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華談箋錄：“鐵一號”紅樓與戴逸先生》詳盡地介紹了當代著名史學家戴逸先生的學術生活，為我們展現出一位大學者在歲月變遷中投身學術、矢志不渝的學術情懷，以及一位史學家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學術抱負。
書中介紹了戴逸先生的家鄉和其在北京的生活研究環境，展示出一位大學問家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繫。描繪了先生的若干生活細節，介紹了作者與先生的交往和通信，分析了先生教書育人的方式與學術研究的脈絡，從中可以看出先生對中國歷史理解的深度與厚度，同時也反映出一位學者了不起的人品更在學問之上。
通過戴逸先生撰寫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著作，書中介紹了戴逸先生從世界視角考察清朝歷史在世界歷史上地位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提出的史學問題。作者認為，戴逸先生的研究方法，直接影響了此後幾十年的中國歷史學界。
書中還介紹了戴逸先生在耄耋之年，組織起全國範圍內兩千多位歷史學家的龐大隊伍，耗費二十年之力，主持完成中國百年來一次重要的大型文化工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細節。這一工程將對中國的歷史研究和社會文化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其價值和意義十分深遠。

去年秋天，在西小院內圓桌旁的一次談話中，先生對戴寅、戴琛和我說：文化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延續的根本，中國的二十四史更是中國文化的重中之重。
我問先生：“90多歲高齡還在工作，您這一生快樂嗎？”先生說：“當然，我做了自己一生一世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做成功了，我當然快樂。”
當今社會，在一般人無止境的物質欲望追求中，究竟還有多少人能夠在青燈黃卷、皓首窮經中尋找快樂！
“快樂”，它在人生中的定義是什麼？
我靜靜坐在先生對面的椅子上，扭頭看著這一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窗外的陽光灑在靠窗的書桌上，書桌左邊是兩個書櫃，書櫃裡擺放著書籍和先生每天要喫的藥。靠門的地方是張小床，那是一張最普通不過的床。除了書桌、床、兩把椅子，這裡幾無更多空間。在北京的居住環境中，這裡是最一般的民居。
這裡是先生平時工作、休息的地方，也是會客之處。我再看一遍先生住的地方，這裡沒有任何奢侈之物，床、桌子、椅子都是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最一般的家具，外面會客與進餐的兩用小廳牆上的漆已經剝落。這裡完全沒有人們想像中的氣派，有的隻有書、文件、稿子。所有這些展示給人的隻是一位長者寧靜、謙和、簡單的生活寫照。先生的生活，按照戴寅的話說，“很隨性”。喫隨性，有什麼喫什麼；穿隨性，有什麼穿什麼；住隨性，不求奢侈，隻需寧靜。
每次到西小院，我都喜歡在屋子裡轉幾圈，試圖找些新鮮的東西，卻永遠找不到，這裡的一切都太平凡了。當我去年秋天看到剛剛送來的105冊《清史》樣書的時候，纔驟然感到，這裡聚集的巨大財富恐怕是外面所有人都沒有的。
2011年去世的蘋果公司創建人喬布斯在其晚年說，他願意以其一生創造的財富換取與古代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交談一個下午的機會。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一個人在其龐大事業走到高峰之際，他內心所尋求的是更進一步探索人類的精神文化。中國目前的狀況又何嘗不是如此。當國力大幅度提升以後，整個民族需要的是更高層次的理性探索，提升中國的文化內涵，建築文化產業。
21 世紀初的清史纂修工程也恰恰是在這種背景中產生的，其重要性則可能需要過幾百年纔能夠看到。而戴逸先生正是中國百年來這一大型歷史文化工程的靈魂人物。

還是凌晨三點鐘，我仍然枯坐燈前，電腦文案中隻記錄下先生與記者的一段對話：
一位記者采訪先生時，問道：“您怎麼評價自己？”
先生回答：“我是個很一般的人，不是什麼大家，成績也很有限。但是我的特點是勤奮，勤於我的事業，忠於我的事業。勤奮是個很苦的事情，這就意味著有很多娛樂活動不能參加。但當你有所得的時候，你也一樣會非常高興。”
敲完最後幾個字，五十年紅樓影像瞬間掠過，孤對屋梁落月，鉛華漸散，迷茫之中，腦海裡唯能浮起的隻有14個字：“千載都說寒山寺，山長水闊見紅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