的文學創作，表達訴說著他們作為一個文學評論家的良知、正義、職責以及對於當前的文學現像、文學性質、文學發展以及具體作家作品的獨到見解與鮮明立場，撇開浮沫，洞入真知，再現了當下文學的本真狀態與精神走向。可以說，近十年來我國文壇的潮起潮落，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學理論上的突破與收獲，在這些批評家們的著作中都得到了評說和總結。

內容簡介

“e批評叢書”是一套關於幾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評論。由十位大多出生於十二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批評家所著，他們在九十年代取得了豐碩的批評業績，他們的地位、名聲和影響也許還無法與八十年代那批批評家相比，但是他們已經開始了全新的追求，他們的次“集體亮相”也算得上是對一個時代文學批評成就的一次總結和展鋻。這套書不是宣言，也不是證明，而是一次貨真價實的“呈現”與“展示”，這代批評家將用他們*秀的批評文章標示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 “e批評叢書”是一套關於幾十年代的中國文學評論。由十位大多出生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批評家所著，他們在九十年代取得了豐碩的批評業績，他們的地位、名聲和影響也許還無法與八十年代那批批評家相比，但是他們已經開始了全新的追求，他們的次“集體亮相”也算得上是對一個時代文學批評成就的一次總結和展覽。這套書不是宣言，也不是證明，而是一次貨真價實的“呈現”與“展示”，這代批評家將用他們*秀的批評文章標示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

作者簡介

賀仲明，1966年3月生，湖南省衡東縣人。1985年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繫，之後赴湘西地區工作。1999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和批評工作。個人專著有《中國心像——20世紀末作家文化心態考察

瞧。他們走來了(代總序)
洄流與激蕩(代自序)
阿Q為什麼是農民?
阿Q是不是農民?
約瑟夫·K與阿Q
——對《審判》和《阿Q正傳》的一種比較
啟蒙與自我啟蒙
——對中國啟蒙運動的一種解讀
再思啟蒙
——兼論“五四”文化批判傳統
否定中的潰退與背離：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種嬗變
——以張煒為例
學術現實與解構底線
“農民文化小說”：鄉村的自審與張望瞧。他們走來了(代總序)
洄流與激蕩(代自序)
阿Q為什麼是農民?
阿Q是不是農民?
約瑟夫·K與阿Q
——對《審判》和《阿Q正傳》的一種比較
啟蒙與自我啟蒙
——對中國啟蒙運動的一種解讀
再思啟蒙
——兼論“五四”文化批判傳統
否定中的潰退與背離：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種嬗變
——以張煒為例
學術現實與解構底線
“農民文化小說”：鄉村的自審與張望
真實的尺度
——重評五十年代農業合作化題材小說
重與輕：歷史的兩面
——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土改題材小說
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中的傳統主題
論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文學英雄形像的嬗變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戰爭規範與制約下的文學論爭
“自由心靈”與文學之“根”
——對於文學創作主體心態的考察
回歸故事：策略還是退卻?
“歸去來”的困惑與彷徨
——論八十年代知青作家的情感與文化困境
自我的書寫
——文革後“五七作家”筆下的五十年代
反抗的意義與局限
——“新生代”作家精神批評
群體分化與文學變異
文化代言者與“根”的意味
智者的寫作
——楊絳文化心態論
放逐與逃亡
——論劉震雲創作的意義及其精神困境
紅柯論
生活在別處
——論朱文穎的小說
批評的美麗
——汪政、曉華批評論
玄覽者的高遠與細察
——論丁帆的批評特色兼評《文學的玄覽》
弱者批判與知識分子的道德要求
——也談對《潘先生在難中》的理解
跋

在線試讀

阿Q是不是農民?

本文的問題在拙文《阿Q為什麼是農民》(載《讀書》2001年第1期)中其實已經有所隱含：即由於阿Q形像被強烈地文化意圖化，他身上所可能具有的真正的農民本質必然會有所喪失，從而影響到他作為農民形像的真切性和典型性。
事實也正是如此。雖然我們不能說在中國農村中完全找不到像阿Q這樣的農民，但毫無疑問，作為農民形像，他不是典型而真切的。首先，從他的外在生存情況來看，他居無定所(甚至“不能說是未莊人”)，以不規則的打短工生活為業，又是孤身一人，完全沒有親屬和朋友。這種情況，與一直依土而居、特別強調血緣和親族關繫的典型中國農民生活，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其次，阿Q的外貌、住所、行止以及所從事工作，在作品中，都表現得相當簡略而抽像，他的惰與猾的基本精神氣質，更非典型的中國農民性格。與之相應，作品沒有提供出人物生活的細致切實的鄉村生活圖景(這一點，《阿Q正傳》遠遜於作者的另兩部作品《風波》和《故鄉》)。阿Q所生活的未莊，雖然名為鄉村社會，但其中並無具體的鄉村勞作和生活場面表現…… 凡此種種，都表現出阿Q形像的非農民性，顯示出這一形像的塑造基礎是其文化定位而非其真實的自我——換句話表示，阿Q與其說是個真實典型的農民形像，還不如說更是某種文化理念的代表者。
對於阿Q形像性的不足，作者魯迅也許早就有所體會，他之所以再三地為阿Q作說明、加衣帽，或許正是因為他感覺到自己的小說沒能將形像表現得很充分，缺乏充足的自信心，纔不得不借助其他方式予以補充——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魯迅對自己的其他作品很少有類似的舉措。
應該說，一個文學形像的成熟與否是很普通的事，對於作者魯迅來說，也許他為熟悉和擅長的是他本身所在的知識分子領域，他對鄉村的關切情感和所思考的深度，要遠勝於他對鄉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所以，他在鄉村生活描寫和人物形像塑造上表現得不夠真切典型，是不足為奇的。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他所塑造的阿Q這個並不充分的農民形像，近一個世紀以來卻一直被當做中國農民成功和經典性的典型來理解，得到眾人一致的認可和歌贊(隻是在五十年代，文學家馮文炳指出過《阿Q正傳》和阿Q的非農民性。盡管他的批評是建立在對於《阿Q正傳》的褒揚基礎上的，但依然迅速遭到封殺)，而且，它還影響和造就了中國新文學一個悠久的傳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近親形像體繫。阿Q是不是農民?

本文的問題在拙文《阿Q為什麼是農民》(載《讀書》2001年第1期)中其實已經有所隱含：即由於阿Q形像被強烈地文化意圖化，他身上所可能具有的真正的農民本質必然會有所喪失，從而影響到他作為農民形像的真切性和典型性。
事實也正是如此。雖然我們不能說在中國農村中完全找不到像阿Q這樣的農民，但毫無疑問，作為農民形像，他不是典型而真切的。首先，從他的外在生存情況來看，他居無定所(甚至“不能說是未莊人”)，以不規則的打短工生活為業，又是孤身一人，完全沒有親屬和朋友。這種情況，與一直依土而居、特別強調血緣和親族關繫的典型中國農民生活，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其次，阿Q的外貌、住所、行止以及所從事工作，在作品中，都表現得相當簡略而抽像，他的惰與猾的基本精神氣質，更非典型的中國農民性格。與之相應，作品沒有提供出人物生活的細致切實的鄉村生活圖景(這一點，《阿Q正傳》遠遜於作者的另兩部作品《風波》和《故鄉》)。阿Q所生活的未莊，雖然名為鄉村社會，但其中並無具體的鄉村勞作和生活場面表現…… 凡此種種，都表現出阿Q形像的非農民性，顯示出這一形像的塑造基礎是其文化定位而非其真實的自我——換句話表示，阿Q與其說是個真實典型的農民形像，還不如說更是某種文化理念的代表者。
對於阿Q形像性的不足，作者魯迅也許早就有所體會，他之所以再三地為阿Q作說明、加衣帽，或許正是因為他感覺到自己的小說沒能將形像表現得很充分，缺乏充足的自信心，纔不得不借助其他方式予以補充——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魯迅對自己的其他作品很少有類似的舉措。
應該說，一個文學形像的成熟與否是很普通的事，對於作者魯迅來說，也許他為熟悉和擅長的是他本身所在的知識分子領域，他對鄉村的關切情感和所思考的深度，要遠勝於他對鄉村生活的熟悉程度，所以，他在鄉村生活描寫和人物形像塑造上表現得不夠真切典型，是不足為奇的。然而令人感慨的是，他所塑造的阿Q這個並不充分的農民形像，近一個世紀以來卻一直被當做中國農民成功和經典性的典型來理解，得到眾人一致的認可和歌贊(隻是在五十年代，文學家馮文炳指出過《阿Q正傳》和阿Q的非農民性。盡管他的批評是建立在對於《阿Q正傳》的褒揚基礎上的，但依然迅速遭到封殺)，而且，它還影響和造就了中國新文學一個悠久的傳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近親形像體繫。
這其中的緣由是復雜的。作為作者來說，除了他對於農民生活的不夠熟悉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創作的初衷並不在於成功地塑造某一個農民形像，不是要為人們提供一個真實的鄉村世界，而是想“畫出國人的魂靈”。與魯迅的創作思想一樣，知識分子在對作品的解讀中，所希望找到的，也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農民形像，不是具體細致的農民生活場景，而是一個需要啟蒙的、代表著“國人的魂靈”的人物和地域，一個能借以體現出知識分子啟蒙指導者地位和價值的被啟蒙者。可以說，阿Q形像的被典型化和經典化，與魯迅將它定位為農民一樣，都是知識分子將自我啟蒙轉移為他者啟蒙的文化表現和精神結果。
還有一個原因也產生了作用，那就是中國新文學的批評傳統——它雖屬文學內部事物，但實質上與啟蒙文化傳統同屬一體。中國新文學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附屬物產生，也一直以文化批判為目的。這決定了它的文學批評也一直不是以文學本身，而是以文化為主要標準(後來是政治。而從文化到政治標準的轉換，正體現了這種非自我主體批評的脆弱，也體現了匱乏自我獨立的知識分子精神的脆弱)，作為文學作品的主要功能和價值體現。
正是在作者和閱讀者相契合的文化心態的合作下，在以文化為主導的文學批評標準的觀照下，阿Q形像纔會有如此的塑造，也纔會有如此的典型化理解——在這裡，作者所賦予阿Q身上的文化性格——國民性，掩蓋和忽略了其農民本質的不足和形像的非真切性，於是，阿Q形像就顯得如此的典型而完美。
這種“典型”的完成是要付出巨大的藝術美的代價的。作為作品本身來說，作者以文化觀念主導人物的思想和行為，顯然傷害了形像和作品的藝術價值。事實上，《阿Q正傳》所真正具有的文學意義，並不是在於作者所預設的阿Q農民形像和他所代表的“國民性”上，而在於其表現出的更普泛的人類生存困境思索上(阿Q被壓迫和愚弄的困境是對於人類弱者遭遇和性格弱點的誇張性寫照)。作品對鄉村生活和人物形像表現得不夠真切，人物形像過強的先導文化色彩，嚴重損害了作品思想意義的真切表達，影響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藝術感染力。
作品的解讀也是一樣。應該說，作品的解讀史，其實也是對於作品的經典性進行不斷強化的歷史。文化記憶的強力書寫，持續反復的文化暗示和思想教導，使作品的文學缺失被進一步忽略，文化意義被進一步突現。可以說，對《阿Q正傳》和阿Q形像的閱讀歷史，典型地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被文化和政治異化的根本特征。同時，文化先導的閱讀和批評方式，也決定了對作品的解讀中必然會存在著各種有意無意的誤讀，這些誤讀為預設的文化批評服務，卻進一步損傷了作品的文學性。
舉一個典型的例子：阿Q被判死刑後畫圈事件的解讀，其實完全是一種文化意圖下的有意誤讀。阿Q為圈畫得是否圓而憂慮其實是建立在他對自己的生存處境無知的基礎之上的，他在畫圈的時候並不知道畫圈的行為是他對自我被殺害的認可，在這個前提下，他纔會有閑心考慮圈畫得圓與不圓的問題。設若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他的表現不會如此的“阿Q化”。對於這一簡單的事實真相，我們的閱讀者往往有意無意地予以忽略，樂於以之作為阿Q精神不覺醒的典型事例來看待。事實上，這樣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妨礙了人們對阿Q命運更深刻的認識——他的死亡和他的生存一樣，是始終處在社會的壓制和蒙蔽之下的。這種理解，在客觀上影響了阿Q形像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也損害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在阿Q形像經典化標準的影響下，魯迅以降的中國新文學史中，遍布著阿Q式的農民形像(與之相媲美的是政治化的農民)和未莊式的鄉村圖景。外在的政治和文化拯救需求，構成作家們對農民和鄉村描寫的基礎。期待著這種拯救的孱弱者，和迎合著這種拯救的反抗者，構成著中國新文學農民形像塑造的基本原型。而真正的具體的農民形像和真實的農民生活，卻完全被作家們所忽略和淡漠，農民的自我文化個性被徹底遮蔽和掩蓋。可以這樣認定，二十世紀的中國鄉村文學史，基本上是對農民進行文化批判和政治拯救的歷史，而非真實農民生活的表現史。
這一影響是如此之深遠，使即使偶爾出現對農民形像和命運的真實表現者，也往往擺脫不了這種影響，習慣於從政治上或文化上去給形像定位。典型的如八十年代的高曉聲，這位曾在鄉村度過了二十幾年的“右派”生涯的 “農民作家”，與鄉村生活有著深切的感受和情感維繫。正是在這一感受和情感的驅使下，他在剛剛平反回城後曾寫下真實反映農民疾苦的小說《李順大造屋》和《“漏鬥戶”主》，真切地塑造了被壓在社會底層、受盡政治愚弄和壓榨的農民李順大和陳奂生形像。但是，他的這種創作卻沒有得到很好地繼續，甚至在這篇作品的創作談中就已經開始對人物進行“阿Q式”的處理，強加給農民主人公根本不可能擔負也不應該擔負的文化重負：“當我探究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浩劫時，我不禁想起像李順大這樣的人是否也應該對這一段歷史負一點責任。”(高曉聲《(李順大造屋)始末》，《雨花》1980年第1期。)在此後的創作中，他更完全改弦易轍，自覺以《陳奂生上城》等作品重新回歸，承繼“阿Q”形像塑造的衣缽。由此可見，阿Q形像的傳統確實是深入了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塑造阿Q式的農民形像已經成為許多作家不知不覺的心理定式。
當然，這一影響不僅僅是在文學領域。在文學之外的思想文化中，阿Q形像經典化的不斷強化和反復書寫，其實是在不斷增強和掩蓋著知識分子們的虛弱，使他們盡管一方面在承擔著思想不斷退化、精神不斷萎縮(由啟蒙到被啟蒙的錯位)的事實，另一方面卻還要扮演著虛假的救世主角色，以虛弱的精神對他人進行啟蒙。阿Q形像的經典化和書寫歷史，事實上，成為了許多知識分子忘記自我真實生存狀況和遠離對自我精神重建的掩飾面具，它折射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扭曲的事實真相——或者說，他們其實更在承擔著阿Q的精神歷史。
所以，如果說以農民身份的阿Q為國民性的代表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的缺陷，那麼，不是農民(至少不是典型的農民)的阿Q被作為農民代表位列於中國文學史神壇之上受人膜拜，則不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國文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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