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舊事貴陽》叢書的三個作者，廖國松、和國正、袁政謙，都是我父親的多年同事，我幾乎從小就認識他們，算我的師長輩。一九九八年我調進《花溪》雜志編輯部，更直接跟他們成了同事。那個時候，《花溪》已經改版走市場，本質上跟文學沒半毛錢關繫，大家一致懶心無腸，上班時間就每人一杯茶，圍著煙灰蓬松的小煙缸閑聊。他們三個，還有張永龍，都是老貴陽，特別是廖國松、和國正，一肚子逸聞趣事加奇談怪論，聽得我瞠目結舌，常有種飽脹過度就要隔食的感覺。幾個人的內容、風格又都不一樣。廖國松偏野，和國正偏俗，袁政謙偏雅，張永龍偏冷。大多情況下是廖、和二位主講，如唱雙簧，如打擂臺，你一段，我一段，層出不窮，像在說幾輩子的故事。袁政謙隻在聽到誇張離奇處帶著不置信的表情質問一句，而張永龍常在他們說完一段後，平淡地說出一個決絕的結論……

廝混久了，潛意識裡漸漸把他們當作家人一般，偶爾會惶恐，他們年紀都比我大得多，早晚一個個退休回家，辦公室裡冷清下來，那上班就真的是工作，毫無樂趣可言了。但再惶恐也沒用，時間不滯不留，他們一個個還是退休了，回家了。先是廖國松，然後是張永龍，再下去是和國正。袁政謙比廖國松小一輪，繼續領導了我好幾年，終也當然地退了。

三年前，我打算寫一組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貴陽一幫玩搖滾樂的年輕人的繫列散文，寫到一半，想起他們幾個斑駁如老牆的經歷，心想何不一人寫一本，湊成一套有關貴陽記憶的叢書呢。於是便去攛掇他們。四人原本都是有成就的作家，但在他們退休之前好幾年，實際都不怎麼動筆了，要勸得他們重新拿起筆來，傷神耗氣，寫這樣規模的一部書稿，是個難事。好在我太了解他們了，事先替他們想好的選題內容，都是他們熟悉也津津樂道的那部分生活：廖國松寫他的畫友們，和國正寫他的市井奇人奇事，袁政謙寫他的古典音樂。一說，三人都爽快地應承下來，而且立即動筆，一年左右便差不多完成了初稿。

隻有張永龍，我原想請他寫知青，不想纔開口，就被他一口回絕。不久，又讀到他應某報所約寫的小文章，談文學創作，其中提到他兒子小時候想寫小說，他竟如大禍臨頭，就像兒子半個身子已經掉進了火坑，但又怕兒子正在興頭上，一反對，說不定更逆反，於是耐住性了等待時機，直到兒子寫厭了，自動放棄，這纔暗叫一聲僥幸，心有餘悸地開導兒子，說寫作這事啊，“後必弄得你生不如死”。話說到這個份上，我也就不敢再提。張永龍是個有著獨特藝術感覺的作家，筆調陰冷抑郁，犀角燭怪，他很早停筆的原因，在我看來，正是不入俗人眼而心灰意冷的結果。這套書裡缺了他，我始終覺得是個遺憾。

三本書稿是出來了，卻一直因為出版資金沒有著落而閑置著，直到二一三年，終於得到市委宣傳部出版基金的支持，纔算功德圓滿。

克洛奇曾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覺得一切歷史其實也都是個人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者一座城市的集體記憶，歸根結底也都是由個人記憶所構成。從這個意義上說

《舊事貴陽》的三本小書，也許狹窄，也許偏頗，但絕非無足輕重，都是為貴陽的集體記憶湊了自己的一份子。

書本身的內容如何，不由我多話，讀者自己可以結論。這裡要說明的是，我曾為三個作者分別寫過一篇人物素描式的東西，現附在他們各自書前的序文之後，算一種補充，可以讓讀者通過這些文字，對作者有一點些微的了解。

擺譜

本地幾個老畫骨聚在一起，侃起天來，自是一番“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而仔細咀嚼，那骨子裡透出來的，總有幾分“擺譜”的味道，不外乎何年何月就參加省裡的畫展，又何年何月就與美協有了往來雲雲，資歷不可謂不老。或者言者無心，而我這個聽者卻是有意了。以年齡計，大家相差無幾，若是論畫歷，在他們眼裡，我隻能算是後學了，多也隻能算是個“票友”。他們談的那些畫壇軼事，我當然隻有洗耳恭聽的份兒。也不知何種心態作怪，唯恐不人流而低人一等，我厚著臉皮，竟然在幾位老兄面前也說起“資格”來。

那是上初中一年級時，學校組織同學們到農村掃盲，回來後，自以為體驗了“生活”，來了靈感，便“創作”了一幅提名為“媽媽，識字課本買來啦”的“國畫”，畫幅很小，32開，構圖也簡單，一個苗族小女孩，手揮著識字課本，朝年輕的媽媽奔去。實在說，那也是一次蹩腳的模仿，我是從宋吟可先生的那幅“媽媽，我會開拖拉機啦”的名作裡偷學來的，連畫名都作了翻版。說到功底，我從來沒畫過素描，也沒畫過速寫，不過就是平時用毛筆在宣紙上臨摹點山水人物什麼的，畫面上的人物，總覺什麼地方不對勁，看去怪別扭。至於畫裡的苗族服裝，自然也是依樣畫葫蘆了。

好笑的是，就是這樣一幅不成樣子的東西，我竟然鬥膽寄給了當時省文聯主辦的文藝月刊《貴州文藝》（一年後改名《山花》）。其結果可想而知，半個月後，畫稿退了回來，好在不是那種冷冰冰的鉛印文字，而是一封用毛筆書寫的，讓作者充滿希望的信件，內容我至今還記得，先是肯定了畫的內容，認為它反映了當前的現實生活，刊物是很歡迎的。然後建議作者重新畫一張畫幅更大的寄給《紅領巾》雜志，根據那裡的意見，修改後再畫一幅寄給《貴州文藝》，他們將酌情處理。這封退稿信讓我興奮了好些日子，原以為，像我這類十四五歲的初中娃娃，一封鉛印退稿箋打發打發算了，不想人家還如此認真。無奈當時正在舉行中學生足球比賽，我混入校隊，為爭奪冠軍，整日在球場上衝鋒陷陣，哪裡有時間畫畫，便將此事擱下。再者，我就是那點道道，無論如何折騰，也是畫不出什麼“奇跡”來的。於是，便與《貴州文藝》失去了聯繫。順便說一下，幾十年後，在有關資料裡看到，當時《貴州文藝》的美術編輯，正是後來譽滿畫壇的花鳥畫名家方小石先生。有朋友開玩笑，說那封用毛筆書寫的退稿信，說不準是他老先生的手跡呢？若是留到現在，可就是大有玩味的了。

哪知三個月後，我突然收到貴州省美協寄的一份通知，也沒有說明什麼原因，隻是要我填寫隨信寄來的一份表格，不外乎姓名、性別、年齡、民族、籍貫什麼的，我頓時受寵若驚。盡管我從未發表過什麼作品，也沒參加過什麼畫展，而我也明白，這多半是《貴州文藝》的那位不相識的編輯推薦的，當然，人家不過是在例行公事，搞點作者調查什麼的，而對於我這個初一的學生，單是那鮮紅的美術家協會的印章，就可以編織出許多五彩斑斕的夢了。然而就是通知的末一句話，讓我四十年間，再也沒與美協打過交道。那句話是：“並請將近創作的作品寄來。”因那些日子，我沉溺於足球，又迷上了寫詩，本來畫畫就是心血來潮，哪裡有什麼新的作品？為此，我表格也沒填，信也沒回，一切都煙消雲散了。一九五六年夏天的事，比起眼前老畫骨們的畫齡，至少要早三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