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 童世駿001

前言001

科社、共運

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三次飛躍003

社會主義：20世紀的偉大社會實驗013

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發展的歷史回顧026

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032

生氣勃勃的社會主義哪裡來？037

回到馬克思

——《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記略040

風起浪湧揚帆行

——寫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60周年之際044

列寧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貢獻及其現實反思050

重評共產國際的功過079

共產黨執政理念論析084

社會主義必須回應時代的要求

——從全球化視角看蘇聯解體091

馬克思主義國家權力觀與當代中國101

略論發揚革命精神與堅持物質利益原則的關繫110

世界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118

蘇聯史

十月革命：是歷史的誤會還是歷史的選擇127

列寧為維護蘇維埃政權合法性的鬥爭147

列寧晚年思想研究的若干問題158

蘇聯經濟體制形成探析174

20世紀20年代蘇共黨內姓社姓資的爭論及其後果183

托洛茨基與新經濟政策193

俄共（布）黨內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201

列寧逝世前後俄共（布）黨內鬥爭213

俄共（布）黨內托季聯盟的出現及其失敗228

“承重結構”的銷蝕與大廈的倒塌

——蘇共衰敗的一種解讀245

蘇共執政體制的弊端與後果256

蘇共敗亡的歷史教訓266

列寧民族自決權思想與蘇聯解體相關嗎277

理性對待列寧政治遺產292

黨史、黨建、人物

黨的創立和先進知識分子的作用301

與時俱進：中國共產黨特有的理論品格305

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310

增強憂患意識，提高黨的執政能力316

社會的協調與整合321

把握住“信念的基石”329

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繫332

黨內決不允許形成既得利益集團335

官員政治退出制度亟待完善337

“干嗎要這麼互相恭維呀？”341

談“忍辱負重”343

無名烈士墓前沉思345

宋慶齡研究（5篇）348

革命低潮時期的向往

——宋慶齡1927年蘇聯之行述評348

宋慶齡與西安事變361

姐妹攜手共赴國難

——抗戰時期的宋氏三姐妹368

同志愛戰友情

——宋慶齡與身邊工作人員374

宋慶齡與基督教378

國際共運史人物錄（10篇）385

無產階級的革命“士兵”（威廉·李卜克內西）385

“對宮廷宣戰，給茅屋和平”（倍倍爾）388

馬克思思想的天纔傳播者（拉法格）391

“這一個李卜克內西代表著整個工人階級”（卡爾·李卜克內西）393

陽光而樸素的“蒲公英”（盧森堡）395

無產階級之花（斯維爾德洛夫）398

季米特洛夫與萊比錫審訊401

酷刑摧不垮的戰士（臺爾曼）403

“在生活中是沒有觀眾的”（伏契克）406

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片山潛）408

訪談、書評、序跋及其他

跋涉在求真路上413

理論研究要回應時代提出的問題423

豐富的史實精湛的剖析

——讀何干之遺著《中國民主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427

執著·嚴謹·歷久彌堅

——讀高放《蘇聯興亡通鋻》有感430

羅曼·羅蘭和他的《莫斯科日記》438

我們今天如何看待斯大林

——讀2014版兩本《斯大林傳》札記443

灰皮書與我454

戰火紛飛下的人性彰顯

——阿列克謝耶維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讀後感456

書序10篇461

內容豐滿，資訊翔實的傳世之作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年鋻（2015）》序461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三個特點

——鐘家棟等《20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序470

歷史是一面鏡子

——金立人等《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上海》序473

俄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倪稼民《從建構到失語》序475

幸德秋水在社會主義傳播史上的地位

——張陟遙《播火者的使命》序478

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

——徐隆彬《赫魯曉夫傳》序481

值得研究的“塔利班現像”

——何明《塔利班政權的興亡及其對世界的影響》序485

普京喝令金融寡頭：可以賺錢，不許弄權

——黃永鵬《社會轉型期的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研究》序488

研究政治生態的一個嶄新課題

——郝宇青《蘇聯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現像研究》序491

托洛茨基的流亡生涯（1929—1940年）494

微論、隨筆

法治與人治的較量515

呼喚個人責任意識517

節約：治國傳家之道519

神童不“神”，誰之過？522

貧富差別帶來教育新課題524

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

——“國際共運史”教學的點滴體會526

引導文科大學生讀一點馬列原著531

闊別三十載重聚師大園

——記政教繫61屆校友返校聚會活動534

跨越半個世紀的回憶

——重返四明山感懷536

四叉河憶懷539

兩岸關繫與“兩德模式”毫無共同之處541

兩個八十年與兩個一百年543

後記545

總序

本叢書是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科幾代學人的成果荟萃。叢書之所以名為“理論智慧與實踐探索”，是為了把170多年前以《共產黨宣言》問世為標志而誕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繫，與40多年前以確立“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標志的改革開放事業，密切結合起來，在當代世界尤其是當代中國的改造世界的實踐探索的基礎上，推進包括“以馬克思主義為對像的研究”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研究”兩個方面的認識世界的理論活動。

在華東師範大學這樣一所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裡，由這雙重研究而得到的“理論智慧”，應該不僅體現和提煉西方傳統，而且也體現和提煉中國傳統；為這種研究提供立足基礎的“實踐探索”，不僅包括迄今為止的奮鬥經歷，而且也指向從今往後的前進過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事業和教育事業，作出應有貢獻。

本叢書首批著作出版於2018年，那時正值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以及改革開放40周年。三年之後，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學校相關同事們在這樣的時刻推出叢書第二批著作，我想一定是以此向建黨百年獻禮，以展示學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科研方面薪火相傳的實力和前景的方式，以展示各相關學科教師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指導下用好本學科資源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的努力和成果的方式，獻上來自70年前建立的新中國所社會主義師範大學的一份特殊厚禮。

童世駿2021年3月29日

前言

2014年，我編撰了一本自選集，書名為《求真路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為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我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推出“理論智慧與實踐探索”叢書繫列。承蒙約請，編撰了這本續集，取名《跋涉在求真路上》。“求實創造，為人師表”，是華東師範大學的校訓，我在麗娃河畔校園從事幾十年教學研究工作，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我覺得“求真”“求實”應是學者重要的本色之一。

求真，有覓真相、求真理、講真話的含義。然而，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我的專業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運史，研究對像是世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幾十年間，國內外局勢發生巨大變化，我們這個學科也歷經跌宕起伏，我和我的同行跋涉在求真路上，有成就感也經歷不少坎坷曲折。回顧和反思，也許對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會有所裨益。當然，求真的要義在於“求”，人們常說，活到老，學到老，同樣，求真的路是沒有止境的。

在學術的道路上求真，也許別有一番風味。20世紀50年代，我考入華東師大政治教育繫，入學學期，學的主課中有一門叫“馬列主義基礎”，教材用的是斯大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教程》），內容主要講蘇共黨史。今天，這本記敘了太多被歪曲的史實和錯誤理論觀點的《教程》，已被世人所唾棄，但在當年卻被奉為聖明的馬列主義經典，不能有絲毫的質疑和褻瀆。記得我們一位同學向授課老師提問：“《教程》中說托洛茨基是個陰謀家、野心家、帝國主義間諜、殺人兇手，他究竟有哪些具體罪行？”這位老師沉著臉回答：“你提這個問題的用意何在？”嚇得提問者和周圍同學立即噤聲。在那個年代，你隻需記住書本上的結論，是不容許思考和提問的。畢業留校後，我被分配在國際共運史教研室。入職不久，正值中蘇大論戰不斷升級，我們這個專業被推上“反修”的前沿。為了批判赫魯曉夫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我們讀了不少馬列原著和相關的歷史著作，但所作的“批修”都是教條式的“空話”。盡管此時斯大林已被拉下神壇，但《教程》中傳播的許多謊言仍浸潤著人們的頭腦。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諸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篡黨奪權”、“反對派謀害革命領袖”以及“社會主義愈勝利，階級鬥爭愈尖銳”等出自《教程》的例證和言論。

因此，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大潮湧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風吹拂神州大地的時候，人們不能不對《教程》中敘述的歷史事件和理論觀點提出質疑。“文革”以後國內開展的平反冤假錯案的浪潮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蘇聯搞“大清洗”，制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其中，托洛茨基作為蘇共黨內的反對派首領，加在他頭上的罪名多，也嚴重。作為國際共運史、蘇聯史的學者，如何清理《教程》遺毒，重新評價和研究蘇共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還原歷史真相，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嚴肅課題。80年代初，改革的大幕已經開啟，但春寒料峭，求真路上還有許多艱難險阻。我有這樣一個親身經歷：一位北京同行來上海，要我約請幾位老師翻譯出版一本英文版的《托洛茨基自傳》，開始我是頗為猶豫的。因為我知道，長期以來，在我國，“托派”就是“反革命派”的同義詞，所以當我接手這項工作的時候，有人就警示我：托洛茨基早有定論，不能翻案。也有人說，托洛茨基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學術問題，小心觸雷。當我們要尋找一些解放前翻譯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作為背景材料時，卻跑遍全市各大圖書館而無著，也找不到比較全面客觀地介紹托洛茨基生平的資料，找歷史見證人更是困難。後來，我們從外文書刊中找到托洛茨基和蘇共黨內鬥爭一些零星資料，又找到一位剛出獄的老“托派”、中共早期領導干部鄭超麟先生，他曾翻譯過托洛茨基的著作。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詢問他何處可以找到以前出版的托洛茨基有關著作。他說，你們找錯了地方，圖書館是不敢收藏托洛茨基著作的，要到公安局去找。原來，他被捕入獄時，家中的藏書都被警察搜走了。由於我較早接觸托洛茨基的相關材料，覺得托洛茨基是一個意志堅強、經歷復雜的革命家，如同歷史上不少著名人物一樣，既有巨大的功績，也有重大的過錯，我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加以評析，不能像斯大林那樣，將他定性為十惡不赦的反面人物，對其全盤抹黑，一棍子打死。於是我逐漸形成了對這個人新的評價，即對其功過是非放在不同的階段加以考察和評析。這種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現在已被多數人所接受，但在當年還曾引起不少人的質疑和爭議。

馬克思說過，“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求真是一種科學精神，為了還原一個革命家的生平事跡和公正評價，破除各種傳統偏見和不實之詞，竟要花費那麼多的周折，這是令人感嘆的。事實上，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尋覓真相，明辨是非，得出創新的科學成果，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坦誠地說，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離國家和社會的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這不但要求有一個較好的研究環境和研究條件，更需要學者自身的學養。這裡所說的“學養”，我的理解主要是，有深厚的理論功底，能把握時勢，既要解放思想，獨立思考，敢於創新，又要注意內外，把握分寸，顧全大局。社會科學界經常遇到所謂“禁區”的問題。應該承認，有的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確會遇到一些敏感問題，如涉及國家機密、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問題，需要謹慎對待，遵守相關紀律和規章，但這種課題畢竟為數不多。實際上，有些課題不是不可研究，而是要求破除學者自己頭腦裡的“禁區”：怕犯錯誤，怕挨批判，怕研究成果被埋沒，因而缺乏研究和創新的勇氣。記得20世紀80年代，前輩學者、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朱庭光同志就曾撰文，告誡年輕學者從事科學研究要解放思想，放開手腳，不要“作繭自縛”。這樣的教誨是很有道理的。俗話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隻是有的課題可能得不到立項或資助，有的課題成果一開始可能不被社會所接受，甚至被壓制，遭禁錮，但過了多少年以後，卻成了公認的正確觀點或學術精品，這樣的事例是不難看到的。因此，有志於科學事業的學者，隻要不畏艱難，鍥而不舎，勇於創新，就能在求真路上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攀登上科學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