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戴明賢：屬於未來和遠方的寫作者
大約十年前，經由錢理群教授推薦，我有幸讀到戴明賢先生寫安順人事的散文集《石城浮世繪》。那時，戴明賢先生的名字於我是完全陌生的，貴州更是一個十分遙遠的存在。
薄薄的一卷書稿，淡淡的家常文字，展讀之下，立刻被書中描寫的那個逝去的年代，那個遠方的世界，那些眾生的命運所打動。在對作者沒有更多了解的情況下，年輕的我竟然膽大妄為，將原來的書名改為《一個人的安順》，在我供職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十年過去了，十年間，感謝戴明賢先生的信任，我們作為編輯和作者四度合作，北京—貴陽之間書稿、信件、郵件多次返還。翻譯家李文俊先生曾經這樣談起他和福克納之間的緣分：他說自己雖然從來沒有見過福克納本人，但自感比福克納的家人朋友似乎更加了解這位美國作家，因為通過字字句句的翻譯推敲，仿佛已經踏上了作家精神世界的花園幽徑。我相信此言不虛。通過編輯戴明賢先生的四本（三種）作品，借用一個西方哲學的概念，我感覺自己也對這位前輩作家的心靈世界仿佛有了更多的“同情之理解”（這裡的“同情”是感同身受的“共情”之意）。
在我看來，戴明賢先生雖然遠離喧囂，幽居貴州，但其思想和文字卻頗具前沿性和先鋒性；雖然始終保持著傳統士大夫的生活品味，但其每一篇作品都有著自覺的文體追求和藝術用心，可以說，他是有著史家視野的散文家，有著世界眼光的貴州鄉土作家，有著傳統情懷的當代作家。
一、中國文學的又一“城”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向有“兩傳一城”的說法，其中“兩傳”指的是蕭紅的《呼蘭河傳》，孫犁的《鐵木前傳》；“一城”則是瀋從文的《邊城》。三部作品都是傳世經典：寫的都是故鄉人物和往事，人物命運都是令人唏噓感嘆，藝術風格都是深摯雋永。我以為，戴明賢先生的《一個人的安順》是為中國文學又貢獻了“一城”，以後再談起這四部永恆的經典時，完全可以說，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兩傳兩城”。
現在看起來，我當年為《石城浮世繪》改書名為《一個人的安順》雖然是出於圖書市場的考慮，但從今天的角度看來：“石城浮世繪”的確是更為恰切的書名。這是一本有著“史”的自覺意識的潛心之作。作者在“後記”中自述雖然久已想寫，但直到年事漸長，閱歷加深，尤其是讀了一些文化人類學著作後，纔進一步意識到童年的家鄉“有一份自己的文化”、“是一個完整的文化生態圈”，於是，“按記憶實錄”，以抗戰前後這一時段的小社會為對像，以社會群體為單位作白描勾勒這一“愜心的形式”也就水到渠成，油然而生了。實際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苦苦尋覓到不同的“愜心形式”後纔開始動筆的，屬於當代為數不多的有著自覺文體意識且能付諸實施的寫作者。
當代作家中專注於寫一個地方的作家不在少數，賈平凹專注於商州和西安，多年苦心經營；莫言專注於高密東北鄉，一發而不可收，還因此走向世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再次證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句名言；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越是地域的，也就越是中國的。戴明賢先生專注於家鄉安順、貴州，自成一家，讀者遠在貴州之外；而不同於其他作家的是，其作品除了醇厚的藝術性，還透出他有著自覺的學者情懷：在文學之外的“史”的意識。
說《一個人的安順》有著“史”的自覺意識，固然是因為，作者自覺地記錄下了當時安順的城市地圖，建築地標，尤其是各個社會階層、社會結構、人物群像、人情風物、飲食習俗，乃至方言俚語。正如作者所說，號為“黔之腹、滇之喉”的安順歷史上一直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明朝初期的屯軍和抗戰時期的流亡兩次大規模移民所形成的“五方雜處”的社會局面，令內地的主流文化以獨特的方式衝擊、融合著小城的傳統。雖然其地理位置相對於內地文化中心顯得偏遠，實際上遠的也是近的——流亡的“下江人”帶來的異質文化、抗戰劇團的演出、影院的電影，加上傳統戲曲都是當時的風氣之先，小城的人們，尤其是作者的姐姐明端、明坤這樣的年輕人立刻就被熏陶乃至直接參與其中。
然而，在我看來，作者的寫作目的不止於“實錄”，他還有著更高的藝術追求。雖然這追求往往被其平實質樸的文字所遮蔽，但明眼的讀者還是能夠準確地與作者的藝術世界接上頭，並在其中深深迷醉。
文學不是政治，它是一種溫柔的勸導和說服。為了說服讀者，小說家用故事做迷藥，詩歌彈奏著永恆致命的旋律，更多承載思想的散文要靠什麼呢？哪一種寫作幻術足以將散文所攜帶的思想訴諸讀者的感官，讓他們清醒地入迷呢？弗吉尼亞•伍爾夫認為，散文隨筆仰賴的純是作者個人語言的魔力，是“將短暫人生的聲音，透過個人語言的迷蒙煙霧，提升到永恆融洽的國度”。於是，在每一縷煙霧升起之處，作者思想的耳語說服了讀者的理性。而曾幾何時，我們的散文還不甚明了“勸導”這門溫柔的藝術，在秦牧、楊朔的時代，散文似乎更多地“教導”著讀者，要麼是不甚顧及讀者感受的獨自“抒情”。這樣的寫法在那個時代是好的，是被允許的，是得到呼應的，而在今天，則是“勸導”藝術制勝的時代，隻有深諳這門藝術的寫作者纔能俘獲讀者的心。戴明賢先生顯然就是這樣一位高妙的勸導者。
具體到《一個人的安順》，那麼多家國舊事，許多樁辛苦遭逢，其中不乏驚心動魄、刻骨銘心者，作者也隻是淡淡起筆，從“瑩白的石頭城”寫起，用質樸無華的文字，輕言慢語的語調，娓娓道來，並不急於去動手抓住讀者，讀者卻在不知不覺中被慢慢打動，以致深陷其中，難以釋懷。在寫法上，他糅合了電影、戲劇、小說、詩歌等各種藝術形式，甚至傳統繪畫的“留白”手法，言盡意遠，給人以無窮回味。文字則保持著慢速、樸拙的手工感、手藝感，仿佛是一針一線手工縫制起來的，針腳綿密細致，讀來回味悠長。這在當下很多粗針疏腳，以炫取勝的寫作潮流中實屬鳳毛麟角。
二、微觀歷史:物的前世今生
戴明賢先生曾用“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留戀之情的典故，表達自己對有情世界的多情與牽掛，並深深自責。同樣的自責，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也有一個類似的表述——“我有個自責甚深、始終渴望改正而未能戒除的毛病，那就是對持有相當時日的事物每每保有一份忠誠。例如經年穿戴的一件衣服、一頂帽子，或者是一把慣使的手杖，一間久居的老屋……一旦離開它們，總覺得渾身不對勁，或內心隱隱作痛，更遑論其他刻骨銘心的割舍和分離了。”中西兩位作家用不同的表述方式，表達了同樣的對舊物的留戀，也是對記憶的留戀。
《物之物語》可以說是《一個人的安順》的續篇，敘述的是1950年代以後的人事，以“物件之歷史”的視角切入，刻繪父母流傳下來的老物件、友朋間贈送的書面及小物品，以及一些老照片等所蘊涵的人生故事。這本書打動我的地方在於一個“惜”字——如今是一個物質消費的年代，“一次性”取代了永久使用，“升級換代”替代了代代相傳，閃閃發光的“新”取代了舊物的手澤和斑駁。很多舊物連同傳統一起被迅速地放棄和遺忘，但人的生活是有連續性的——“現在”經由“過去”而來，失去了“過去”，“現在”也就失去了根基。蔓延在社會上的普遍焦慮情緒就跟失去了“連續性”不無關繫。此時，這本書所表現出的惜物、惜人、借光陰、惜舊情、惜緣分、惜傳統的情懷，就顯得格外安詳、自足、富有啟示。
這本書裡，再次彰顯出作者自覺的文體意識和獨特的語言魔力——全書共五十四篇，寫出了五十四件尋常又不尋常的“物”的幽微歷史。尤其是，其中很多的物與人都是不入通常寫作者法眼的家常物件、平凡人物，作者卻獨具慧眼和慈心，能發現其物存在的真理，其人內心的絢爛，從容勾勒其脈絡，耐心梳理其來歷，從而寫出一個時代的風雨雷鳴；那個籠罩著政治風雲的年月，那些以各自耐力與韌性維繫自己存在的人物，讀完他們的這段“小歷史”，誰敢再說隻有英雄人物纔有資格入史？這種看待物、看待人、看歷史的眼光，豈不暗合了法國年鋻派微觀史學的路子？書中所寫的“貴州往事，且行且憶”豈不完全可以遠播他方，傳之久遠？
三、一個寫作者的生命哲學
身處這個火熱的時代，一個寫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處？一個地處貴州這樣相對於“中心”略顯偏遠之地的寫作者如何存在、如何自處，乃至如何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開拓寫作資源？對此，戴明賢先生的新作——《子午山孩——鄭珍：人與詩》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本。實際上，多年以來，戴明賢先生自己的生活就一直滲透著審美感——家常的審美感，他是少數能將生活與作品融為一體、做人與做文和諧一致的作家。
在講到法國作家蒙田時，弗吉尼亞•伍爾夫這樣說到他的歸隱的生活哲學：“倘若沒有引導，沒有範例，要過好幽居生活比過好公共生活困難得多。這是一種藝術，需要每個人獨自鑽研。讀書，不是為了求知或者謀生，而是為了把交流擴大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域。”
戴明賢先生不是隱居者，作為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安順子民，他在現實與理想、功名富貴與心靈獨立之間有自己的取舍，也有對現實的妥協。在說到自己身處的貴州時，他這樣說：“貴州建省晚，僻處西南一角，從來不受先進地區、主流文化的青眼。”作為一個寫作者，身處偏遠之地，如何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開拓寫作資源，戴明賢先生選擇了鄉先賢鄭珍作為交流對像，所以，他寫鄭珍詩傳，就像是在寫自己，是為了“把交流擴大到不同時代、不同地域”。
做到了，這種相隔不同時空的交流是如何有效，如此深刻、如此默契，以至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說是作者“發現”了鄭珍的存在。經由這發現，讀完全書，生活於一二百年前的這位詩人，“已經成為我聲息相聞的近鄰，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遊，可以花前對飲，可以雨夜聯床”，“而不問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了”。
盡管如此，如何讓生活於一二百年前的經學詩人的詩能為當代讀者所理解，作者很是費了一番苦心，除了用他自己拿手的散文翻譯出一首首原詩之外，還用了很多心思還原鄭詩的精神，注重百載之下讀者的感受。如在一八三九年九月與僧人登山留書復與友人乘船玩山的情節後，作者用一句“這是鄭子尹數十年陰霾中一個珍稀的響晴天”作結，一句話拉近了與讀者的距離，讓近二百年後的我們發出會心會意的微笑。
按照接受美學的理論，一個作家的作品是由寫作者和閱讀者共同創造的。戴明賢先生的這幾本書，都不是熱銷書，但是，作為責編，我送出去的每一本書都有欣喜的回應，這就是文化積累、文化效益。有機會來貴州的朋友都想來見見戴明賢先生，都想去一趟安順。有朋友在安順看到戴明賢先生手書的匾額都興奮地打來電話——的確，戴明賢先生已經成為“貴州的文化名片”、“安順的文化名片”，他的讀者都是高品質讀者。這是一個小眾閱讀的年代。我堅信，一本書的價值不在於它銷售了多少冊，而在於它被多少個讀者用心細讀，被多少個讀者珍藏在心頭。在這個意義上，戴明賢先生的鄉土繫列作品更豐富的意義還在未來，在遠方，等待更多讀者的閱讀和發現。
（本文由2013年舉辦的“戴明賢鄉土書繫研討會”發言稿整理而成）
杜麗，女，作家，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民進中央出版委員會委員。出版有散文集《美好的敵人》《帶綠色玻璃罩的臺燈》《為卡爾文瘋狂》《藍色手指》等。現供職於人民文學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