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茹志鵑,生於乙丑年九月十三,即公歷1925年10月30日,1998年10月7日去世,距七十三歲尚欠二十三天。歲月如梭,似乎還是昨日的痛創,不料想,二十年光陰過去。我們至親以為倉促的時間,在瞬息萬變的世事裡,大約是相當漫長的,以至於人們——我指的不是陌路,而是文學從業者,似已不記得母親名字的準確寫法,常常將名字裡的“鵑”改作“娟”。一個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跡的人,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沮喪又無奈的事。也因此,當“中信大方”年輕的出版人提出重版《母女漫遊美利堅》,以紀念母親周年,心中是十分感動和欣慰的。
一九八三年,隨母親茹志鵑和吳祖光先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所以叨忝受邀之列,一半出自年輕寫作人的身份,另一半,則因是母親的女兒。事實上,我可能更早於母親知道愛荷華大學的這個計劃項目。一九八零年,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文學講習所受培,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就曾經來到課上,向我們介紹“國際寫作計劃”,同行者還有李歐梵,這位年輕的華裔美國教授,風流倜儻,一身白色的西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開放之初,仿佛來自於未來,這個“未來”的名字就叫作“現代化”。來賓演講完畢,請大家提問,現場頓時陷入沉默,不是我們沒有問題,而是不知從何問起,那時候,我們又羞怯,又有那麼點倨傲。局面多少是尷尬的,僵持一段,終於有一位學員舉手提問——他來自廣州,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比較有眼界,因而也自信一些,他的問題是關於“瓊瑤”。天哪,我們大多數人甚至連“瓊瑤”都是陌生的。
這個演講會大概可用來做隱喻,隱喻我去到美國愛荷華的中國背景。母親對於旅行美國,顯然有準備得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六十年代,她堪稱中國年輕作家的翹楚,一九六二年,即訪問蘇聯;一九六五年參加老舍為團長的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零年,作為中國友好協會的作家成員訪歐洲五國,出國對於她不是新鮮事。但是這一回,與女兒我同行,使她格外的開心。相反,我總是極力掙脫與母親的捆綁,身為著名作家的女兒,成長中的反叛期延長並且加劇。可是,怎麼辦呢?去愛荷華,就是因母親而成行,不承認也得承認。合出一本旅美日記,是母親的創意,我無法反對,因為內心受著誘惑,同時,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綁。
雖然事先有雜志和出版社的約定,但到了落實階段,還是遇到挫折。多半的原因在我,如果單是母親的日記,一定更受歡迎。不能不正視生活和文學的閱歷,無論是對外部世界的看和認識,還是內部精神的立場觀念,母親不知高我多少籌。她向來又是個講究文字的寫者,從不隨便下筆。相比之下,我的日記就是一本流水賬,事無巨細,來不及思考、提煉、去蕪存菁,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個饑渴的人,面對盛宴,什麼都好,什麼都要。多少年來,我都不敢回頭看這份記錄,所謂“不忍卒讀”,就是這種狀態吧!母親的日記順利地刊登了,我的,則經過幾番周折,分散分期終於也發出了。上海文藝出版社接下了出版的計劃,責任編輯,一位與母親齊輩的女性,具有多年的工作經驗,實在看不過去,刪去幾段,我埋怨著又全部撈回來,邊上旁觀的人都想打我。時常想起這一幕,很想說一聲“抱歉”,可我都不知道這位老師的名字,那時候,責任編輯又不署名,真可謂“替他人作嫁衣裳”。這是簡體字的歸宿。繁體字版,是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三聯的副總編輯潘耀明與我們同期計劃中人,我和母親的日記裡時不時提到,我想,這大約是他接受此書的原因之一,因為,不管好壞,日記也幫助他記錄了這段日子。
十八年後的2001年秋天,我再次去到愛荷華,“計劃”的行政人員比爾,一位印度教授,“計劃”的工作多是兼職——比爾看見我,對聶華苓說:“她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可見,當時我給人們的印像是多麼幼稚,幾乎無法認為我也是寫作人,而隻是媽媽的女兒,老是和媽媽鬥氣、拌嘴、獨斷專行的女兒。時年,母親五十八歲,攜帶著她進行中的長篇《她從那條路上來》第二部,每天早晨,喝一壺咖啡,在書桌前坐下,開始寫作。在她的年紀,家事世事都是紛擾的,這一段的安靜實是難得。窗外愛荷華河熠熠流淌,學生們都在課堂上。我呢,鄭重其事地出門去,仿佛要事在身,其實不過是亂走亂看,愛荷華,一層一層的綠過去,再綠回來,耳邊是鳥的啁啾,看不見人影。十一時剛過,母親她站起身,離開書桌,到廚房燒煮,等我回去喫飯。我的胃口不怎麼樣,一直念叨要喝一碗真正的母雞湯,這個執念苦惱著母親,也苦惱著自己。美國的雞,無論哪一種,都沒法燉出那種碧清又醇厚的顏色和氣味。其實,我們母女都不知道,其實是鄉愁作祟,鄉愁在味覺上的顯現。身在異鄉異土,不同空間裡的時間,會改變形狀,我們都有些想家。
重讀這些日記,母親的依然是好,她能夠準確地窺察並且表達美國,還有她自己,一個觀看美國的人。我的,依然不好,冗長、拉雜、瑣碎、無趣,要說有什麼價值,大概就是老實,老實地記錄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時速地退去,退去,退成歷史。
2018年7月27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