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 ——潔癖的探討出現在宋代，一個不斷憂慮外患並且格外強調漢人正統的王朝，也許不是偶然的。在唐代，我們還可以看到像《三國典略》這樣的史書，把非漢族的西魏和北周政權視為正統；到了司馬光寫《資治通鋻》，這樣的歷史版圖已經不可思議了，正統王朝非南朝的漢人政權莫屬。

♦《金瓶梅》♦ ——（金蓮）在簾子下走過去的“那人”臨去七八次回頭的凝望中，突然生發出一種異樣的、矜持的光芒，完全不像她在屢屢低頭的小叔面前那麼放肆，亦不像她在委瑣的丈夫面前那麼悍然。情知自己的不是，她“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那人便也深深地還下禮去——每次讀到這裡，我都忍不住詫異，這對貪歡男女的初次相見直如龍鳳對舞，那樣的宛轉，那樣的搖曳生姿。

♦《牡丹亭》♦ ——在世上操持各種行業的人裡面，農人大概是富有時間觀念的，然而，農人的時間緊迫感，和深閨中少女的時間緊迫感，雖然表面相似，卻有本質的不同：農人的時間是循環往復的，“一年一度過時光。”懷春少女的時間卻是直線型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空間和時間意識的差異，定義了《牡丹亭》中兩個不同的世界：它們是平行的，但是，沒有機會交叉。

♦《鹿鼎記》♦ ——在韋小寶這個喜劇型的邊緣人物身上，體現了想像中的、並不符合歷史真實性的“民族大團結”。因為，這種民族大團結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現實，不是十七世紀中國的現實。《鹿鼎記》向我們呈現了一個雙重意義的想像的共同體，因為如果現代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的話，那麼《鹿鼎記》裡面那個滿漢攜手抗俄的中國就更是歷史的變形。

♦《大話西遊》♦ ——當三藏突然唱起混合著粵語和英文歌詞的“Only You”時，我們看不到任何對於中國文化過去或者西方文化影響感到的焦慮，隻有一種無政府主義式的遊戲精神。它與任何意識形態的嚴肅及其潛在的狹隘單薄背道而馳，然而卻像征了真正藝術創造力的本色：在中國文化裡，在許多文化裡，歡樂都是太遭到忽視、然而至為重要的道德價值。

♦《鮑多雷諾》♦ ——文學與哲學都是遊戲，和小孩子在大海邊用盡全副精神氣力滿懷喜悅地堆起一座沙堡無根本不同。賢人君子給了遊戲一個惡名，真是可惜。或以為遊戲與正經是兩回事，也是誤解。遊戲的能力，和笑的能力，標志了人與獸的區別；但也隻有嚴肅的人、有力者，纔能遊戲。

♦《弗裡達》♦ ——世人似乎普遍喜歡的類型：落拓的藝術家，氣盛而不負責任的纔子，不諳世事的科學家，清純的少年，現實的中年，等等。“類型”來自歸納與概括，它是了解與控制世界的手段，但是難免簡單。人，特別是不尋常的人，就好像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總是有一點東西，超出和大於“主題”。

♦《十日談》♦ ——在這座桃花源裡，有階級的差別，職責的分擔，權威的制約。當瘟疫制造混亂、奪去人們道德觀念的時候，薄伽丘用文字創造出一個人類文明社會的縮影。講故事不僅是消遣，更是宣洩，是對放縱的情欲、絕望和恐懼進行控制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