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賣點

• “魯迅生於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魯迅的所有一切，都包容在《魯迅全集》裡，包容在他的全部的文字遺產中。要了解中國，了解魯迅及魯迅與書的關繫，回歸原著是捷徑。


• 魯迅的一生與書密切相關，以魯迅書話為鏡，看魯迅如何成為魯迅。


• 第六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致敬、魯迅研究學者林賢治攜魯迅精選書話再度回歸，突出“立意在反抗”，幫讀者省時間。其篇後評注盡顯多年研究魯迅的深厚功力，與已出魯迅書話區別開來，使本書兼具導讀與回歸原著的功能。


• 當下，我們如何練就火眼金睛，快速在眾多圖書中找到自己的菜？魯迅用他的所思所想間接教會我們如何翻書、選書、做書、譯書，兼容性強，每個人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操作。


• “一個人的魯迅”繫列精裝版再添新冊。緊扣繫列書主題，精選魯迅書話原文，以及魯迅的書影、手稿、信件。內文版式疏朗靈動，極富衝擊力，封面設計精簡大氣，內文采用順滑的膠版紙，閱讀收藏兩不誤。

編輯推薦

• 談到魯迅，除卻《狂人日記》《阿Q正傳》《吶喊》這些文本我們還知道什麼？而“當我們重溫魯迅的文本時，就會詫異地發現：被揭露出來的一個又一個未曾改變——魯迅傾其一生都在促進其改變——的事實，已然包含了一種貓頭鷹式的洞見，猶如先知的預言”。林賢治也正是站在這一高度，延續“一個人的魯迅”繫列主題，在編注本書時不僅展現出魯迅作為著作家、翻譯家、編輯家為中國所作的努力，作為知識分子與專制集權的鬥爭，也賦予了魯迅思想的歷史超越性，證實了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透過魯迅原文，我們都需要一直重讀魯迅，接受魯迅思想的鞭策與引導。“魯迅死於20世紀而活在21世紀。”（林賢治語）


• 魯迅的一生與書密切相關，以魯迅書話為鏡，看魯迅如何成為魯迅。本書內容與書刊及著譯者相關,涉及書的生成、流通、禁毀、影響，以及具體的閱讀。以“刀邊”命名，乃為凸顯魯迅“立意在反抗”的本意。篇後附編注者短評，盡顯編注者多年研究、解讀魯迅的深厚功力，與已出魯迅書話區別開來，使本書兼具導讀與回歸原著的功能。


• 當下，我們可以借助魯迅書話，快速在眾多圖書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書。魯迅在他的書話中多次回應選書之事，正好教會我們如何翻書、選書、做書，兼容性強，每個人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操作。


• “一個人的魯迅”繫列精裝版再添新冊。精選魯迅書話原文，為讀者時間，搭配魯迅的書影、手稿、信件，內文版式疏朗靈動，圖書封面精簡大氣，內文紙張順滑平整，閱讀收藏兩不誤。

輯

青年書——應《京報副刊》的征求

十四年的“讀經”

從幫忙到扯淡

“題未定”草(六至九)

病後雜談

病後雜談之餘——關於“舒憤懣”

談金聖嘆

隔膜

買《小學大全》記

雜談小品文

小品文的危機

四庫全書珍本

選本

由聾而啞

關於翻譯(上)

華德焚書異同論

第二輯

《塵影》題辭

葉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進化和退化》小引

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守常全集》題記

《草鞋腳》(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小引

葉紫作《豐收》序

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

蕭紅作《生死場》序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白莽作《孩兒塔》序

我和《語絲》的始終

“論語一年”——借此又談蕭伯納

祝《濤聲》

《出了像牙之塔》後記

《思想·山水·人物》題記

《書齋生活與其危險》譯者附記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為日本三笠書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爭自由的波浪》小引

《豎琴》前記

《潰滅》第二部一至三章譯者附記

曹靖華譯《蘇聯作家七人集》序

《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序目

第三輯

《華蓋集》題記

《華蓋集續編》小引

《墳》的題記

寫在《墳》後面

《三閑集》序言

《二心集》序言

《偽自由書》前記

《準風月談》前記

《花邊文學》序言

《且介亭雜文》序言

《且介亭雜文二集》序言

第四輯

讀書雜談——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看書瑣記

看書瑣記(二)

看書瑣記(三)

讀書忌

隨便翻翻

書的還魂和趕造

魯迅：“帶著枷鎖的跳舞”(代序)

早在留學日本時起，魯迅決心去醫從文，走“摩羅詩人”的道路，把自己置於反抗者的位置上；這樣，他一生遭受權力者和專制政治的壓迫，勢所必然。

在北京，繼女師大風潮之後，魯迅介入了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從形式上看，可稱“私人論戰”。及至上海，國民黨的“黨國”開始建立，在“一黨專政”之下，他所面臨的已是意識形態控制日趨嚴密的局面了。1928年，國民黨當局頒布了《著作權法》，規定有違“黨義”及“其他經法律規定禁止發行”的出版物不能注冊；1929年，中央宣傳部公布《宣傳審查條例》，同年還頒布了《查禁反動刊物令》；1930年又頒布了《新聞法》和《出版法》，規定書刊必須事先申報登記，獲準後纔能出版，至於涉及“黨義”等敏感問題的還要送審。1933年由政府*頒布查禁密令，附抄作者黑名單，手段更為隱秘。1934年4月，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6月頒布《圖書雜志審查辦法》，規定所有書刊必須送審，如不送審，即予以懲處。各個層級的審查委員會豢養了大批書報檢查官，魯迅稱為“叭兒”；在審查過程中，他們“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隨意刪改和禁止，於是乎出版界隻餘一片荒漠。

在書報審查制度下，魯迅受到的威脅，遠遠超出北京時期。在他的書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寫作困境：“遇見我的文章，就刪削一通，使你不成樣子，印出去時，讀者不知底細，以為我發了昏了”；“官老爺痛恨我的一切，隻看名字，不管內容”；“近我的一切作品，不問新舊全被秘密禁止，在郵局裡沒收了”；“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近來這樣的黑暗”。

魯迅一直提倡韌戰，對反抗鬥爭的長期性有充分的認識；然而，禁錮與壓迫的嚴酷，仍然超乎他的預想。這對一個“精神戰士”的意志、耐性和智慧，都是一場考驗。他不得不在鬥爭的堅持中迅速作出調整，他把這叫作“周旋”“鑽網”，叫作“帶著枷鎖的跳舞”，或“帶了鎖鏈的跳舞”，或“帶了鐐銬的進軍”。

題作《夜記》的繫列作品之一《怎麼寫》劈頭一句是：“寫什麼是一個問題，怎麼寫又是一個問題。”本來，對於自由寫作者來說，“寫什麼”是不應當成其為問題的，此時居然成了問題。魯迅既然要直面人生，就不能不談大屠殺，從“三·一八”慘案到“四·一二”清黨，他都確實寫到了。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前者還可以直接抨擊“政府”“國務院”，痛斥“中國軍人”“殺人者”，到了國民黨治下，卻是“嚇得目瞪口獃”，揭露的文字也不得不變得“曲曲折折”“吞吞吐吐”了。1933年上半年，魯迅還可以隨時發表時評；及至下半年，形勢陡變，則隻好借談風月而談風雲。隻要比較一下寫於同一年的《偽自由書》和《準風月談》的目錄，就可以看出這種變化。迫不得已時，魯迅不憚站出來說話，如左聯五作家被害，他的反應是激烈的；在通常情況下，大抵仍然是從側面、從背面、從壕塹裡進行他的伏擊戰。

這樣，魯迅倒過來從“怎麼寫”過渡到了“寫什麼”，正如他所說，“想從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能夠的”。他在文中大量使用典故、反語、隱喻，越過為語境所設置的重重障礙而奔赴目標。對付報刊忌諱他的名字，他使用並頻繁更換筆名，乃至近百個之多，成為世界上使用筆名多的作家。這些筆名，完整地被他保留在集子裡。對於文中被檢查官或編輯刪改的地方，編集時他特意從旁加上黑點，或用黑杠標出，或在文末加寫“附記”，且不忘在序跋中加以說明。總之，他極其固執，一定要在文字中留下自己所身受的各種明誅暗殺的事實、官方書報審查的劣跡，用他的話說，因為那是“黨老爺的蹄痕”。

除了創作，他還十分看重翻譯，從留下的文字遺產看，譯文的分量甚至更大。翻譯對他來說，是“偷運軍火”，借用國外的思想文化武器破除官方對言論的鉗制。從他的譯著看，除了文學作品，還有理論著作。他十分注重介紹蘇俄，以及其他弱小國家和民族的狀況；對於蘇聯，也介紹著名的“不同政見者”如托洛茨基的理論和“同路人”的作品。他以譯作直接介入中國現實中的政治鬥爭和文藝鬥爭。對於翻譯，他的選擇是十分嚴格的，目的性十分明確。譬如翻譯廚川白村的《出了像牙之塔》，故意撇下其中題為《文學者和政治家》一文不譯，據他在後記裡介紹，原因是原文說文學和政治都是來源於社會生活，所以文學家和政治家是接近的。他表示：“我以為這誠然也有理，但和中國現在的政客官僚們講論此事，卻是對牛彈琴；至於兩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卻時常有，幾多丑態和惡行，都在這新而黑暗的陰影中開演，不過還想不出作者所說似的好招牌，——我們的文士們的思想也特別儉嗇……所以全書中獨缺那一篇。”這是典型的“拿來主義”，用自己的眼光來拿。在政治與文藝的關繫問題上，魯迅與作者的觀點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著名的講演《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說過，“政治家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文學家出來，對於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因此他認為，“要維持現狀”的政治與“不安於現狀”的文藝不免時時處在衝突之中。

魯迅不但從事著譯，而且熱心做編輯、辦刊物、搞出版。他的目的，歸根結底在改造中國這一點上。他要借刊物培養更多的戰士，以集團的力量對付強大百倍的反動政府和專制制度。從在日本流產的雜志《新生》，到北京時代的《莽原》《語絲》，到上海的《奔流》《萌芽》《譯文》等，可謂從不間斷；此外還參與別的報刊的編輯，包括有名的《新青年》。一個刊物封閉了、停辦了，接著再辦一個。僅為復刊《譯文》的努力，即可見他的用意與決心。當他和青年朋友的書稿無法出版時，就搞地下印刷，諸如“奴隸社”“三閑書屋”之類的臨時出版社，就這樣搞了起來；而一批違禁的書籍，也就這樣走出了地面。

出版圖書的時候，無論著譯，魯迅都極其看重序跋的寫作。他歷來重視“邊緣”，序跋也是邊緣，從邊緣進入中心。舉例來說，像《偽自由書》《準風月談》《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篇幅比正文長得多，其中雖然多是報章剪貼，卻保留了文網史的大量故實；加上作者隨機的批評，結果確如他所說，有了這樣的“尾巴”，形像便見得更完全了。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曾幾何時，一個高踞人民之上的威赫無比的政權，在一個早上黯淡收場；而希望自己“速朽”的魯迅的作品，卻在反抗它的鬥爭中獲得了不朽的意義。歷史悖論的力量如此，令人驚嘆。

二〇〇六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