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後記：歷史的眼光.悲憫的情懷
王仲生/ 文
麥家的《暗算》、龍一的《潛伏》以及黃珂的《黎明之前》等電視劇問世以來， 諜戰小說風生水起， 一時占盡風頭。無可諱言， 不少仿作、戲作, 大都千人一面， 程式化、虛擬化充斥了文壇。
《若愛重生》繫列的問世， 給諜戰小說帶來了新的變化。正如作者納蘭香未央所說， 這是一部“ 諜戰情感文”。將諜戰小說的重心予以了創造性轉移: 從諜戰本身轉向了諜戰者， 轉向了諜戰者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人,在諜戰小說裡重新獲得了藝術生命， 站立了起來， 征服了讀者。
故事的背景設置在1945— 1949 年， 國共內戰時期， 共產黨與國民黨展開了殊死搏鬥， 這是中國命運的大決戰！ 一批紅色特工打入國民黨內部， 從事諜報、策反。
《若愛重生》繫列的藝術智慧在於， 諜戰工作中的驚險、離奇， 雖然不可或缺， 但作者的筆墨更多的是投向了諜戰人員的錯綜復雜的關繫和他們的人生價值取向、倫理道德選擇和豐富復雜的內心情感。
她並不回避善與惡、美與丑、真與假的矛盾衝突。但是所有這些矛盾、衝突不再是簡單化、平面化的， 而是在不同層面上， 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和外延， 它們甚至是相互滲透， 相互轉化的。這樣， 小說中的人物也就不再是黑白分明， 雲泥立判的， 而是擁有各個人物全部的復雜性、豐富性和生動性。
當然， 這絕不意味著作家淡化或模糊，甚至取消了她的歷史眼光和價值判斷。
如果隻寫紅色特工， 而不寫國民黨軍， 小說當然可以成立， 但小說卻不惜筆墨， 展開了敵我雙方的生死較量。《若愛重生》繫列之所以可貴， 作家並沒有簡單化、臉譜化、妖魔化地寫敵對一方。在作者筆下， 任何人物都是作為“ 人”，自然而然地展現了他們的心理和行為。正如有的讀者留言評論的那樣—— 書中各式人物有一種人格上的平等感， 無論筆墨多少， 納蘭給予的情感對待是一樣的。
作者以多樣藝術手段為我們塑造了幾個不可多得的藝術形像。
江靜舟這位長期潛伏於國民黨軍的紅色間諜，出生入死，幾度陷入絕境，卻化險為夷， 成功地完成了任務，回到了黨的懷抱。
這位功勛卓著的紅色特工出身農家，家境貧苦，是苦難的逼迫， 使他投身於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成為黃埔軍校學員。剛烈是他性格的特征，長期的潛伏又鍛煉了他的機智和沉穩。作為一名戰士，他無限忠誠，而作為一位男性，他又柔情似水。
江靜舟先後經歷過幾場生死糾葛的婚戀姻緣。
瀋婉與江靜舟青梅竹馬，情深意長，因為一場“ 假婚姻” 的誤會，陰差陽錯間， 瀋與江離婚。後來與江一直以戰友相處。
陳青瑜是江為了潛入敵營，接受組織指令而主動娶的少妻，她出身名門，卻是除了愛情什麼都不放在心上的名媛，他們的婚姻注定會糾結而淒美。
虞水蓉，美麗柔情，而又聰慧機敏，為諜戰需要,與江靜舟假夫妻三年，不知不覺中萌生了愛，這種超乎同志情誼的愛，讓他們雙方都驚覺而宣告“ 離婚”。此後雙雙雖互戀卻終不能成眷屬。虞因為事業，婉拒過江的求婚，後又被派赴臺灣，潛入敵營，屢建奇功。但是由於造物弄人， 他們曾經相約的——在新中國建立的禮炮聲中結婚的承諾終成幻影。“有位伊人， 在水一方。”江靜舟心目中， 她永遠可念而不可即。
另一位身份詭異莫辯的男二號—— 楚天舒， 在各方面，
幾乎與江靜舟成為“ 互為鏡像” 的人物。
楚天舒出身官宦，家世顯赫。1945年自美國歸來，他已是電訊、數學雙料博士， 供職於軍統，他的身份一度成謎，是江靜舟颶風小組主要防範的“ 危險人物”。他與江沁梅（ 江靜舟的女兒） 在相互不知底的長期對峙裡逐漸演化為了一對戀人。
楚天舒是孤獨的夜行人、獨行俠。在他的組織裡，一直是單線作戰，沒有戰友，也沒有朋友。在家庭裡，更沒有可以吐露真情的親人。他後留給哥哥的那首詩， 移用了殷夫的《別了， 哥哥》。這首膾炙人口的充滿了親情的訣別詩，為那個時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向暉是作家傾心塑造的國民黨高級將領， 他出身官宦世家， 清華畢業後入陸軍大學， 在抗日遠征軍裡嶄露頭角，野人山突圍中與江靜舟成為生死與共的患難弟兄，彼此成為救命恩人。
作為一名職業軍人，向暉永遠恪盡職守，他為人儒雅，謙謙君子，一身正氣，忠誠於自己的信仰。
當昔日“ 手足”， 視若親人的江靜舟以我軍某部參謀長身份出現在他眼前， 宣告接受向暉所部起義時， 向暉的內心痛楚， 莫可名狀。這是一場無法回避的兄弟鬩牆的悲劇。
與向暉成為互補的是胡文軒。胡文軒在軍統裡身居高位， 當年黃埔軍校時與江靜舟、程鵬霖結義為三兄弟。
胡文軒一直懷疑江靜舟為共黨，時時處處設防，視為死敵。胡又收沁梅為養女， 勝過父女。胡文軒一生真心愛的不是別人，而是虞水蓉，這讓他與江又處在了情敵地位。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當然不止這幾個，那是一組閃亮的群雕。在諜戰的故事連著故事的遍地荊棘裡，人物站立了起來，這是抓住了小說藝術的魂。
在整個繫列裡人物關繫密如蛛網，極為復雜。敵中有我，我中有敵，諜戰的種種內幕與手腕，小說都一一涉及，其殘酷，其驚險，其匪夷所思，其奇峰突起，其水落石出，其起死回生，其峰回路轉，不一而足。
作家的高明是她的筆絕不局限於“ 事件” 的敘述，而是向著事件的創造者、參與者、親歷者的內心世界開掘，情感的糾纏與敵我諜戰相伴相生，重巒疊嶂，雲纏霧繞。
諜戰工作者，是人，是血肉之軀，有七情六欲。也許較之於諜戰，在正常生活中，世俗生活裡，他們會以另外的面孔出現？
榮格早就指出， 人是有多重人格面具的。社會角色的不同， 以及同一個人在家庭、職場、社交中扮演的不同角色， 都將讓人以不同面具出現。這並非人格分裂， 而是人存在的多面性和多層次。但， 這並不意味著， 人物的總的傾向的淡化或消解。
不論是江靜舟， 還是向暉， 他們都無限忠誠於自己的信仰， 不惜為此而獻身。但因政治立場不同， 敵我對峙的境地讓他們陷入了尷尬之中。他們難免有內心的矛盾與顧慮、顧忌， 甚至於愧疚， 而這又恰恰反證了他們對自己的信仰忠貞不貳。
顯然， 發生在20 世紀前半葉的中國革命， 有它的歷史選擇性； 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勝利， 也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國民黨政權的極度腐敗激發的對於民主、自由、公正的普遍訴求與“ 二戰” 之後， 人類的普遍呼喚是遙相呼應的。作者納蘭香未央正是從這樣的歷史高度從事創作的。
餘華曾經說過：“ 我和現實關繫緊張， 說得嚴重一點， 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 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洩， 不是控訴或者揭露， 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裡所說的高尚， 不是那種單線的美好， 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 對善與惡的一視同仁， 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餘華後來又曾這樣說：“ 這不隻是我個人面臨的困難， 幾乎所有優秀的作家都處於和現實的緊張關繫中， 在他們筆下， 隻有當現實處於遙遠狀態時， 他們作品中的現實纔會閃閃發亮。”
當現實處於遙遠的距離， 作家的創作纔會以“ 同情的理解”（ 陳寅恪語）出現？ 這似乎並不一定。一切取決於作家對現實的審美理解。
海德格爾認為作為審美的烏托邦， 文學是心靈的拯救。馬爾庫塞甚至認為： “ 藝術作為性愛和幸福的升華形態， 在根本上就是性愛和幸福的代用品。”
回到這繫列作品上， 我們看到——
與其說小說是寫諜戰中的情感， 不如說小說是寫情感在諜戰中的特殊呈現。情感從來是復雜微妙的。而諜戰更賦予這復雜微妙以雙重的特殊性。
我們看到小說的敘述往往不吝筆墨於人物之間友情、親情， 尤其是愛情。它們甚至成了小說的主河道。
作者的真誠與悲憫容不得虛假與自私。那種視情感為廉價的商品的逢場作戲； 那種視情感為一己的專利而毫不顧及對方與他人對情感的褻瀆， 對此， 作者是拒斥的。
正如歷史的正義性一樣，《若愛重生》繫列的情感的純粹性， 讓整部作品獲得了一種悲憫。在這裡， 我們依稀聽到了“ 古典情懷”，
在喧囂的新世紀的曼妙回響。
情感的殘缺、殘損與殘破， 是情感中撼動人心的一頁。人的無限可能性和人在規定情境中的現實性從來是人的二律背反， 也是人生悲喜交集的無可遁逃的命運。賈寶玉如此， 林黛玉如此， 杜麗娘如此，
崔鶯鶯如此。
《若愛重生》繫列正是寫出了這種人的生存困境， 因了諜戰， 無論是江靜舟， 楚天舒， 還是向暉， 胡文軒， 在情感這一領地， 他們收獲的無一不是殘缺、殘損、殘破。如小說所言：“ 江靜舟苦戰敵營二十多年， 忍受了太多的離散、傷逝、悼亡…… 他的委屈， 他的傷痛，
他的悲情， 誰又能真正體味得到？”
其實， 即使沒有諜戰， 在人生的另外的情境裡， 他們能避免這情感的不圓滿嗎？ 這是一個待解的， 也可能是無解的命題。
《若愛重生》繫列迎難而進， 以小說的形式， 意欲對此做出自己的闡釋。但作品的命名， 其實就已給讀者以答案：愛如果能重生， 那麼， 一切就將皆大歡喜；可是愛， 能夠重生嗎？
唯勘破紅塵者， 始得清淨。那是心若止水的世界。愛， 已包容了一切， 涵納了一切，
愛也消融了自己， 消融了愛恨情仇。
整個繫列的語言走向了揮灑自如、細膩而溫情， 作者納蘭香未央尤擅長於情感漣漪的捕捉與表現。她曾廣泛收集，長期沉潛於紅色間諜的文史資料之中， 小說中不少情節、細節皆有史可查、可證。如鄭域國所收周恩來敦促其起義的書信， 就節錄自當年周寫給鄭洞國的那封信。
小說結構宏大而嚴謹， 以人物為核心， 多線索交織，
穿插照應而又主線突出。小說也會搖曳於追述與回憶之中， 如緬北戰場上， 那首壯懷激烈的新一軍軍歌。
如果小說在敘述節奏上能更多注意於疏密舒疾，騰出筆墨適當鋪染於風景、風物的描述上多下些功夫， 適當留下一些閑筆， 小說的語言就會從容而灑脫多了。
李叔同當年為自己留下了“ 悲欣交集” 的絕筆， 這無疑是一個極高貴的人生境界、審美境界。
《若愛重生》繫列是向著這高貴攀緣的一支青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