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茹志鵑，生於乙丑年九月十三，即公歷1925年10月30日，1998年10月7日去世，距七十三歲尚欠二十三天。歲月如梭，似乎還是昨日的痛創，不料想，二十年光陰過去。我們至親以為倉促的時間，在瞬息萬變的世事裡，大約是相當漫長的，以至於人們——我指的不是陌路，而是文學從業者，似已不記得母親名字的準確寫法，常常將名字裡的“鵑”改作“娟”。一個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跡的人，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沮喪又無奈的事。也因此，當“中信大方”年輕的出版人提出重版《母女漫遊美利堅》，以紀念母親周年，心中是十分感動和欣慰的。

一九八三年，隨母親茹志鵑和吳祖光先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所以叨忝受邀之列，一半出自年輕寫作人的身份，另一半，則因是母親的女兒。事實上，我可能更早於母親知道愛荷華大學的這個計劃項目。一九八零年，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五屆文學講習所受培，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就曾經來到課上，向我們介紹“國際寫作計劃”，同行者還有李歐梵，這位年輕的華裔美國教授，風流倜儻，一身白色的西裝，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開放之初，仿佛來自於未來，這個“未來”的名字就叫作“現代化”。來賓演講完畢，請大家提問，現場頓時陷入沉默，不是我們沒有問題，而是不知從何問起，那時候，我們又羞怯，又有那麼點倨傲。局面多少是尷尬的，僵持一段，終於有一位學員舉手提問——他來自廣州，處於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比較有眼界，因而也自信一些，他的問題是關於“瓊瑤”。天哪，我們大多數人甚至連“瓊瑤”都是陌生的。

這個演講會大概可用來做隱喻，隱喻我去到美國愛荷華的中國背景。母親對於旅行美國，顯然有準備得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六十年代，她堪稱中國年輕作家的翹楚，一九六二年，即訪問蘇聯；一九六五年參加老舍為團長的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零年，作為中國友好協會的作家成員訪歐洲五國，出國對於她不是新鮮事。但是這一回，與女兒我同行，使她格外的開心。相反，我總是極力掙脫與母親的捆綁，身為著名作家的女兒，成長中的反叛期延長並且加劇。可是，怎麼辦呢？去愛荷華，就是因母親而成行，不承認也得承認。合出一本旅美日記，是母親的創意，我無法反對，因為內心受著誘惑，同時，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綁。

雖然事先有雜志和出版社的約定，但到了落實階段，還是遇到挫折。多半的原因在我，如果單是母親的日記，一定更受歡迎。不能不正視生活和文學的閱歷，無論是對外部世界的看和認識，還是內部精神的立場觀念，母親不知高我多少籌。她向來又是個講究文字的寫者，從不隨便下筆。相比之下，我的日記就是一本流水賬，事無巨細，來不及思考、提煉、去蕪存菁，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個饑渴的人，面對盛宴，什麼都好，什麼都要。多少年來，我都不敢回頭看這份記錄，所謂“不忍卒讀”，就是這種狀態吧！母親的日記順利地刊登了，我的，則經過幾番周折，分散分期終於也發出了。上海文藝出版社接下了出版的計劃，責任編輯，一位與母親齊輩的女性，具有多年的工作經驗，實在看不過去，刪去幾段，我埋怨著又全部撈回來，邊上旁觀的人都想打我。時常想起這一幕，很想說一聲“抱歉”，可我都不知道這位老師的名字，那時候，責任編輯又不署名，真可謂“替他人作嫁衣裳”。這是簡體字的歸宿。繁體字版，是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三聯的副總編輯潘耀明與我們同期計劃中人，我和母親的日記裡時不時提到，我想，這大約是他接受此書的原因之一，因為，不管好壞，日記也幫助他記錄了這段日子。

十八年後的2001年秋天，我再次去到愛荷華，“計劃”的行政人員比爾，一位印度教授，“計劃”的工作多是兼職——比爾看見我，對聶華苓說：“她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女人”，可見，當時我給人們的印像是多麼幼稚，幾乎無法認為我也是寫作人，而隻是媽媽的女兒，老是和媽媽鬥氣、拌嘴、獨斷專行的女兒。時年，母親五十八歲，攜帶著她進行中的長篇《她從那條路上來》第二部，每天早晨，喝一壺咖啡，在書桌前坐下，開始寫作。在她的年紀，家事世事都是紛擾的，這一段的安靜實是難得。窗外愛荷華河熠熠流淌，學生們都在課堂上。我呢，鄭重其事地出門去，仿佛要事在身，其實不過是亂走亂看，愛荷華，一層一層的綠過去，再綠回來，耳邊是鳥的啁啾，看不見人影。十一時剛過，母親她站起身，離開書桌，到廚房燒煮，等我回去喫飯。我的胃口不怎麼樣，一直念叨要喝一碗真正的母雞湯，這個執念苦惱著母親，也苦惱著自己。美國的雞，無論哪一種，都沒法燉出那種碧清又醇厚的顏色和氣味。其實，我們母女都不知道，其實是鄉愁作祟，鄉愁在味覺上的顯現。身在異鄉異土，不同空間裡的時間，會改變形狀，我們都有些想家。

重讀這些日記，母親的依然是好，她能夠準確地窺察並且表達美國，還有她自己，一個觀看美國的人。我的，依然不好，冗長、拉雜、瑣碎、無趣，要說有什麼價值，大概就是老實，老實地記錄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時速地退去，退去，退成歷史。

                                         2018年7月27日  上海

9月15日 陰，時有雨

今天“寫作計劃”召開了關於非洲文學的討論會，發言的有尼日利亞、加納、南非等五個國家的作家。這幾位作家中，以加納和南非的兩位作家給我印像深。加納的作家，年紀較輕，循規蹈矩，很謙和，很聽話，像一個很乖的大孩子。南非的女作家，從膚色上看，不太像是一個黑人，有五十以上的年紀，鼻翼兩邊的紋路特長，特深，是一副愁苦的面容。他們談了語言、文字問題，寫“外在和內在的結合”、寫“人類的本源”等等文學上的問題，同時毫無例外地都談了本國的社會，爭取獨立，國家尊嚴等等，成為他們的文學題材。

不能硬性要求文學服務於政治，但是作家生於斯、活於斯的社會，一定不可免地反映在作家的思想、心理之中，當然也反映在他們的作品之中。

發言完以後，有人提問，亦有爭辯、補充，南非的女作家哭了。可惜話不懂，靠翻譯隻聽得一鱗半爪。

會後有酒會，我們沒興趣。回來捧著自己準備下的菜，去華苓家會餐。許世旭儼然已是中國人裡的一員，他也去了。詩人葉維廉和他夫人也在，大家毫無拘束地喫了起來。我們包的餛飩生意尚好：C從昨天就經營起來的紅燒腳圈，一掃而光。酒足飯飽之後，許世旭套著中國的腰鼓，跳起了朝鮮舞，七等生和蘭蘭對著跳踢踏舞。雖然跳得不怎麼樣，可是情緒飽滿，像是那麼回事。“手而舞之，足而蹈之”雖然頗能表達情緒，但是需要十分的勇氣和三分的技巧，能者不多。舞不能盡興，於是歌。平時與歌絕無交往的蕭乾，竟也唱了起來。不但唱，唱開了頭而不可收拾，一首接一首地唱。大家一起以殘缺的歌詞，不全的五音，高不成低不就的嗓子，唱童年時的歌、抗日時的歌、大家都會的歌、我們這一代的歌。唱得十分醉人，十分開心。許許多多逝去的歲月，竟然又流回了頭。華苓會哼的歌，我也會哼，什麼“小麻雀呀”、“怒發衝冠”、“蘇武牧羊”、“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黃河奔流向東方”等等，等等。我們同庚，會唱一些同樣的歌，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C唱了“一條大河波浪寬……”

歌，離開我已好久了。十年？二十年？我是唱過歌的。那時，是作為一種需要，一種希望，一種力量來唱的。在那些饑寒、困倦、疲憊、黑魆魆的夜晚。炮火燒紅的村落，直立在破牆邊的牛，雨落下來了，落在生死無界的戰場上。那時倒有歌，輕輕地哼過許多歌。後來，後來歌就從我生活裡輕輕地、不知不覺地溜走了。也許，是歌的力量不夠了，也許是生活的擔子更重了。需要的是腰脊的力，肩腿的勁，需要的是邁步，是行動。歌，在我看來，變成一種輕飄飄的，可有可無的，屬於青年人抒發剩餘感情的東西。

歌，發現我老了。

9月15日雨

下午三點鐘，有一個報告會——非洲當代文學。這是“寫作計劃”活動的個報告會。共有五位作家演講，一位加納的，一位尼日利亞的，兩位埃及的，一位南非的女作家，她是劇作家、詩人，也是短篇小說家，她的作品是反映種族問題的，而她自己卻並不是黑人。陳映真向她提問：“一般來說，黑人作家總希望得到白人的認同，而你，是一位白人，卻期待得到黑人的認同，是什麼力量促使你這麼做呢？”她回答說：“我是個黑人。”陳映真詫異了，我們也都詫異了。原來她是黑白混血的，在南非，有色人種一律受歧視。然後，有人朗誦了她的兩首詩，其中有一首寫的是一些黑人和白人在酒吧玩，過了宵禁時間，黑人是不允許宵禁時間在外活動的，於是一位黑人姑娘對白人說：“你帶我回家吧。”念詩時，南非女作家一直在流淚。一位埃及作家談到阿拉伯的民族性：吝嗇、受壓抑之後的變態、沒有創造性等等。巴勒斯坦女作家，漂亮的撒哈站起來大聲地反駁，她的聲音很粗，很啞，態度很兇。她說：“我現在搞不懂我究竟是什麼人了。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為什麼要作這種區別。而事實上，埃及人幽默，我也幽默……”她的意思大約是，劣根性並不能單純以國家、民族來區別決定。另一位埃及作家阿裡的話又引起一位聽眾的反感：關於小說要不要政治。爭論的也很激烈。這個問題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而我以為這樣主義對主義，思想對思想，是永遠爭不出結果來的。應該小說對小說，那麼就會發現，主張不要政治的小說中，優秀者實際上有著政治，主張政治的小說中，優秀者實際上並不完全是政治。政治究竟是什麼？我也給他們吵糊塗了。

晚上，在聶家聚餐，我們每人帶一個菜，我們做的是龍蝦片和餛飩，潘耀明是湯，七等生是炸雞，陳映真的——我揭開他的鍋蓋，他大聲唱：“0333｜1—｜1—”是肥肥的豬腳！今晚來了很多人，葉維廉夫婦，蕭乾夫婦，呂嘉行夫婦，以及來幫忙的小葉，Alex，Esther。

樓上鬧哄哄的，我們幾個跑到樓下聶華苓的工作室裡看電視。是卓別林的電影《淘金者》。暗暗的屋子裡，卓別林在作著一連串的笑而辛酸的表演，身後，譚嘉和蘭蘭的表弟小球在聊天。小球是為了安格爾先生的病特地趕來的。

“你希望你的孩子將來做什麼？做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小球問。

“我不管他，我隨便他們。”譚嘉說，她的聲音很柔和。

“你總有個希望。”

“要說希望，我希望將來能有一天，沒有中國，也沒有美國。”

“這有什麼意思呢？你現在是怎麼培養孩子呢？”

“我教他們中文。不管他們干什麼，我都要叫他們記住，他們是中國人。”

“可是，我認識一些中國人，決定讓他們的孩子以為自己是美國人，這樣興許能少些苦惱。”

“可是，我也認識一些中國人，他們從小說英語，自以為是美國人。當他們長大以後，忽然感到自己是中國人，於是進學校學中文，然而，晚了。所以，我要給我的孩子一個機會，多一種選擇，當他們想當中國人的時候，他們會說中文，他們能夠當中國人。”

“我現在看了臺灣的電視，我都感到回去是不可能的。”

“我無所謂。我看透了一切富貴和貧窮。我親眼看見過，今天錢多得不曉得怎麼花，而明天，成了乞丐……”

樓上在唱歌，是蘭蘭的生日。

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像發瘋了。許世旭跳朝鮮舞，蕭乾伯伯唱了很多他們青年時代的歌曲，這些歌，媽媽和華苓女士她們都會唱。他們有一些共同的歌，那是很久以前的歌。而我們年輕人沒有，沒有可以一起唱的歌。哦，想起了，有一個，《龍的傳人》——

 “遙遠的東方有條河，它的名字叫黃河，遙遠的東方有條江，它的名字叫長江……”

9月16日晴

隨大家一起去密西西比河。來愛荷華講演的葉維廉夫婦也去了。他是來講中國古詩的，安憶去聽過。他也寫評論，曾兩次去過北京、上海，都未見到。

汽車所經之處都是平原，地裡長著一些玉米。據說今年天旱，玉米長得不好。所謂的農村，實際無村，隻是相距二三十裡，有一幢別墅似的房子，房子附近必有附屬設備，高的倉房、矮的車房、花圃、秋千，這便是農家了。四周是平原，是樹林。按我的觀念看，這是個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地方。冷清寂寞得無異於中國的和尚廟、尼姑庵。可是帶我們來的艾理斯（他就住在附近的鎮上）告訴我們，住在這裡的人，相距雖遠，實際他們天天在一起喝酒，他又向左後方一指說：“有錢的人家都在那裡，家裡什麼都有，包括直升飛機。”哦！當然，有汽車、直升飛機，距離就小得多，二三十裡不算什麼；打個比方，就像上海住隔壁弄堂一樣的近鄰了。

汽車開了一個多小時，纔看見密西西比河。河水清澈，河裡似有一個個樹木茂盛的小嶼，也許，隻是曲折的對岸。據說河面寬處有十裡。過了河上一道大橋後，車子並不沿河行駛，而是開上了一條沙石公路。據說，這條路是美國南北戰爭時為了運輸而開闢的。現在為了行駛大型農機，沒有鋪設水泥，每個星期平整一次。

路上，每，集資在一個小鎮的店裡買了肉排、茄汁黃豆。小店靠近一個加油站，生意不壞，在這裡用餐的大部分是藍領階級、卡車司機等人。一份肉排，有長長的大骨頭六七根（像中國的牛肋骨粗，但他們說是豬肋骨），還有大堆的炸土豆條。餐盤是豐富實惠的。我們買了食物就裝上汽車，說是帶到河邊去喫。可是還沒看到河，車子就在一個樹林邊停下來了。林裡有桌凳，我們把幾張桌子拉到一起，把食物搬下車來，大家開始向肉排進攻，幾乎同時，樹下的蚊子便向我們猛攻。於是人喫肉，蚊子喫人。肉排上的肉不多，而且很硬，倒是那茄汁黃豆味道不錯。用完餐重新上車時，葉維廉夫人的腿上被咬起了十來個紅包。艾理斯的脖子上也鼓起了好幾塊。而且蚊子興尤未足，竟然有不少跟上車來了。在車上趕了一陣蚊子，我們纔算真正到了密西西比河邊。

水清，河寬。實際上望不見彼岸，隻見這裡那裡，一叢叢濃濃的林，綠綠的樹，組成了密西西比河寬闊的而不浩渺、靜謐而不單調、迂回曲折、優美的河岸。我們穿過樹林，踏著陳年的腐葉走向河邊。河灣老樹下，一位爺爺帶著他的小孫子在釣魚，遠處停著他們的汽車。哦！謝謝啦，老人和小男孩，你們為我湊成了一幅畫。

9月16日晴

這是密西西比河。

在我兒時的印像裡，這是條黑人的血和淚彙成的河。

密西西比河很平靜，河岸是蒼綠的樹叢。當然，有一些岸邊，已開闢了工業區，而在它另一些岸邊卻悄無一人，靜悄悄的。據說還有一些野生動物出沒林間，那是不能捕獵的，除了野狗和鹿。鹿在這裡是太多了，因此很賤。而野狗，本是這裡早的居民——印地安人的神，可是，印地安人現在已沒有一點權利，因此也顧不上他們的神了，隻好隨它去了。河岸邊，隻遇見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孩，在釣魚，密密的樹叢遮掩著他們，樹叢裡還有一條翻倒的小木船。這裡很幽靜，這幽靜被人用心保護著。

回愛荷華城的路上，在一個農莊的小店前停了車，大家紛紛下去買瓜。這裡的瓜很便宜，比城裡的超級市場便宜一半。女主人很高興，說：“這些作家們好像很喜歡這些東西，不知道他們明天還來嗎？”

回到“五月花”，又跟上海爾的車去購買食品。媽媽很累，不去了，就我一個人，很忙亂了一陣。首先是找白糖，偌大個市場，怎麼也找不到。向愛荷蘭詩人打聽，他把我交到服務員手裡，服務員指點我在一個走廊，來回走了兩遭，都沒看見白糖。而這時候，我的車子卻不見了，前前後後地找，找也找不見。忽聽幾個中國學生在討論：“這個車子好像不太像我們的。”“那恐怕是我的了！”我插進嘴去，他們領我去看。果然是我的，我把我的車推走了，他們便開始找他們的了。走來走去，又踫見了他們，於是向他們打聽白糖，他們四個人便分頭幫我找去了，人多力量大，終於找到了。在結賬處，他們幫助我搬東西，借鋼筆寫支票，就這麼熟悉了起來。他們的普通話說得很好，可一問，卻都是來自臺灣，剛來一個月，念機械。其中一位說：“我的父母是從大陸來的。”我們便互相寫地址姓名，其中一位用英語報地址，被其他幾位喝住了：“說中文，這裡都能聽懂中文。”他們四個人買了一大堆東西，也沒汽車，不曉得他們怎麼將東西運回去。

晚上，潘耀明、七等生和Esther一起去酒吧。潘耀明今天又考試。他終有一天要發瘋的，大家都這麼說。為了不發瘋，他決定今晚要“瘋狂一下”。於是我們找了個瘋狂的酒吧。沒進去，頭就轟然脹大了，音樂聲、人聲，像潮水一般湧上來。門口站著兩個人，一個檢查學生證、身份證，這個州允許喝酒的年齡是十九歲，凡不到十九歲者均不許入內；另一個人則收費，一錢，這個酒吧很大，名叫“Fieldhouse”。分上中下三層，下層有一個舞池，男女學生跳著迪斯科，開心得不得了。坐著喝酒的大聲談笑，偶爾高興了，就大嚷一聲。那音樂越來越強烈，沒有一歇空隙，讓人的神經休息一會兒。永遠是高潮。Esther說：“吵死了，怎麼挑這麼個地方。”潘耀明則很高興：“難得嘛，洗洗腦筋。”Esther告訴我，這是大一大二的學生愛來的地方，大三大四的學生就喜歡安靜一些的。她和七等生先走了，我和潘耀明坐到十一點多，走出酒吧，門口還排著長隊接受檢查，付錢，然後進來。

愛荷華城，好像在過節。街上滿滿的人，走來走去。一個男生走到我跟前，攤開胳膊攔住我，說：“Excuse me！”潘耀明很緊張，跑過來問：“怎麼回事？”“沒什麼，他很有禮貌。”我說。“到了周末，都發瘋了。”“他們挺能瘋的。”“美國人就愛引人注意。今天我看見一個男人，穿了一條裙子。一回頭，把我嚇了一跳，我笑了起來。他就得意得要命。”

我們一同沿著愛荷華河走回去，一邊聊著天。我們開始討論“寫作計劃”的辦公室工作人員。我說：“我很喜歡愛德文。”

“這個人很奇怪，他的太太比他大得多，也不好看，倒是個德文教授。他也搞德文翻譯。她近和另一所大學訂了個十年合同，已經走了。愛德文也要走。”

“什麼時候走？”我問。我挺舍不得他走的。

“大概要等這一期‘寫作計劃’結束以後吧。”

“他很好。”

“不過也很莫名其妙。我到這裡時，他和他太太來接我，他說：‘明天請你喫飯，’可是到現在也沒請。”

“也許他忘了，他很忙。”

“不會忘的。我每天中午，都在他們的辦公室喫午飯，每天都有一個提醒他的機會。”

“美國人很忙。”

“我想請他談談，他答應，卻永遠沒有空。他們把自己封閉得很緊，不讓人家進來。”

到“五月花”，已經十二點了。在電梯上，踫到那位愛爾蘭詩人和西德女作家，兩人摟抱著，喝得醉醺醺的。尤其是那女作家，一臉油汗，眼神恍惚，臉上帶著惘然的微笑，詩人則還算清醒，記得對我說一聲：“再見，安憶。”

9月17日晴

今天不想出去了。一個人在“家”看了一些臺灣作家的作品。

原來許南村就是陳映真寫評論時用的筆名。我喜歡陳映真的小說，恰恰也喜歡許南村的評論。他的評論總是用他的觀點，以對臺灣社會的分析來統率被評論的文章。所以即使沒看過被評的文章，光讀他的評論，也是會有啟發的。他的許多作品，是我早就讀過的，現在又讀了他的繫列小說《華盛頓大樓》部《雲》。這是一個短篇小說集子，各篇的得失暫且不論（我也論不了），且從他的序言裡，可見他的意圖，他的思想、計劃。

 “企業為了有效地達成它的目的，即利潤的增大與成長，展開精心組織過、計劃過的行為。這些行為，以甜美、誘人的方式，深入而廣泛地影響著人和他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

“分析和批判這種影響，屬於政治經濟學的範疇。文學不應也不能負起這個工作任務。因此，《華盛頓大樓》繫列作品，主要和基本地不在於對企業和它的行為做出分析和批判。文學和藝術，比什麼都更以人作為中心與焦點。現代企業行為下的人，成為《華盛頓大樓》繫列的關心的主題。

“在現代世界中，知識和技術，越來越集中在少數幾個國際性企業的手中。除了從企業提供給我們的大眾傳播中去獲得部份的、片面的、包裝過的、常常是不正確的咨詢，人們對人和他所居住的世界，一無所知。因此，如果今日的作家還像過去一樣，僅僅憑著對自己的‘天纔’的迷信；僅僅憑著一時的‘纔思’和靈感去寫作，那麼，他很快地便要成為那自以為一身錦繡的裸體的國王。正如同覺醒的消費者要爭取對於如山如海的商品的真相和實情的理解，作家首要的功課，是自覺地透過勤勉的學習與思想，穿透層層欺罔的煙幕，爭取理解人和他的處境；理解生活和它的真實；理解企業下人的異化的本質。

“因此，《華盛頓大樓》繫列小說，並不是‘反企業’的小說。不，它們簡直與反不反企業是無關的。這些已經做成和將要做出來的小說，其實是一個時代的自然產物。……”

這是一位使命感極強的作家。他的眼光，不謂不遠，不謂不深，不謂不透。這是他對臺灣那個社會制度下，各國跨國公司紛紛擠進臺灣這個消費市場、廉價勞動力市場的看法。他對臺灣農村的看法，可通過他對農村詩人吳晟的評論來看。“從七七年到七九年間，吳晟對於城市消費文明強力地向農村浸透，表示了極大的關懷，隨著大眾消費時代的來臨，臺灣傳統農村中儉約、謙抑、勤勞、樸實、正直、誠懇的風氣和價值迅速地在農村崩潰；代之而起的是享樂、消費、對商品的貪欲、虛榮和損人利己這些消費社會所形成的意識和價值之變革……”

是的，我在這書案上向陳映真表示同感，同時作一點補充。我們希望農村裡保持古老的純樸、耿直，但同時也要改變那種每天把太陽從東背到西的勞作。牧童橫笛牛背的風光，是一去不復返了。這個，也是時代的趨勢，恐怕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看了他的《夜行貨車》，真好。如果《將軍族》是他前期作品的代表作，那麼《華盛頓大樓》繫列小說的首篇《夜行貨車》，則是他後期作品的代表作。親愛的同胞、同行，我在這裡祝你一切順利、如意。

9月17日陰雨轉晴

今天是極高興的一天，我們去野餐！

說好十一點出發，可是等這等那，等到十一點半纔開車。來到一塊草坪上。這裡有兩個大木棚子，幾個烤肉架子——我現在知道了，這種隨處可見的鐵架子是供野餐烤東西喫的，還有秋千，滑梯。天忽然下起雨來，雨點不很大，來的很急，但走的也很急，天又晴了。太陽很暖。

大家一起動手，把冰塊和飲料倒在桶裡；扎排球網；包玉米——把玉米剝好，抹上黃油，撒上鹽和胡椒，包上錫紙；在鐵架上放好煤球，再在煤球上倒上汽油，點起火來烤肉了。我隻要了一個肉餅和一個半生不熟的玉米。喫完飯，大家就一起唱歌，彼得吹口琴，愛德文彈吉它，唱得好快活。那西德女作家則坐在一邊，淚汪汪的。“她是怎麼啦？”我說。“她有很多不順心。”潘耀明說，“她到這兒來過不慣，想家。而且她來這裡，她在德國的工作也許就要保不住。”“那她不要來好了。”我說。我不喜歡這個女人，神經兮兮的。

彼得放下口琴，叫我一起去打排球。我說我不會，他還是拉我去。起先，愛德文、潘耀明、我、芬蘭女作家幾個人在一邊，打了兩局，輸了兩局。後來，愛德文提出調整陣容，把Alex要過來，把我則推過去。而我一過那邊，那邊便開始輸，輸了一局。彼得把菲律賓詩人、印尼詩人幾個年輕人叫過去，布置了一通，說些什麼，我也聽不懂。第二局開始了，我發現我們這邊的戰術好像有一個變化，那就是——當我要接球時，他們都從四面撲過來，從我這裡救走這個球。我很慚愧，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我發了幾個漂亮的球，為我們這邊掙得了一兩分。當然，我發球是站在界內網前，並且有兩次機會，失了一球還可再補一球，這是兩方都同意的，當我發過網一個球，那一片叫好聲，也是雙方都參加的。

玩得很開心。卻也有一點不那麼開心的。

潘耀明對Alex說：“你幫安憶聯繫一些年輕的作家，交流交流吧。”Alex說：“好的。不過，我要去問問，人家有沒有興趣。”我聽了這話，心裡句想回答他的便是：“你還應該問問我有沒有興趣。”可我忍住了沒說，因為我並不期待來這裡向人家證明我自己，我隻想多了解人家。我很好奇。然而終究有點不高興。潘耀明沉思了一會兒說：“在美國，在香港，你會明白文憑、學歷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這些，我都沒有，我隻有小說。然而我的小說，他們看不懂，他們似乎隻承認用英文寫的。好在，說中文的有的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呢——似乎有點阿Q的味道了。然而我們是阿Q的子孫。

晚上，蘭蘭接我們去看她的錄像帶，是八一年中國周末的一個晚會。晚會的節目很豐富，是蘭蘭一手搞起來的。有中央舞校的教員許淑瑛的表演，她是蘭蘭請來進行中美舞蹈交流的。在國內從沒聽說過，因為她從不參加演出，隻教學和編舞。然而她在美國卻轟動得很。大家都迷上了她，她跳的朝鮮舞比朝鮮還朝鮮——這是南朝鮮女畫家朱今嬉女士說的。今年，蘭蘭去中國，看到了許淑瑛，蘭蘭說：“她變了，她身體很不好，衰老了，我忍不住哭了，我對她說：‘你一定要去看病！’後來，我看了舞校學生的一臺民族舞，我又哭了，我說：‘你可以放心了，後繼有人。’現在許淑瑛帶了幾個學生去西藏采風，那是她後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她是個優秀的舞蹈家。”晚會上，還有一個笛子獨奏，演奏者是“文化革命”中從廣州遊泳到香港的，後來到了美國。他開了一個出租汽車行維持生計，業餘時間組織了一個樂團搞演出。他有三個孩子，生活得不容易，好幾次，有人偷他的汽車；他出去和人打，打得頭破血流。他很想家，據說，那年，畢朔望他們遇到他，問他想不想回去，他沒開口就哭了。……演出很成功，結束時，全場起立，長久地鼓掌。哦，中國人啊！

外面下了一陣小雨，地，濕漉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