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家和經濟發展機遇(節選)(代序)
階層分級,文化附之。
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並非完全以地位與財富而聚、而分,有時也以“趣味”相投而“類”、而“群”。
“趣味”亦非僅指喫喝玩樂,深層意思其實包含“文化”。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一文,結尾對白求恩的總結性評語有一句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該句之“趣味”,顯然包含了“文化”素質。
“脫離了低級趣味”就是脫離了對低級文化的精神依賴。
不言文藝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倘言文藝,當今世界,推陳出新,可謂極其豐富多彩的時代。
定睛細看,一種現像昭然——經濟已經發達的國家不斷產生為欣賞的文藝,即使經濟狀況又低迷了,為欣賞的文藝仍是主體;經濟落後的國家,則以娛樂文藝為主,或連娛樂的文藝也少見,文藝全面的死氣沉沉;經濟正在發達的國家,則為欣賞的和滿足娛樂的文藝雙向繁榮——前者為富人的人們,後者為還難以富起來的人們。
於是也可以說,不同之階層的人,皆烙上了不同之文藝的烙印。而此烙印,自人的孩童階段始矣;至少年時代,分類矣;至青年時代,基本定型矣。既定型,改也難。
少男少女“玩不到一塊兒去”,此原因之一也。
青年之間“無話可談”,亦原因之一也。
在美國電影《出租車司機》中的男主角特拉維斯愛上了女秘書貝茜,他請她看電影,她高興地答應了,但幾分鐘後她受辱般地離開了影院,因為他請她看的是“黃片”。他被媒體宣傳成“英雄”後,便以為有了足夠的資本繼續追求她了,而她對他仍冷若冰霜。他們之間當然完全沒有互愛的可能,他困惑不已,觀眾卻看得分明——“趣味”截然不同,可能性自然是零。這還僅僅是文藝趣味的稍遠即分,更遑論文化上的沒法親和了。
對於特拉維斯,看一場黃色電影已是欣賞;而對於貝茜,那種所謂的電影其實是垃圾。
美國還有一部電影是《國王也瘋狂》—英國王室成員因故全體喪命,人們隻得在世界範圍內尋找王位繼承人。結果還真找到了一個有王族血統的流浪漢,隨即著力培訓,希望能盡快將他素質提升成為國王。然而以失敗告終—流浪漢已是成年人,愛莫能助。
我有一位朋友,和我一樣有頸椎病,每去小小的街頭盲人按摩所按摩,某盲人按摩師一邊為之按摩,一邊用手機聽中國古典文學講座,於是兩人有了共同語言。後來,經我的朋友推薦,那位盲人按摩師去往五星級酒店了。
特拉維斯是真愛貝茜的。他那麼想抓住機會,娛樂趣味卻使他抓不住。
流浪漢並非不願當國王,怎麼會不願意呢?但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自己文化上沒那希望。
中國最有錢的人們,大抵在兒女中學畢業後,不容商量地就將兒女送出國了。中國的娛樂文化乃是世界上最“壯觀”的現像,往往引人耳目想避都避不開。
有一次我問一位極有錢但遠算不上最有錢的父親他怎麼想的。
答曰:“還能怎麼想?一是因為國內的應試教育模式改也難,不願讓孩子學得太苦太喫力,二是因為怕。”
“怕?怕什麼呢?”
“怕國內娛樂文化的洶湧之勢。一旦孩子陷入其中難以自撥,那不毀了?我們的孩子是要接班的,我們的企業是要走向世界的,兒女將來是要與許多國家的上層人士打交道的,如果在文化方面找不到共同語言那還成?”
一個事實是,他們的兒女也深諳此點,提升文化趣味往往成為自己融入別國精英群體的“入口”。
“即使坐在一起了,你說話別人不想接,別人說話你想接接不上。這種事若發生在我的兒女身上,豈不悲哀?”
那位父親不是“土豪”。
不是“土豪”的那位父親說—連“土豪”父親們都全體意識到了——娛樂文化一旦形成汪洋,避開絕對是他們愛護下一代的明智之舉。
中國之中產階層的某些父母其實同樣洞見了此點,於是也爭先恐後地將兒女送出國去,這是中國留學潮的真相之一。在國外那些名牌大學裡,特別是在科技方面名教授雲集的那些專業,富豪之家的兒女甚少,因為他們將來並非要靠文憑和科研能力謀職或創業。他們無須創業,較好地承業即是能力。他們的父母也不是多麼看重他們獲得了怎樣的文憑,有沒有一技之長,看重的是他們在綜合素質方面成了怎樣的人。在這些專業中,市民階層和草根階層的子女也不多,這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
在那樣一些大學那樣一些專業,中產階層的兒女幾乎個個都是“不待揚鞭自奮蹄”的用功學生。若起早貪黑可成學霸,他們甘願廢寢忘食。
對中國以後一二十年間的社會結構,由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基本還是——干部子女將在官場占有最多比例,富豪子女仍會像父輩一樣占有最多的經濟資本,並將比父輩更善於與國際同行合作;中產階層的某些兒女成為主導科技發展的精英。中產階層中,一部分服務於國家,成為科學家;一部分服務於大型或超大型企業,成為持股人;一部分,穩住了家庭的中產階層地位—收入方面。
絕大多數市民階層或草根階層的子女,若不能自幼擺脫娛樂文藝之泡沫的侵襲,即使有了大學文憑,卻隻不過成為比比皆是的腦力勞動者——“知識改變命運”的規律,也就能將他們改變成不再是父輩那般的“體力勞動者”而已。
“娛樂改變命運”也成了一句社會箴言—改變了不少原本或可超越自己階層的人的命運,使他們耽於娛樂,從文化意識上被按在了本階層的坐標上。
賈政對於寶玉的娛樂心每大發其火,革命評論家們皆同情寶玉,眾口一詞地將賈政貶為“封建勢力”的家族代表。其實,賈政是多麼深刻啊,他明白——倘寶玉也如薛蟠,賈府的榮華富貴靠誰發揚光大呢?沒誰天生是與娛樂絕緣的動物。魯迅也愛看電影,胡適偶爾打牌,宋美齡愛舞場氛圍。但若看少年時代,他們可都不是耽於娛樂的人。自然,他們那個年代,也不是娛樂文化洶湧澎湃的年代。
今日之中國,隻要一個人甘願,那麼可以從小學到高中天天浸泡在娛樂文化中。
《舌尖上的中國》是文化節目,但缺少文化的人,便隻會看到喫。它的解說詞寫得何等之好,可作為敘事美文來欣賞。解說人的聲音特有魅力,有磁性,即使隻閉著眼聽聲音,亦屬享受。並且,它所蘊含的社會、人文、地理、鄉愁諸方面的知識,也稱得上是豐富多彩的。
低層級的,僅以娛樂取悅受眾的文藝,其對成長期的人的最大危害在於:不但使人耽於它,浪費生命,而且會搞壞人的耳目,使人之耳目不再願從娛樂轉移開,去領略娛樂之外的、看了聽了使人受益更大的豐富多彩的文藝。
從前,陶行知和黃炎培致力於市民兒女與農村少年的教育事業:一、授以技能,以助安身立命;二、影響以好的文藝,以助對垃圾文藝的排斥。希望將來的他們,起碼在文化上不再處於底層。不僅國家,個體的人也是要有一點兒文化自信的。
在尚無許多當代的陶行知和黃炎培的情況下,市民階層的父母和農村少年的老師,若能做到以下兩條,對兒女和學生裨益大矣:
幫他們擺脫純粹搞笑之娛樂的臆想;
若做得到,引導他們領略不算浪費時間的文藝的魅力;起碼,是“娛樂 ”之類的文藝——加知識、加常識、加情感、加對人世間的理解和對人生的體味,都是好的。
而刻意加所謂明星崇拜,會使少男少女淪為粉絲的——當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