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書寫“我鄉我土”

編輯推薦

全書結構完整，條理清晰，文字通暢，符合學術規範。正如序言作者，北京大學出版社吳曉東教授所言，本書“既是一部具有宏觀歷史描述和整體理論探索的文學史研究，同時又是偏重於作家和文學作品的再解讀的著作”。對於今天深入了解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文學狀況、作家心態，時代思潮等，均有一定的意義。

內容簡介

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作家開始不約而同地倡導在小說中加強對地方性特征的描繪與表現。以地域風光、地方風俗以及方言土語等形式出現的地方性特征在小說中大量出現，極大地改變了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基本面貌。本書試圖以這一文學史現像為研究對像，展示地方性特征對於40年代中國小說的意義。

作者簡介

李松睿 2005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繫，獲文學學士學位；2006年至2013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繫，先後獲文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影視與文化研究。曾經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理論與批評》、《讀書》、《當代電影》、《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等學術刊物發表各類論文六十餘篇。

序言 / 吳曉東
導論

節研究對像和問題意識
第二節研究現狀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論述結構

章地方性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
節地方性與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
第二節地方性與民族主義文藝
第三節地方性與京派文學

第二章 20世紀40年代關於地方性問題的理論思考
節地方、民族與世界序言 / 吳曉東
導論

節研究對像和問題意識
第二節研究現狀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論述結構

章地方性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
節地方性與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
第二節地方性與民族主義文藝
第三節地方性與京派文學

第二章 20世紀40年代關於地方性問題的理論思考
節地方、民族與世界
第二節地方性與知識分子改造
第三節地方性與真實的生活表現

第三章地方書寫與國族敘述：以老舍的小說創作為中心
節 “失而復得”的地方性特征
第二節個人與國家
第三節抽像意義的尋求
第四節地方性：中華民族的表征

第四章地方性與解放區文學
節趙樹理、地方性與認知“裝置”
第二節文學語言與地方性的呈現
第三節人物形像與地方性的顯隱

第五章梁山丁：多重關繫中的地方風物
節命運多舛的小說
第二節鄉土的愛戀與迷惘的情緒
第三結構中的“土地”

第六章師陀：地方作為心靈的投影
節 “故鄉—異鄉”雙線敘述
第二節 “時間”“命運”與“衰敗”
第三節迷失在荒涼的曠野

結語
附錄政治意識與小說形式
——論卞之琳的《山山水水》
參考文獻
後記

前言

序
吳曉東

李松睿的著作《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論述的是20世紀40年代一個有意味的文學史現像，“即這一時期的作家、批評家無論身處何處、面對怎樣不同的政治情勢，他們在構想一種超越‘五四’新文學弊病，適應戰爭環境的‘理想’文學形式時，都特別強調以地域風光、地方風俗以及方言土語等形式出現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並紛紛選擇以這一特征來塑造文學作品的感性外觀”。本書的核心問題意識即來源於此，作者在書中試圖追問的是：“為什麼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批評家會對地方性問題如此念茲在茲，並在文學表達中將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在加強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時，究竟想要表達些什麼？地方性特征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到底發揮著怎樣的功能？”序
吳曉東

李松睿的著作《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論述的是20世紀40年代一個有意味的文學史現像，“即這一時期的作家、批評家無論身處何處、面對怎樣不同的政治情勢，他們在構想一種超越‘五四’新文學弊病，適應戰爭環境的‘理想’文學形式時，都特別強調以地域風光、地方風俗以及方言土語等形式出現的地方性特征的重要性，並紛紛選擇以這一特征來塑造文學作品的感性外觀”。本書的核心問題意識即來源於此，作者在書中試圖追問的是：“為什麼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批評家會對地方性問題如此念茲在茲，並在文學表達中將其放置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在加強其作品的地方性特征時，究竟想要表達些什麼？地方性特征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到底發揮著怎樣的功能？”
我首先看重的正是松睿在研究過程中表現出的這種逼問核心問題的自覺意識。這部《書寫“我鄉我土”——地方性與20世紀40年代中國小說》即表現出他善於從一個具有本源性的問題出發，在充分進入歷史語境，掌握與占有大量手資料的同時，建構具有一定的整體性研究視野的學術能力。本書對地方性論題的研究，也因此不僅提供了中國文學在20世紀40年代的戰爭環境中特有的歷史風貌，也有助於我們理解那個時代的某種具有整體性特征的歷史面向；松睿的這一研究也由此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總體性敘事格局中具有結構性意義的組成部分。
松睿在這部已經成型的著作中有著多重的方法論的自覺。這種自覺的表現之一是對主題學研究的反思：“在主題學的研究中，研究者會特別關注某類文學主題在文學史發展脈絡中不斷的復現與變奏，並根據這些長時間‘盤踞’在創作實踐中的主題，梳理出作家的思維方式、其在文化結構中所處的位置等一繫列問題。”“雖然這類主題學的研究能夠得出一些讓人深受啟發的‘洞見’，但由於在方法上它總是關注所謂‘異中之同’，因而很難為我們回答在特定歷史時空下某些主題被特別強調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在主題學的研究範式下，我們沒有辦法具體回答為什麼20世紀40年代的作家、批評家會特別重視文學作品中的地方性特征。”正像松睿在本書的導論中所表述的那樣，他進一步摒棄的，還有諸如探究意像或母題的研究路數。在某種意義上，本書構思和寫作難的部分其實是為擬設的特定對像找到既吻合於對像也屬於研究者自己的思路，用松睿自己的話說，即“尋找一種為合適的方式對本書的研究對像進行討論”。而松睿所要處理的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其挑戰性在於，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歷史階段，中國版圖三個地區的劃分，為此一時期的文學圖景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三個地區雖然也分享了某種相似的歷史氛圍、文藝思潮和詩學特征，但差異性也表現為更為主導的傾向。因此，松睿所選擇的合理的策略，是直面差異化的政治形勢和言說環境。對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地方性問題的理論言說創作實踐按照區域劃分，並分別進行論述，進而兼顧解放區和國統區延續到抗日戰爭勝利後的相關問題，就成為作者選擇的相對穩妥的方案。而在我看來，真正表現作者的成熟之處的，還在於松睿清楚地意識到：“論述的結構則隻是幫助研究者更為方便的討論問題。在有些時候，‘得魚而忘筌’式的研究態度或許為合理。”“論述的結構”其實是更有助於還原和體貼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已。而所謂的“得魚而忘筌”，也許不僅僅是一種研究態度，如果真的能夠做到，甚至可以稱為一種讓所有研究者都心向往之的境界。
“地方性”視野，在松睿的研究預設中，既是理論表述和批評實踐，又是重釋作家作品的一個出發點。本書因此既是一部具有宏觀歷史描述和整體理論探索的文學史研究，同時又是偏重於作家和文學作品的再解讀的著作。本書的前身是松睿的博士論文，作為他的指導教師，在松睿初進入這個課題的時候，我曾經擔心借助於“地方性”的視野，會離析出一些雖不缺乏共性特征，但也可能失於大而無當的寬泛結論。而隨著松睿對這個課題的深入，後閱讀松睿提交的博士論文的完整定稿，我意識到當初的擔心是多餘的。本書處理的議題雖然稱得上是現代文學的宏大敘事之一種，但松睿選擇的論述方式卻相當具體細致，對歷史細節的把握以及對作家作品個案的詳盡闡發，都使這個論題得以深入而細膩地展開。借助地方性問題視角，本書洞見了以往文學史描述尚未充分觸及的一些創作面向，重新闡釋了20世紀40年代的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分析了老舍、趙樹理、周立波、丁玲、師陀、梁山丁等作家的小說。而本書更為值得重視之處，或許正在於對上述這些作家進行獨特闡釋的環節。我的閱讀感受是，一種具有洞察力的兼及批判理論以及文學史視野的觀照，是怎樣能夠照亮以往不被我們充分察覺的文學史現像，正像借助於一個探照燈，松睿為我們燭照了以往研究視野中一些晦暗不明的角落。
因此，對理論和創作的兼顧，構成了本書的雙重寫作線索。據我對松睿的了解，他的研究纔秉是在理論探究和文本分析之間形成了一種均衡性。這種均衡性也是一個研究者具有未來性潛力的表征。松睿既喜歡研讀理論，有比較執著的理論熱情，同時又能把理論與文學史描述以及文本解讀結合，形成的是一種探尋“理論的歷史性”的自覺意識。所謂“理論的歷史性”，在本書中表現為理論與歷史以及作家創作之間的一種辯證的關聯性。按照本書作者的理解，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的一大特征，是“小說家的確受到文藝理論家們的巨大影響，但其作品對地方性特征的呈現卻並沒有完全按照理論家的指導進行，而是呈現出異常復雜的面貌。”“正是這些作家的小說創作實踐，纔真正激活了地域風光、地方風俗以及方言土語等地方性事物在文學創作中所具有的潛力，並使得小說形式因大量吸收地方性因素而發生了改變。”這使作者意識到，本書的討論倘若單純局限在文藝理論層面上是不夠的。引入對小說創作的分析，特別是探究小說形式因地方性特征的納入而發生變化，借以全面展示地方性特征對於20世紀40年代中國文學的意義，成為作者所必然選擇的研究路徑。在我看來，小說堪稱是中國現代文學中魅力也豐富的可能性的文學體裁，是討論地方性書寫的有效也是無法繞過的形式。也恰恰在小說這一更為復雜的文學形式中，層積著理論與歷史以及作家創作之間更為內在化的關聯。對這種內在的歷史關聯性的考察，在第四章《趙樹理：地方性與解放區文學》中體現得為精彩。本書作者發現趙樹理小說創作的地方性特征存在著一個由隱到顯的過程，當解放區的文藝理論家可以輕易地辨識《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等作品的地方性特征的同時，卻無法指認趙樹理小說中所蘊涵的也許更不失為鮮明的地方色彩，造成這種錯位的根本原因在於解放區的文藝理論家是從階級性的價值尺度來理解文學的地方性特征。由此，作者揭示了解放區文學所具有的堪稱獨特的歷史特征，即文藝批評與文學創作之間有著更為緊密的關繫。“因此，對解放區文學中的地方性問題的研究，就不能單純討論具體的文學作品是如何表現出地方性特征的，而隻能在批評家的言論與作家創作實踐的相互關繫中，去理解地方性在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中發揮的功能。”這就真正建構了理論和創作的具體的歷史關聯性，也凸顯了本書作者對趙樹理、丁玲與周立波的小說進行的重釋的工作也是對歷史和政治地圖的重新繪制，這種重繪的過程，正是創造性研究的精義所在，它意味著研究中的具體問題意識的生成正隱含在對歷史和文本的真正釋讀之中。
這種問題意識的具體性，也表現在本書其他各章對不同的研究對像的討論中。比如第五章《梁山丁：多重關繫中的地方風物》以淪陷區作家梁山丁受評論界關注的長篇小說《綠色的谷》為核心文本，揭示出梁山丁將筆下狼溝的地方風物放置在都市與鄉對立、富人與窮人的階級衝突以及中日民族矛盾等一繫列關繫網絡中，使其意義在現代性、階級性以及民族性的多重價值維度中顯得蕪雜而含混。這也解決了我閱讀《綠色的谷》所一度產生的在歷史和價值間難以決斷的困擾，同時也解釋了何以後來的文學批評者和中美日等不同國別的文學史家在這部小說中均能投射各種價值面向、文化姿態乃至政治立場：梁山丁“在小說中極力刻畫的地方風物，是一塊意義含混的處女地，可以供人以各種價值尺度隨意地塗抹與裝飾”。由此也凸顯了地方性因素對於淪陷區文學的特殊的意義，“因為地方風光、地域風俗等極具地方色彩的事物，是一個被多種價值標準相互爭奪的含混場域。作家正可以通過對地方色彩的書寫與表現，利用其含混性放置那些在淪陷區試圖說出，但又不敢明言的東西”。而在第六章《師陀：地方作為心靈的投影》中，作者則另闢蹊徑，試圖揭示師陀對故鄉河南獨具特色的地方風景的描繪，似乎隻是他在20世紀40年代迷惘、無助的內心情緒的外在化。“也就是說，在淪陷區，文學的地方性特征未必僅僅被用來幫助作家表達那些不便明言的思考，它也可能在那些因苦悶貧病變得意志消沉的作家那裡成為心靈世界的鏡像。”
這些具體化的論斷，都呈現的是歷史以及創作的豐富性和差異性所在，也揭示了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文學越來越受到研究者重視的原因。對地域差異性的關注，也使得本書對幾位代表性作家的分析，展示出不同地域的小說家具有差異性的目的與訴求，以及對地方風物進行書寫與描繪的各自所固有的獨特性，有助於進一步豐富現代文學史的圖景。因此，我贊賞松睿在本書結語中的判斷：“或許我們可以說，正是地方性特征在文學作品所具有的潛力，為不同區域的小說家在不同路徑上的寫作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而作家們在創作實踐中所進行的多重嘗試，也讓地方性特征對於文學的意義變得豐富多彩。”這些豐富多彩的面向，不僅僅為文學史提供了地方性風貌的差異性存在，也意味著文學史書寫應當直面差異性的歷史本身，從而纔能超越本質論的歷史迷障，真正還原文學史的原初面貌。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說，本書也提供著關於文學研究怎樣回歸歷史的原初語境的可資借鋻的方法論內涵。
松睿有比較豐沛的文學感受力，對擅長對文本的精細的分析。因此，在對相關的文學歷史進行整體性描述的同時，本書同樣引人注目的正是對作家的體貼，對文本的感悟，對小說形式堪稱精到的分析。這些特點與松睿的理論視野有效地結合，使我們看到一個文學素養全面而均衡的青年學者已然嶄露頭角。我也很欣喜地看到，松睿通過這部博士論文的寫作，開始成為自覺的學者，並顯示出自己的漸成風格的研究品性。近來，他所涉獵的研究領域也開始豐富多彩，影視批評，藝術評論、外國文學研究，都正在成為他關注的領域。而這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專著，奠定的是松睿進入歷史、同時進入作家的心靈和文本世界的堅實的基礎。作為他碩士生和博士生階段長達七年的導師，我衷心祝願松睿在成為一個有創造力的自為的學者的路途中越走越遠。
2016年1月31日於京北上地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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