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本叢書是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科幾代學人的成果荟萃。叢書之所以名為“理論智慧與實踐探索”,是為了把170多年前以《共產黨宣言》問世為標志而誕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繫,與40多年前以確立“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標志的改革開放事業,密切結合起來,在當代世界尤其是當代中國的改造世界的實踐探索的基礎上,推進包括“以馬克思主義為對像的研究”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研究”兩個方面的認識世界的理論活動。
在華東師範大學這樣一所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裡,由這雙重研究而得到的“理論智慧”,應該不僅體現和提煉西方傳統,而且也體現和提煉中國傳統;為這種研究提供立足基礎的“實踐探索”,不僅包括迄今為止的奮鬥經歷,而且也指向從今往後的前進過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事業和教育事業,作出應有貢獻。
本叢書首批著作出版於2018年,那時正值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以及改革開放40周年。三年之後,我們迎來了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學校相關同事們在這樣的時刻推出叢書第二批著作,我想一定是以此向建黨百年獻禮,以展示學校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科研方面薪火相傳的實力和前景的方式,以展示各相關學科教師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指導下用好本學科資源加強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的努力和成果的方式,獻上來自70年前建立的新中國所社會主義師範大學的一份特殊厚禮。
童世駿2021年3月29日
前言
2014年,我編撰了一本自選集,書名為《求真路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為加強哲學社會科學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我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推出“理論智慧與實踐探索”叢書繫列。承蒙約請,編撰了這本續集,取名《跋涉在求真路上》。“求實創造,為人師表”,是華東師範大學的校訓,我在麗娃河畔校園從事幾十年教學研究工作,作為一名大學教師,我覺得“求真”“求實”應是學者重要的本色之一。
求真,有覓真相、求真理、講真話的含義。然而,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我的專業是科學社會主義和國際共運史,研究對像是世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幾十年間,國內外局勢發生巨大變化,我們這個學科也歷經跌宕起伏,我和我的同行跋涉在求真路上,有成就感也經歷不少坎坷曲折。回顧和反思,也許對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會有所裨益。當然,求真的要義在於“求”,人們常說,活到老,學到老,同樣,求真的路是沒有止境的。
在學術的道路上求真,也許別有一番風味。20世紀50年代,我考入華東師大政治教育繫,入學學期,學的主課中有一門叫“馬列主義基礎”,教材用的是斯大林親自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以下簡稱《教程》),內容主要講蘇共黨史。今天,這本記敘了太多被歪曲的史實和錯誤理論觀點的《教程》,已被世人所唾棄,但在當年卻被奉為聖明的馬列主義經典,不能有絲毫的質疑和褻瀆。記得我們一位同學向授課老師提問:“《教程》中說托洛茨基是個陰謀家、野心家、帝國主義間諜、殺人兇手,他究竟有哪些具體罪行?”這位老師沉著臉回答:“你提這個問題的用意何在?”嚇得提問者和周圍同學立即噤聲。在那個年代,你隻需記住書本上的結論,是不容許思考和提問的。畢業留校後,我被分配在國際共運史教研室。入職不久,正值中蘇大論戰不斷升級,我們這個專業被推上“反修”的前沿。為了批判赫魯曉夫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我們讀了不少馬列原著和相關的歷史著作,但所作的“批修”都是教條式的“空話”。盡管此時斯大林已被拉下神壇,但《教程》中傳播的許多謊言仍浸潤著人們的頭腦。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諸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篡黨奪權”、“反對派謀害革命領袖”以及“社會主義愈勝利,階級鬥爭愈尖銳”等出自《教程》的例證和言論。
因此,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大潮湧起,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風吹拂神州大地的時候,人們不能不對《教程》中敘述的歷史事件和理論觀點提出質疑。“文革”以後國內開展的平反冤假錯案的浪潮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在蘇聯搞“大清洗”,制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其中,托洛茨基作為蘇共黨內的反對派首領,加在他頭上的罪名多,也嚴重。作為國際共運史、蘇聯史的學者,如何清理《教程》遺毒,重新評價和研究蘇共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還原歷史真相,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嚴肅課題。80年代初,改革的大幕已經開啟,但春寒料峭,求真路上還有許多艱難險阻。我有這樣一個親身經歷:一位北京同行來上海,要我約請幾位老師翻譯出版一本英文版的《托洛茨基自傳》,開始我是頗為猶豫的。因為我知道,長期以來,在我國,“托派”就是“反革命派”的同義詞,所以當我接手這項工作的時候,有人就警示我:托洛茨基早有定論,不能翻案。也有人說,托洛茨基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學術問題,小心觸雷。當我們要尋找一些解放前翻譯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作為背景材料時,卻跑遍全市各大圖書館而無著,也找不到比較全面客觀地介紹托洛茨基生平的資料,找歷史見證人更是困難。後來,我們從外文書刊中找到托洛茨基和蘇共黨內鬥爭一些零星資料,又找到一位剛出獄的老“托派”、中共早期領導干部鄭超麟先生,他曾翻譯過托洛茨基的著作。我們去訪問他的時候,詢問他何處可以找到以前出版的托洛茨基有關著作。他說,你們找錯了地方,圖書館是不敢收藏托洛茨基著作的,要到公安局去找。原來,他被捕入獄時,家中的藏書都被警察搜走了。由於我較早接觸托洛茨基的相關材料,覺得托洛茨基是一個意志堅強、經歷復雜的革命家,如同歷史上不少著名人物一樣,既有巨大的功績,也有重大的過錯,我們應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實事求是地加以評析,不能像斯大林那樣,將他定性為十惡不赦的反面人物,對其全盤抹黑,一棍子打死。於是我逐漸形成了對這個人新的評價,即對其功過是非放在不同的階段加以考察和評析。這種評價歷史人物的觀點,現在已被多數人所接受,但在當年還曾引起不少人的質疑和爭議。
馬克思說過,“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求真是一種科學精神,為了還原一個革命家的生平事跡和公正評價,破除各種傳統偏見和不實之詞,竟要花費那麼多的周折,這是令人感嘆的。事實上,不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尋覓真相,明辨是非,得出創新的科學成果,都不是輕而易舉的。坦誠地說,我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離國家和社會的要求還有相當的差距,這不但要求有一個較好的研究環境和研究條件,更需要學者自身的學養。這裡所說的“學養”,我的理解主要是,有深厚的理論功底,能把握時勢,既要解放思想,獨立思考,敢於創新,又要注意內外,把握分寸,顧全大局。社會科學界經常遇到所謂“禁區”的問題。應該承認,有的社會科學研究課題確會遇到一些敏感問題,如涉及國家機密、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問題,需要謹慎對待,遵守相關紀律和規章,但這種課題畢竟為數不多。實際上,有些課題不是不可研究,而是要求破除學者自己頭腦裡的“禁區”:怕犯錯誤,怕挨批判,怕研究成果被埋沒,因而缺乏研究和創新的勇氣。記得20世紀80年代,前輩學者、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朱庭光同志就曾撰文,告誡年輕學者從事科學研究要解放思想,放開手腳,不要“作繭自縛”。這樣的教誨是很有道理的。俗話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隻是有的課題可能得不到立項或資助,有的課題成果一開始可能不被社會所接受,甚至被壓制,遭禁錮,但過了多少年以後,卻成了公認的正確觀點或學術精品,這樣的事例是不難看到的。因此,有志於科學事業的學者,隻要不畏艱難,鍥而不舎,勇於創新,就能在求真路上有所發現,有所創造,攀登上科學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