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建構與質疑：唐宋派學術史回顧

二、流派研究與文學思想史

三、撰述方式與基本觀點

第一章 唐宋派文學思想的歷史考察

第一節  “大禮議”與嘉靖士人的生存困境

第二節  “嘉靖八纔子”與唐宋派文學思想的形成

第三節  唐、茅論爭與唐宋派文學思想的分化和演變

第四節  歸有光“唐宋派”身份的建構及其文學史定位

第二章 文以明道：傳統命題的新內涵

第一節 “文以明道”與中國古代士人的生命價值觀

第二節  王慎中的學術思想與自我身份認同

第三節 “道其中之所欲言”：“文以明道”理論內涵的新拓展

第三章 本色論：在守正與出新之間

第一節 “小心”與“脫灑”：唐順之“真精神”的思想特征

第二節 “德藝之辨”與唐順之文學態度之反復

第三節 “本色論”的確切內涵與理論張力

第四節 “性氣詩”與唐順之晚年詩學思想

第五節 自得與真情：陽明心學與歸有光的文學觀

第四章 師法唐宋：古文譜繫的建構與拓展

第一節 “文統說”的學理依據與現實動機

第二節 師法對像的範圍與重心

第三節 法度與風格：師法內容的實際傾向之異同

第五章 從“義法”到“風神”：文學性的遊離與回歸

第一節 “義”與“法”的平衡與傾側

第二節 “法寓於無法之中”：有法還是無法？

第三節 從“性情之效”到“得其風神”：審美取向之轉移

結束語：唐宋派文學思想發展的幾個理論問題

一、陽明心學對唐宋派文學思想的影響

二、八股文與唐宋派的古文觀

三、唐宋派文學思想的整體認知與判斷

參考文獻

後記

後記

此書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

2004年夏天，我的導師左東嶺先生讓我從他主持的***重大項目“明代文學思想綜合研究”的子課題中選一個題目，嘗試著開展獨立的研究。根據老師幫我做的學術規劃，以及個人的學術興趣，我從中選了“唐宋派文學思想研究”。後來這一題目成為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指導過程中，老師對學術態度和規範有著十分嚴格的要求，卻很少對具體的論證思路和學術結論發表意見，給了我充分的學術自由。在跟老師學習“先秦儒道哲學與文學思想”的過程中，我在課堂上談了我關於孔子之“義”的理解，跟老師的觀點不盡相同。後來我寫成文章，老師閱後說可以自圓其說，非但沒有糾正我的觀點，還鼓勵我投稿發表出來。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寫成的。但具體的寫作過程還是讓老師費心很多，主要由於我的懶散和拖沓。2005年春夏之際完成開題報告，我就開始了一段逍遙的日子，每天在學校和國家圖書館古籍館之間往返。那時候古籍館大約是上午九點開館，下午五點閉館，去除取書、還書的時間，中午還要出去喫飯，一天實在抄不多少書。離館後，通常還會沿著故宮的護城河走一走，再不緊不慢地回學校。就這樣一個夏天過去，論文還沒有動筆。八月底，老師終於耐不住，把我叫到書房狠狠地訓了一通。我終於開始動筆，但依然進展不大。十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宿舍玩電遊，突然收到老師的短信，囑咐我抓緊時間寫論文，要努力寫得好一些。當時他正在前往美國做學術交流的路上，登機後特意發信息給我。於是，我迅速退出遊戲，打開了論文寫作的界面。自此進入快速寫作期，十二月底完成初稿。幾經修改，於2006年5月通過答辯。

2006年6月，我暫時離開了學習、生活十年之久的首都師範大學，來到南開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工作。博士後合作導師張毅先生建議我關注八股文的研究，還可以進一步思考八股文對明代文學的影響。博士後出站報告的最初設想，是研究明代古文與八股文的關繫。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逐漸發現當時八股文研究的精細程度還不足以支撐文體關繫的研究，於是就索性從頭做起，細致考察明代八股文的文體特征與發展流變。至於博士論文，本來也想沉澱一下，再慢慢修改，於是就暫時放下了。

2008年7月，我有幸回到首都師範大學工作。最初的幾年裡，在教學上投入了很大的熱情，又承擔了學科、教研室的一些日常工作，科研就不免放松了。2009年獲批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嘉靖至萬歷前期古文思想研究”，直到2016年纔勉強完成。博士論文更是被束之高閣了。2019年，我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訪學，可以有大段的時間做研究，博士論文的修改工作纔算提上了日程。這期間重新梳理了唐宋派的概念生成及學術史，補充了2006年以來的一些新成果；並嘗試加強對唐宋派歷史背景的探討，重點討論了“大禮議”對嘉靖前期士人心態的影響。不料好不容易調整好的工作節奏，又被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給打亂了。其後的半年裡，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時常處於恐慌、焦慮的狀態，工作效率大打，最終也沒能完成論文的修改。回國後又承擔了一些行政工作，平時幾乎沒有時間讀書、寫作。於是，博士論文的出版，又拖延了兩年，最終竟成了一個心病。步入2023年，終於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年內出版；也終於做了較為全面的修訂，增刪了一些內容，並適當調整了結構，最終形成這樣的面貌。

畢竟太過匆忙，還是留下很多缺憾。一是2006年以來的研究成果，包括自己的若干論文，並未能充分地吸收。二是一些已經意識到可以擴展或深入的論題，盡管已經有了一些準備或積累，但由於還沒有思考成熟，也沒能體現在這部書稿裡。三是因結構的調整而造成的文章意脈的不連貫，甚至是斷裂，也沒能從容地處理。還有一個莫大的遺憾，由於一直想把比較成熟的書稿呈現在老師面前再請他作序，而修改的過程時斷時續，終究沒能給老師留下寫序的時間。所有這些缺憾，隻能等修訂的時候再彌補了。

是為記。

劉尊舉

2023年11月20

（二）唐宋派文學思想的多種側面及其復雜影響

從整體上說，唐宋派文學思想大約包含三個主要側面，可分別以“文以明道”“師法唐宋”與“本色論”作為代表理論。其中，“文以明道”集中表達了他們對文章功用的認識與強調，“師法唐宋”代表了他們對文章創作法度的理解與要求，“本色論”則意味著他們對主體心靈的推重與發掘。茅坤“萬物之情，各有其至”的創作主張與歸有光“主自得”“重真情”的文學思想，皆可視為“本色論”向著審美的發展。總的來說，“師法唐宋”所代表的法度理論與“本色論”對主體心靈的強調，均可極大地推動文學的發展。然而，由於受到“文以明道”思想的制約，它們並沒有對唐宋派的整體文學思想形成突破性的推進。但這並不影響它們在不同層面、不同領域對後世文學產生積極的影響。

唐宋派在散文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為兩點：一，以義為本、義法並重的創作思想；二，對唐宋古文“首尾呼應”“錯綜變化”的行文法度的細致探討。清代桐城派的創作理論正是圍繞“義法”理論而展開。明末艾南英則因贊賞其法度理論而大力推揚，他在《答陳人中論文書》一文中明確表達了崇王、唐而抑李、王的評價態度，並述其理由雲：“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為體，饾饤以為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乃真無法之至者。”（《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九，第3225頁）其實，即便是對今天的散文創作而言，這種行文技巧同樣是極有價值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王慎中對義法關繫的探討，正是他在闡述“文以明道”思想的過程中提出的；其以“文以明道”與“師法唐宋”相互支撐的文學思想，也正體現了義法並重的創作傾向。從這一層關繫來看，其“文以明道”思想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概括地講，“本色論”對文學發展的積極影響，主要體現為兩種理論指向：一，對主體心靈在文學創作中重要地位的彰顯；二，將文學向著抒寫自我的方向引導。適度地強調主體心靈的重要性，重視創作者真切而獨特的心靈體驗，對文學的積極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茅坤“萬物之情，各得其至”的創作主張與歸有光“主自得”的文學思想，均在此一層面體現了他們對真切體驗的重視。而“本色論”對主體心靈的極度彰顯，則會產生一些復雜的影響。它對創作法度的徹底顛覆，並不完全符合文學自身的發展規律。但更重要的是它為文學的自由發展提供了無限的空間，為其後文學思想的變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本色論”強調抒寫自我，同樣會對文學發展產生較為復雜的影響。唐順之論“本色”，主要是強調創作主體的心性修養與生命境界。如果過於強調“本色”的心性色彩，有可能會導致詩文作品審美性的缺失。但如果能將超邁、卓絕的生命境界成功地轉化為審美境界，將會形成高雅、超脫或空靈的藝術風格。王陽明及唐順之本人的部分詩文作品即可達到此種境界。更重要的是，“本色論”往往又會把主體心靈向著自然性情的方向引導，於是“本色”便成為“瑜瑕俱不容掩”的本來面目。如此一來，日常化、個體化的情感進入詩文的表現領域，將把文學引向率真、自然的審美風格。茅坤、歸有光的散文即已體現出此種趨勢，而稍後的徐渭則相當徹底地將“本色”推向了本來面目與自然情感。李贄的“童心說”與袁宏道的“性靈說”，也均繫沿此方向而一路發展下來。（參見左東嶺《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第三章第五節、第四章第二節和第四節中的相關論述）可知唐順之的“本色論”對後世的影響是何其的深遠！

盡管“文以明道”對唐宋派文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形成很大的制約，但對於王慎中的“文以明道”理論本身，我們還要加以辯證地認識。首先，王慎中對“文以明道”這一傳統理論有所突破。一方面，他提出“道其中之所欲言”的創作主張，盡管其抒寫對像主要是指道德體驗，但它畢竟強調了創作主體的真切體會；另一方面，他將創作法度明確地納入“文以明道”的理論體繫之中，這是他對此一傳統理論的重要貢獻。更重要的是，王、唐“文以明道”思想的形成，本來就是對正、嘉之際“棄文從道”思潮的積極回應。這是唐宋派之所以能在當時的文壇形成較大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一判斷可以在當時人對他們的評價中得到印證。比如，薛應旂在《遵岩文粹序》中論道：“乃思荊川子往稱遵岩之文類於固者，豈直以子固之文為極致哉？蓋以昔人謂子固文章本原六經，要之非誣。而遵岩高纔殊質，豈不能凌跨西京，掩跡東都，其文乃獨與子固相類者，蓋不溺於習尚，不逐於時好，而卓有定見，其於道也幾矣！”（《明文海》卷二百四十，第5046頁）可知薛氏看重的就是子固與遵岩文章“本原六經”“卓有定見”的特征。由此亦可窺知王、唐在當時的影響之一斑。

綜上所述，雖然唐宋派文學思想各個側面之間的相互肘掣制約了其整體進展，但這並不影響各種具體的理論主張或創作傾向在不同領域、不同層面對不同時期的文學思想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或許，作為多種理論集合體的“唐宋派文學思想”，較之其有機整體，更便於在後世的文學發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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