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001關於陳寅恪的晚年詩

004陳寅恪晚年詩箋證七則

026陳寅恪與寶卷

034陳寅恪與中國小說

044冼得霖《雙璧樓吟草》

061王國維紀念碑銘與陳寅恪原稿略異

063顧廷龍記陳寅恪失書事

065黃萱筆記掇瑣

077循園《唐三藏聖教序舊拓高陽未斷本》觀後

085陳乃乾記魯迅寄書

087施蟄存先生藏書四種

091劉大鵬的一篇壽序

095乾隆刻本《資敬堂詩合抄》

103常贊春與張友椿論文書

109敦煌曲《十二時》變體遺存二例

119越劇《淚灑相思地》源出《再緣寶卷》

127高平秧歌《打酸棗》

133清代《繡荷包》山西變體一例

139補說《西廂記》中一個字

142永福堂《西廂全圖》發現記

157新見清抄本《琵琶記》繡像

170稀見寶卷經眼錄

《寫本雜錄》自序

謝泳

現在電子檢索文獻極方便，但我還是喜歡讀書，因原始讀書有閱讀快感，原先記憶中存在的問題，讀書過程中遇到了，發生聯想，再去檢索，然後解決。電子檢索的先決條件是你得先產生觀念或將相關問題濃縮成詞語，但有趣的文史問題，常常和原始材料表面沒有直接關繫，一望而知則無研究必要，如何建立這個關繫纔見研究者的能力。也就是你產生的問題是不是有研究價值、是不是有趣味，能不能成為一個智力問題。直接的問題易於使用電子檢索，知識性的問題最適合機器，但缺少趣味，它更接近技術工作，而原始閱讀仿佛藝術活動。

文史工作還是原始閱讀為上，早年記憶優先，電子檢索靠後，通過機器產生的發現樂趣，對記憶和聯想力的要求相對較低。敦煌卷子發現後，王國維他們因為有早年深厚的知識基礎，一看就能與過去的記憶建立關繫，很快就有新的發現。陳寅恪總結王國維治學方法的“二重證據”經驗，就是早年記憶的舊知識和新出史料會面。

近年的中國文史研究中，輯佚工作的收獲很多，中國現代文學尤甚，但我們都知道，這其中的許多工作是通過機器來的，不是讀書多見廣識的結果。文史研究，畢竟是智力活動，過去文人學者，多有逞纔炫博的毛病，陳寅恪、錢鍾書也不例外，這固然是特殊偏好，但也不能完全否定這個過程中展現的智力樂趣，文史知識要瞬間聯想和脫口而出纔有意思，翻手機最便捷，也能解決問題，但無趣味。

文史工作和嚴格的社會科學研究還有區別，它一定要有“閑”的那一面，要有“趣”的那一面，要有“曲”的那一面，過分直接，易索然無味。習見知識，機器時代，實在無必要再說一遍。文史研究要求真求實，但求“趣”，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梁啟超、胡適他們總強調學術研究的趣味，就是這個意思。

網絡時代，機器瞬間能找到的史料，嚴格說就不是史料，是現成知識，現成知識隻能是解決新問題的輔助史料，其間，找什麼史料比能不能找到重要得多，知道找什麼史料是研究，能不能找到是技術，而知道找什麼史料包含了學者的趣味。文史研究應當考據優先，詮釋靠後，考據的生命力長久，詮釋則見仁見智。史料新舊雖是一個相對問題，但新史料一定是在有新問題前提下纔產生的，能開新局面的學者多是直接閱讀文獻，在閱讀過程中遇到了難點，再去尋求機器解決。

人們會有這樣的感覺，有些學者，總能長篇大論，但細心的讀者會發現，那些長篇大論和高頭講章，總是在別人已見史料或者原創結果上的延伸，如果別人不開這條路，他們便不知世上還有這條途徑，他們隻會順著講，或反著講，而不能從頭講，不能破題。不能開新領域，自然也就談不到原創力。陳寅恪研究《再生緣》，結論對錯不重要，他能發現這個問題、研究這個問題，這就是真正的學術工作，如果沒有他的工作，後來關於陳端生和《再生緣》的所有文章，自然也就不會有了，或者要晚很多年纔會有。《柳如是別傳》也是同樣的情況。他願意把精力放在這方面，這就是遠大的眼光。他晚年是一個盲人，還能做這樣的研究，可見早年記憶和聯想力是如何發達。近年來，在中國民間文學研究中，寶卷研究很熱，但這個工作的第一功要記在鄭振鐸頭上，是他最早看出了寶卷的復雜性及豐富性，後來的研究，嚴格來說，都是在他的基礎上纔有的。現在寫本研究越來越受重視，這是機器時代文史研究的新出路。因為凡印本在邏輯上都不可能有唯一性，無論是雕版、珂羅版、石印或現代印刷，而寫本一般都具唯一性（特殊情況下少量抄本例外），印本最適合機器時代的檢索，而寫本（正式抄本或民間抄本）在未經研究者重視前，不可能使用機器檢索，所以寫本研究的第一要求是必須最早發現原抄本，進入圖書館和收藏機構的抄本邏輯上均有記錄，有記錄的東西對機器來說都不是問題，而文史研究的趣味則在發現，特別是散落在民間的抄本，如古代戲曲、古代小說、寶卷、雜字、蒙書、契約及其他民間文書等。如果研究者能將眼光投向這些未經注意的東西，就會產生知識增量，纔是有意義的學術積累。

機器時代，靠檢索輯佚，不能說沒有價值，但它讓傳統文史研究的趣味大為減少，這也是一個問題，所以我一向的認識是頂級作家纔輯佚，普通作家多數沒有必要專門輯佚，應當取“大年三十逮個兔子”的態度，閱讀過程中遇到了，隨手解決就好，不必專門刻意為之。

2023年春日

關於陳寅恪的晚年詩

陳寅恪的晚年詩，主要指他到嶺南大學後的詩。關於這部分詩，從餘英時、胡文輝到劉斯奮、陸鍵東等，均各有解釋，雖多有爭議，但彼此也有一個共識，即每種解釋都是個人理解，沒有對錯之分，不同的理解隻是為了更切近陳先生豐富的內心世界，從而在整體上把握他的思想狀態。每個人都可以在不同選擇中比較，接受自己感覺較為合情合理的解釋；不接受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無非一首詩，雖然陳先生足夠偉大，但晚年一首詩，也不至於重要到什麼程度。

對陳先生晚年詩的不同理解，其實也有一些前提是大家公認的：一、晚年陳詩確有寓意；二、陳先生明確對黃萱說過“詩若不是有兩個意思，便不是好詩”；三、時間空間相合，具“聞見之可能”；四、人事一定要有交集；五、陳先生有今典意識。現在解陳詩的人，都沒有違背這個前提，而將陳詩寓意與完全無關的人事穿鑿附會。陳詩今典，可能涉及郭沫若、馮友蘭、章士釗、岑仲勉、高亨、陸侃如夫婦等，這個大判斷與他們新時代出處完全相合，其他隻是聯想和理解的差異，是見仁見智的事。

詩無達詁，過去有千家注杜，今天有多人解陳，應當說都是正常現像。對一首詩的理解，保留不同意見是好事，在各種解釋中，努力尋找今典，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多種聲音纔好聽，我再舉一例說明。

1961年9月3日，陳寅恪有四首《贈吳雨僧》絕句，其中最後一首是：“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萊清淺水西流。詎公漫詡飛騰筆，不出卑田院裡遊。”

此詩餘英時認為指最高當局，胡文輝尋出的今典是郭沫若，我後來注意到馮友蘭一首詩中語詞與陳詩的關聯，以為是指馮友蘭。這幾種意見，都注意到了陳詩可能的寓意，各自都有一點兒根據，接受哪一種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為理解陳詩提供了多種角度，以後根據更多新史料或偶然聯想，再出新方向，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蓬萊清淺水西流”一句，胡文輝從《神仙傳》到蘇東坡、王國維詩，查證古典非常詳備，意謂“要等到天翻地覆，謂遙遙無期”，完全可以講通。我後來偶然看到黃雲眉《韓文學評價》（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纔知道書中有一篇《讀陳寅恪先生論韓愈》，此文原刊山東大學1955年第8期《文史哲》，黃文完全不同意陳寅恪《論韓愈》的觀點。雖然過去了好幾年，但吳宓、陳寅恪是老友相會，必言私事，說起近年的感受，涉及黃雲眉文章，在情理上不無可能。單說黃文是“弦箭文章”，似稍嫌過重，但在那幾年批判陳寅恪的文章中包含黃文則是可能的；“蓬萊清淺水西流”一句，過去解釋，似與全詩意味稍感隔膜，如結合黃雲眉文章，認“蓬萊”借指山東或山東大學教授，吳宓定能會意，流露陳寅恪對黃文或山東大學教授的不滿情緒，陳寅恪在此前後，曾有《貧女》和《高唱》二詩，我認為均指山東大學教授。此處用《神仙傳》裡麻姑語“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感覺語義雙關，似更近詩意，符合私人情緒表達。“不出卑田院裡遊”的感慨，放在郭沫若、馮友蘭或黃雲眉身上，都合適。至於“詎公漫詡飛騰筆”之“詎公”，似也不必拘泥於非大人物方能適用，或隻是一種誇張的代稱，如再將“飛騰”與“雲”字關聯，那就更會被認為是“匪夷所思”了，但有黃雲眉文章一事，如此聯想，不過增加一點兒閱讀趣味，似也不必太認真。陳寅恪多年後回憶舊句“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時，曾特別感慨“十六年前作此詩，句中竟有端生之名”，這“端生”二字在句中還不相連，若非夫子自道，而為外人解出，則無疑是穿鑿附會了。

尋找晚年陳詩今典，不是要所有人都接受，隻是提供一種理解陳詩的思路。我多次說過，解陳詩一定要試錯，知道方向錯了，別人就不再往這方面思考，也許就能找到其他更合情合理的解釋方向。我們不能起陳先生於地下，隻能依靠各自的猜想判斷。陳詩今典很重要，如不尋出陳詩本事，有些就成打油詩了，我想陳先生還不至於無聊到那個程度。

（原載《今晚報》2022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