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文學因緣——感念夏志清先生（白先勇）

輯 一
上海，一九三二年春
讀、寫、研究三部曲
初見張愛玲 喜逢劉金川——兼憶我的滬江歲月
紅樓生活志
我保存的兩件胡適手跡——為《傳記文學》銀禧之慶而作
耶魯談往
桃李親友聚一堂——退休前夕的慶祝和聯想
書房天地

輯 二
亡兄濟安雜憶
超人纔華，絕世淒涼——悼張愛玲
重會錢鐘書紀實
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說
悼念陳世驤——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
東夏悼西劉——兼懷許芥昱
後一聚——追念吳魯芹雜記
高克毅其人其書
何懷碩的襟懷——《域外郵稿》序

輯 三
人的文學
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

代序
文學因緣
——感念夏志清先生
白先勇
我因文學而結識的朋友不少，但我與夏志清先生的一段文學因緣，卻特殊而又悠久，前後算算竟有半個多世紀了。我在臺大念書的時期，便從業師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志》上讀到夏志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他那篇論張愛玲小說《秧歌》的力作，對當時臺灣文學界有振聾啟聵的作用，兩位夏先生可以說都是我們那個世代的文學啟蒙老師。
一九六三年我到美國念書，暑假到紐約，遂有機會去拜訪夏志清先生，同行的有同班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因為我們都是夏先生兄長濟安先生的學生，同時又是一群對文學特別愛好、開始從事創作的青年，我們在臺大創辦的《現代文學》雜志，夏先生亦是知曉的，所以他對我們特別親切，分外熱心。那天他領了我們一伙去赫遜河（HudsonRiver）坐遊船，那是個初夏的晴天，赫遜河上涼風習習，紐約風光，歷歷在目。夏先生那天的興致特別高，笑話一直沒有停過，熱鬧非凡，五十年前那幅情景，迄今栩栩如生。有夏先生在，人生沒有冷場的時候，生命不會寂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一股強烈的光與熱，照亮自己，溫暖別人。
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上暑期班，選了一門馬莎·弗莉（MarthaFoley）開的“小說創作”，弗莉是《美國短篇小說年度選》的資深編輯，這本年度選集，頗具權威，課上弗莉還請了一些名作家如尤多拉·韋娣（EudoraWelty）來現身說法。課餘，我便到哥大KentHall夏先生的辦公室去找他聊天。那時年輕不懂事，在夏先生面前高談闊論，誇誇其言自己的文學抱負，《現代文學》如何如何，說的興起，竟完全不顧自身的淺薄無知，夏先生總是耐心地聽著，還不時說幾句鼓勵的話。夏先生那時心中不知怎麼想，大概會覺得我天真幼稚，不以為忤。夏先生本人從不講究虛套，快人快語，是個百分之百的“真人”，因此我在他面前，也沒有什麼顧忌，說的都是心裡話。打從頭起，我與夏先生之間，便建立了一份亦師亦友、忘年之交的關繫。這份情誼，一直維持了半個世紀，彌足珍惜，令人懷念。
後來我回到愛荷華大學念書，畢業後到加州大學教書，這段期間，我開始撰寫《臺北人》與《紐約客》繫列的短篇小說，同時也開始與夏先生通信往來，幾乎我每寫完一篇小說登在《現代文學》上後，總會在信上與他討論一番。夏先生私下與人相處，非常隨和，愛開玩笑，有時候興奮起來，竟會“口不擇言”，但他治學嚴謹卻是出了名的，他寫信的態度口氣，與他平時談吐亦大不相同，真誠嚴肅，一本正經，從他的書信看得出來，其實夏先生是個心思縝密，洞燭世情的人，而他又極能寬厚待人，對人對生命，他都持有一份哀憐之心。試看他與張愛玲的書信往來，夏先生愛其纔，而又憫其坎坷一生，對她分外體貼入微。他們之間的信件，真情畢露，頗為動人。
我有幸與夏先生也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書信往返，他對我在創作上的鼓勵是大的。夏先生對已成名的作家，評判標準相當嚴苛，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魯迅、巴金等人絲毫不假辭色，可是他對剛起步的青年作家卻小心翼翼，很少說重話，以免打擊他們的信心。那段期間我與夏先生在文學創作上，互相交流，是我們兩人交往愉快的時光，每次收到他那一封封字體小而密的信，總是一陣喜悅，閱讀再三。我的小說，他看得非常仔細，而且常常有我意料不到的看法。《紐約客》繫列他比較喜歡《謫仙記》，他認為結尾那一段李肜自殺，消息傳來，她那些朋友們的反應，壓抑的悲哀，寫得節制而達到應有的效果。後來他把《謫仙記》收入他編的那本《二十世紀中國短篇小說選》，英文是我自己譯的，經過夏先生精心潤飾，其中也選了張愛玲的《金鎖記》，這本選集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當時有不少美國大學當作教科書。
（中略）
一九九三年，夏先生七十歲退休，王德威精心策劃，在哥倫比亞大學開了一個研討會，將夏先生的弟子都召喚回來，替夏先生祝壽。有的宣讀論文，有的自述跟夏先生的交往關繫，其間還有夏先生的同事、老友，我也應邀參加。那是一個溫馨而有趣的場合，夏先生的同事門生一一上臺，講述了夏先生許多趣事、糗事，臺下笑聲不斷。但大家的結論都推崇夏先生在西方漢學界，尤其是中國小說史述方面的巨大貢獻，大家一致稱贊。他的兩本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是研究中國小說的兩座裡程碑，在西方學術界，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夏先生在哥大教書數十年，作育一大群洋弟子，散布在美國各大學教授中國文學，夏氏門生影響頗大。
夏先生八十歲生日時，我寫了一篇長文《經典之作——推介夏志清教授的〈中國古典小說〉》，為夏先生祝壽，評介他那本經典論著，後來登在《聯合報》上。說來《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與我也很有一段因緣。夏先生對我們創辦的《現代文學》一向大力支持，常常賜稿，他在這本雜志上發表過不少文章，而且都是極有分量的論文，遠在一九六五年第26期上，首次刊出夏先生的《〈水滸傳〉再評價》，這篇論文是他《中國古典小說》中《水滸傳》那一章的前身，由何欣先生譯，接著《現代文學》第27期又刊出夏先生的《〈紅樓夢〉裡的愛與憐憫》，這篇論文後來擴大成為他書中論《紅樓夢》的那一章。那時我已知道夏先生在計劃寫《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付印前，我請他將樣稿先寄給我閱讀，因此，我可能是早看到這本書的讀者之一，我希望將此書各章盡快請人譯成中文在《現代文學》登出。我記得那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初春，接到夏先生寄來厚厚一疊樣稿，我花了幾天工夫，不分晝夜，一口氣把這本巨著看完了。看文學評論著作，很少讓我感到那樣興奮過，《中國古典小說》這本書的確引導我對書中論到的六部經典小說，有了新的看法。
除了《三國演義》那一章是請莊信正譯出刊在《現代文學》第38期（一九六九）外，其餘各章仍由何欣翻譯、刊登《現代文學》的有五章：《導論》、《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本來何先生把《金瓶梅》、《儒林外史》也譯出來了，但是當時《現代文學》財源枯竭，暫時停刊，所以《金瓶梅》、《儒林外史》這兩章中譯始終未能登出。那時我自己創辦“晨鐘出版社”，有心將夏先生這本書的中譯本在臺灣出版，並征得了夏先生的同意，但因為夏先生出書謹慎，出版中譯本須自己校對，仔細修改。這一拖下來，便是數年，直到“晨鐘”停業，這本書仍未能付梓。這是一直耿耿於懷的一件事。一九八八年《中國古典小說》中譯本終於問世，不過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的。這本著作本身就是一本經典，曾引導西方學界對中國古典小說研究走向新的途徑，新的看法。在《現代文學》上登載的幾章中譯，對臺灣學界，亦產生深刻的影響。
夏先生退休不久，患了心律不整的病癥，但他非常注重保養身體，所以這些年健康精神都還很不錯，直到三年多前，夏先生因病住院，那次病情來勢洶洶，夏先生在醫院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全靠夏太太全心全力照顧呵護，纔得轉危為安。其間我常與夏太太通電話，用電郵聯絡，知道夏先生病情兇險，也暗暗替他著急，為他祈禱誦經。後來知道他康復出院了，大家纔松了一口氣。那段日子夏太太真是辛苦，每天探病，一個人長途跋涉，了不得的堅強。
前年秋天十一月間我因出版父親的傳記《父親與民國》，紐約世界日報及華人作家協會，邀我到紐約演講，同時蘇州昆劇院也應邀到紐約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精華折子。我在法拉盛演講，聽眾有六七百人，夏先生與夏太太也去參加，我一講就講了三個鐘頭，因為父親一生與民國歷史都是講不完的故事。夏先生坐在前排，竟撐住了，還聽得很入神。青春版《牡丹亭》折子戲在HunterCollege的戲院上演，我請了一批朋友去看：叢甦、莊信正夫婦、李渝，當然還有夏先生、夏太太。那天的戲男女主角俞玖林、瀋豐英演得特別賣力，尤其是俞玖林的《拾畫》分外出彩，半個鐘頭的獨角戲揮灑自如，夏先生坐在我身旁興奮得指著臺上叫了起來：那個男的怎麼演得那麼好！
看完戲第二天，夏先生、夏太太請我喫飯，莊信正兩夫婦也參加了，還有夏先生的妹妹。我們在附近一家有名的法國餐館喫龍蝦大餐，那次夏先生的精神氣色都特別好，一點不像生過重病的樣子，那天晚上，又跟我們從前聚餐一樣，大家說得高興，喫得開心。夏先生對人生那份樂觀的熱情，是有感染性的，跟他在一起，鼕天也不會覺得寒冷。
夏先生病後已不便於行，需坐輪椅，那晚喫完飯，夏太太用輪椅推著夏先生回家，我看見夏太太努力地推著輪椅過馬路，在秋風瑟瑟中兩老互相扶持，相依為命，我心中不禁一陣憫然，深深被他們感動。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夏先生過世，噩耗傳來臺北，雖然我已聽說夏先生又因病住院，但是還是抵擋不住突來的傷痛，掉下淚來。我打電話到紐約給夏太太，她說夏先生走得很平靜，前一天二十八日還喫了我叫Harold&David送過去的皇家梨RoyalPears。近年來我不在美國過聖誕，不過總會預先訂好皇家梨聖誕節送給夏先生，那是他愛喫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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