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傅雷家書》的一曲交響樂章 梗本泰子
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與夫人一起在家中臥室懸梁自盡。在這之前的8月30日深夜，一群紅衛兵衝進傅家，搜尋了三天三夜，找出了所謂傅雷的“反黨罪證”。面對曾經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傅雷，紅衛兵們的追究自然是毫不留情，加上其子傅聰流亡英國，對傅雷的批判更是變本加厲。枉受不白之冤的傅雷心中那種悲憤和絕望之情，我們可以從他留下的遺書中痛切地感受出來。正是那個冷酷無情的世界將這個對藝術和人生極其忠誠的文人逼上了絕路。
身處異國的傅聰得知雙親的死訊，是在兩個月之後。在紛至沓來的記者面前，傅聰緘默不語。隻是在一次音樂演奏會上，傅聰面對觀眾說了這樣一句話：
“今晚我演奏的曲目，全部都是我父母的生前所愛。
”“文革”結束後，傅雷夫婦的名譽得到恢復。1979
年，傅聰回國參加了為雙親舉行的追悼會。而這距他流亡英國，時光已經整整流逝了二十個年頭。傅雷與他的時代
《傅雷家書》自1981年在中國首次出版以來，保持了二十多年經久不衰的發行紀錄。2003年1月遼寧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版本，其中收錄了傅雷家書
161封，夫人朱梅馥的書信39封。本書從中選譯了傅雷的書信60封和朱梅馥的書信14封。
傅雷的這些家信，早寫於1954.年。傅雷借兒子出國留學的機會，將自己的內心世界用書信的形式，而且是面對親人，因而也是以直截了當、不加掩飾的形式吐露出來，從而留下了他十多年來的這一段精神軌跡，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罕見的例子。
在中國，傅雷以法國文學翻譯家著稱。在既沒有電視也沒有因特網的時代，一般大眾對外國缺乏了解，向他們介紹外國文學也非易事。因此傅雷的工作就不僅僅是局限於語言文字上的翻譯，還必須對外國的文化、風俗也加以考證，並對當時的時代和社會背景做出分析，也就是說擴充到了學者和藝術批評家的領域中去了。從本書中所收錄的書信中也可以看出，傅雷的學識涉及文學、藝術各個領域，他稱得上是一個精通東西文化的思想家，並擁有一個極其豐富的精神世界。
傅雷於1908年出生於江蘇省南彙縣(現上海市南彙區)。由於父親傅鵬飛英年早逝，母子相依為命，傅雷的幼年時代過得相當寂寞。母親李欲振將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兒子身上，而且因為望子成龍心切，據說有時態度還相當粗暴。日後傅雷對待自己的長子傅聰也極其嚴厲，有時甚至動手，也許和他自己幼時的經歷不無關繫。
傅雷跟隨家庭教師熟讀了四書五經之後，轉入了上海市內的學校讀書。他先後就學於徐彙公學、大同大學附屬中學，並於1926年考入了上海持志大學。但傅雷不滿於該校的教學內容，翌年在姑母傅儀和表兄顧倫布的幫助下，終於說服了母親，得以順利赴法國留學。這段留學經歷培養了傅雷豐富的西方文學藝術的教養，對他的人格形成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1928年秋傅雷進入了巴黎大學文科學習，同時還在盧浮美術史學校學習西方美術史。在當地傅雷接觸到了許多中國留學生，並與許多日後成為中國文藝界重鎮的人纔私交甚厚。在他們中間，就有中國美術界之翹楚劉海粟。傅雷常和劉海粟等人一起去各種美術館參觀，加上與巴黎美術界人士的交往，使他得以對西方美術有了一個較為準確的理解和認識。
除了美術，傅雷對西方音樂也抱有極大興趣，不時去聆聽音樂演奏，觀賞歌劇表演。有一段時間，傅雷還愛上了一個法國女子。戀愛的煩惱，加上思鄉之情和對未來的不安，傅雷患上了“青春期的、浪漫底克的憂郁病”(見1954年8月11日致傅聰函)。就在這個時期，傅雷閱讀了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深為作品中描寫的“英雄”形像所打動。貝多芬戰勝艱難困苦的人生，並創造出無數不朽名作的堅韌毅力，成了傅雷的精神支柱。而這段經歷還使傅雷日後翻譯出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樣的名作。
傅雷在法國的四年間，雖然後沒能拿到文憑，但這段留學生活培育了他對西方文化藝術的愛情和理解，對他的後半生造成了極大的影響。1931年傅雷回國後，擔任了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辦公室主任，並教授法語和美術史。但是生性耿直、直言不諱的性格，令傅雷常常與他人發生衝突，這段教師生活並沒能持續多久。傅雷從十七八歲起就嘗試過小說創作，因此這段時期他曾經希望自己以文筆成名立業，並一度致力於美術批評。他和友人一起創辦了藝術雜志，並在報紙雜志上發表了不少文藝評論文章。
但在戰亂逐漸升級的年代，文藝批評實在難成氣候，傅雷漸漸將精力轉到了文學作品的翻譯上。
傅雷在留學期間就已經顯現出了出色的法語能力。憑借著極強的語言纔能和深入細致的調查考證，以及對譯文的反復推敲，傅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羅曼·羅蘭、巴爾扎克、莫羅阿、伏爾泰等著名法國作家的三十多種作品，都是通過傅雷的翻譯纔得以在中國廣為人知。而其中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中文譯本，日後被文化史研究者推選為
“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之一(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令作者羅曼·羅蘭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長篇巨作，作品主人公是一個音樂家，在他身上有著貝多芬的影子。傅雷歷時五年翻譯了這部巨作，於1937
年出版了卷，而第二卷至第四卷則是在抗日戰爭期間的1941年出版。作品主人公克服種種困難成長為一個出色的音樂家的歷程，以及字裡行間顯現出來的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理念，深深打動了當時的中國學生和知識界人士。作品中所描繪的“英雄”形像—
—那種身負時代的艱難困苦，獻身於社會和全人類的偉大精神，得到了在侵華日軍蹂躪下的中國人民的廣泛共鳴。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傅雷自1952年起開始著手重譯《約翰·克利斯朵夫》，從中也可以看出這部作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之重。而正如本書中的書信所提示的那樣，由於兒子出色的音樂纔能，這部作品又從另一個角度成為了傅雷的理想和希望的像征。
在傅雷的翻譯事業中，巴爾扎克的一繫列作品也不能忘記。《歐也妮·葛朗臺》《貝姨》《邦斯舅舅》《高老頭》等名作都是經傅雷之手翻譯介紹給中國讀者的。近在日本上映的中國電影《中國的小裁縫》就生動地反映了傅雷的翻譯給中國讀者帶來了多大的影響(影片根據戴思傑用法文創作的小說《巴爾扎克和中國的小裁縫》改編，原作已由新島進譯成日文，由早川書房於2002年出版)。這部影片講述了“文化大革命”中下鄉到四川山區的兩個知識青年，偷偷閱讀當時被定為禁書的外國小說，並將小說內容講述給不識字的村民們聽的故事。而其中一個小伙子的戀人、一位漂亮的鄉村小裁縫，則通過他講述的巴爾扎克的《於絮爾·彌羅埃》的故事，次知道了大山外面還有著陌生的廣闊的世界，她盼望著能去看一看那個未知的世界，終於有一天拋下小伙子們離開了山莊。可以說，讓影片裡的年輕人熱血沸騰的，正是文學所具有的那種不可思議的“魔力”，而以流暢的文筆織造出這種文學魔力的，正是傅雷的翻譯。順便提一下，傅雷開始動筆寫這些家信正是在1954年，而那年9月至翌年4月他正好就在翻譯《於絮爾·彌羅埃》這部作品。恐怕連傅雷自己也不會想到，他的這部翻譯作品，竟然會在半個世紀之後，又通過別人創作的小說和影片，而廣為世界各國的讀者和觀眾所知吧。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