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對《紅樓夢》的研究，可以說是始於對作品的捺字點數，事情的起因，是陳炳藻先生1980年6月在威斯康星大學召開的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那篇《從詞彙上的統計論〈紅樓夢〉的作者問題》認為，《紅樓夢》的後四十回也是由曹雪芹所寫。這個結論與大家閱讀《紅樓夢》的感受相異，而且胡適與魯迅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就已作過考證，結論都是後四十回並非出自曹雪芹之筆，幾十年來人們一般也都接受這兩位大家的主張。可是陳炳藻先生的“新論”是借助於計算機的統計，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計算機在國內還是一般人接觸不到的稀罕物，當時報上又以“計算機闖入大觀園”之類的標題作宣傳，人們一下子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對後四十回為何人所作的問題也變得疑疑惑惑，要知道這次出場的是大家當時還感到比較神秘，且又屬於高科技的計算機，仿佛是它將後四十回的著作權判給了曹雪芹。
得知這一消息時，我還是復旦大學數學繫的學生，也上過與計算機相關的課程，因此知道計算機的運算，其實是依賴於操縱者編制的程序，因此在探討陳炳藻先生的“新論”是否靠譜時，計算機並不是需要質疑的對像，問題的關鍵在於研究者的設想及其操作的手段。閱讀陳炳藻先生的論文，發現有幾個要害處難以令人信服，其中包括母體與樣本的設定，以及統計時隻從《紅樓夢》中抽取了6萬字，檢驗的指標也隻有14個等等。
1982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以庚辰本為底本且與諸本校勘的《紅樓夢》，這對從語言學角度作統計提供了可靠的版本。1983年，我開始了對《紅樓夢》的統計工作，統計對像是全書的72萬餘字，而非6萬字，檢驗指標近80個而非14個，其中包括虛字、句長與作者習慣使用的專用詞彙。這項工作歷時一年多，其中大部分時間是在對《紅樓夢》捺字點數。計算機在國內開始普及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事，我在八十回年代初時的統計隻能靠手工操作。步工作是點清作品各回的字數。次點完不放心，又作第二次復校。如果某回二次點數結果不一致，那就得點第三次乃至第四次。準確地掌握了作品各回的字數後，第二步工作是點清各虛字在各回中出現的次數，以便計算它們各自的出現頻率。這一步操作得十分小心，因為同一個字，在不同的語言場合字義會發生變化。如“的”通常是虛字，但在“有的放矢”等場合，它卻是實字；又如“了”通常是虛字，但在“一目了然”等場合，它也是實字，這樣的例子還可以舉出許多。點數本來就是煩瑣的拼耐心的事，再加上不斷地要做字義判斷，其進度當然快不了。其實，就是使用計算機統計，它確可很快就告訴你有多少個“的”字或“了”字，但要從中篩濾出實字並剔除，還是得靠人工判斷。關於句長的考察也是由手工完成，作品中各回有多少句，不同長度的句子各有多少，要得到這些數據，同樣無法越過捺字點數的環節。
經過一遍又一遍的點數，我對作品的語言風格也越來越熟悉，這時有些念頭會突然在腦海中閃過，提醒自己應作深究。這些念頭怎麼會冒出來的，我至今沒弄明白，也許是點數次數多了，自然產生了語感的緣故。譬如對“索性”這個意思的表達，我突然感到前八十回是用“越性”這個詞，隻有後四十回纔用“索性”。為了驗證這一感覺，就需要將《紅樓夢》從頭到尾再查檢一次。結果發現前八十回確實在用“越性”，偶爾也出現了“索性”。庚辰本源於己卯本，將兩者作比照，可發現那偶爾出現的“索性”是過錄者的筆誤。又如前八十回喜歡用“越發”一詞，但在後四十回裡，同樣意思的表達卻是用“更加”一詞；前八十回一般用“纔剛”一詞，而後四十回裡卻是用“剛纔”。甚至“髒”字的使用，前後兩部分也有明顯差異，在前八十回裡，就連尊貴的王夫人或清雅的林黛玉也難免有時要說個“屁”字，而那些婆子或丫鬟開口時，一些很不文雅的“髒”字有時就會直闖讀者的眼簾。後四十回的作者似乎很不屑於使用“髒”字，在那二十多萬字裡隻出現過兩次，而且相對來說還較文雅。一次是賈政在氣急之中罵了聲“放屁”，一次是賈璉引用了“大蘿卜還用屎澆”這俗語。諸如此類的用詞差異發現了27種，而對每次的發現都需要將《紅樓夢》查閱一遍以證實。
花費了一年多的時間，《紅樓夢》也查檢了百餘遍，根據獲取的約2萬個數據，可以對作品的語言風格作數理定位。後的結論是：將作品前八十回均分為A、B兩組，它們的語言風格完全一致，確為一人所寫，後四十回定義為C組，它的語言風格與A、B兩組有明顯差異，應非出自曹雪芹之手。若將後四十回按順序均分為C1與C2兩組，那麼C1組的數據有向A、B兩組靠攏的趨勢，而C2組的數據則是更為遠離，這表明在81回到100回之間，當含有少量的曹雪芹的殘稿。不過運用數理語言學作統計分析，隻能指出殘稿的所在區間，卻無法確定究竟哪些內容屬於殘稿。
從數理語言學角度分析《紅樓夢》的工作結束了，可是我在文學作品意義上對這部作品的關注卻剛開始。先前隻是考慮統計的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對《紅樓夢》捺字點數，這一過程反復進行了百餘遍後，對這部文學巨著已是異常熟悉，一些情節或細節的描寫經常會在腦這縈繞，更有趣的是，書中的內容會自發地在腦海中越出情節線索作串聯、歸並之類的組合，冒出一些以往人們似不曾關注或研究的問題。譬如說，賈雨村是書中壞的人之一，可是曹雪芹為什麼偏偏要安排他去當林黛玉的老師？讀者厭惡的人物與偏愛的人物怎麼會形成這種奇怪的組合？與此相關聯，因貪酷而被革職的賈雨村又為何偏為林如海所賞識？又譬如說，賈蘭尚屬年幼，父親又早就去世，賈母與賈政憐愛他是情理中事，可是他的親祖母王夫人為何從無這樣的表示？相反，她還將賈蘭的奶媽趕了出去，理由是賈蘭大了，不需要了，而賈蘭的姑媽輩如迎春等人，那些奶媽都還在她們身邊照料呢。作品熟悉後，又會發現一些應有的內容作者卻沒寫，如王夫人與李紈是很親近的婆媳關繫，幾乎每天都有接觸，可是書中卻沒有這兩人的對話，這顯然是曹雪芹的有意安排，但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同樣，探春與賈環是同父同母的姐弟，也是很親近的關繫，可是書中也沒有這兩人的對話，作者隻是極其概括地提了一句：探春的秋爽齋“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當然，要認定曹雪芹確實沒寫這些人的對話，都需要將《紅樓夢》從頭到尾再檢閱一遍。
作品的前八十回以一個封建大家族的生活發展為主線，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故事尤為其中的重要內容。這些描寫具有很強的生活氣息以及立體感，那是因為作者不是單純地隻關注情節的推進，他同時糅合了與此相關的方方面面的描寫，向讀者展示了賈府全方位的生活畫卷。這些內容經常與情節進展似非直接相關，隻關心故事進展的讀者閱讀時，甚至還會將它們自動篩濾。這樣做不會影響故事的閱讀，卻會妨礙對故事內涵的理解，因為那些內容或是故事發生的起因，或是導致故事轉折的潛在因素，或是烘托了故事進展的氛圍，有時甚至參與了故事走向的決定。它們在閱讀時易遭篩濾也可以理解，因為這是諸多種類內容的集合，作者對此又不是作繫統的集中介紹，而隻是視情節進展需要而顯現，故而在作品中是一種零散的狀態，閱讀時也確實容易被忽略。可是對《紅樓夢》十分熟悉之後，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那些處於零散狀態的內容竟會在腦海裡自行分類組合，成為一個個有序的小繫統。譬如說，作品在敘述過程中，先後涉及到了二十多個管理機構，如總管房（又稱總理房）、帳房、銀庫等等，它們在腦海裡的自行分類組合，就形成了一幅榮國府管理結構圖，有關榮國府管理制度的情形也同樣如此。對這兩者有所把握後就會明白，曹雪芹能有條不紊地展現榮國府的奢華生活，那一套完整的管理機構與制度的支撐是重要的因素。
大概是早年由數學專業出身的緣故，在那些自行分類組合的內容中，我易敏感也感興趣的是數字，其中絕大部分屬於經濟數據。賈府中各色人等都無法脫離經濟而生活，即使再清高灑脫者，也免不了為銀錢所困擾。曹雪芹為各人物結局的設計，須得在賈府經濟狀況由盛而衰的大形勢下方能實現，也正是由盛而衰的轉折，加劇了那些人物之間的矛盾衝突。借用探春的話來說，盡管大家“是一家子親骨肉”，卻像烏眼雞似的相互瞪視，“恨不得你喫了我，我喫了你”；而邢夫人的兄弟邢大舅講得更干脆，那些矛盾衝突的發生，“就為錢這件混帳東西”。書中有些故事就是因經濟問題而發生，有時經濟內容是故事組成的重要部分，不過在更多場合，那些隨情節而來的經濟數據似乎可有可無，它們的整體也呈現為離散狀態。《紅樓夢》畢竟是一部文學作品，書中經濟數據的提及完全服從情節發展的需要，若按經濟學邏輯考察，其出現次序有點凌亂，但它們的全體，卻可有如針炙穴位顯示著人體經脈網絡似的功用，借助於對這些數據的梳理與分析，可以勾勒出榮國府的經濟體繫，並考察其發展變化。這一事實提示了理解《紅樓夢》的新思路，書中那些情節的發展變化受到了潛在力量的有力制約，在曹雪芹創作的全盤設想中，有一個完整的經濟體繫在發展變化，它同時還配以一套完整的管理機構與制度，故而作者能采用網絡式的結構展開故事，從而表現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衝突。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能運用如此高超的藝術手法的作品，《紅樓夢》可以說是的一部。
在曹雪芹的創作中，似乎遊離於情節主干外的描寫還相當多，但是這種遊離狀態隻是表像，它們相互之間以及與情節主干之間其實有著密切的聯繫，隻不過這類聯繫的揭示需要有細心的歸類分析。通過對似乎遊離於情節主干外的方方面面的描寫作綜合梳理辨析，我對這部文學巨著有了自己的理解，對一些易被忽略的方面較為關注，對一些問題作出了能自圓其說的解釋，其中有不少就是圍繞這部作品中的經濟問題而展開。有些見解曾先後發表於報刊，後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李俊先生與我商議，能否就經濟專題撰寫一部關於《紅樓夢》的書稿，我也很樂意能有機會，將閱讀這部作品的心得體會作一次較繫統的梳理總結。在我看來，曹雪芹筆下的情節發展是一個大繫統，而我比較關注的許多內容，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這個繫統的“邊角料”。這些邊緣狀態的細節描寫在書中以零散狀態呈現，可是將它們從大繫統中抽取出來作歸類分析，卻也可形成一個新的專題性的繫統。這是整個大繫統中的子繫統，它與大繫統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而將這兩者時時作對應考察，子繫統的性質方能顯示得更為清晰。本書就是依循這一原則而寫成，而對作品，特別是對那些似乎遊離於情節主干外的描寫的熟悉，是本書能夠成稿的前提。若要追問此“熟悉”的由來，那就又回到本文開始時所說的捺字點數的統計工作。一部《紅樓夢》被捺點了百餘遍，這其實也是那些情節、細節以及人物的言行等等反復地向腦海中灌輸的過程，其結果便是那“熟悉”的形成，盡管此時我的本意並不在此，而隻是想獲取相關的數據。當年統計的“副產品”，成了今日研究的基礎，這是自己先前未曾想到的。為此，我在本書後附上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所寫的兩篇論文：《從數理語言學看後四十回的作者》與《“〈紅樓夢〉成書新說”難以成立》，既是想以此說明本書的分析闡述為何隻取材於《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同時也算是對三十多年前那場研究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