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民眾戲劇淵源，作為一種百年的紀念  趙川

告讀者

引言

民眾和戲劇

輯.過去的戲劇

莫裡哀

古典主義悲劇

浪漫主義戲劇

資產階級戲劇

外國劇目、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席勒和瓦格納

戲劇必不可少

“三十年戲劇工程”和民眾晚會

第二輯.新戲劇

民眾戲劇的先驅與初步嘗試

新劇院的物質和道德條件

民眾戲劇的若干類型：情節劇

國家史詩

民眾戲劇的其他類型：社會戲劇、鄉村戲劇和馬戲

第三輯.戲劇之外

民眾節日

第四輯.參考資料

資料I：大革命中關於戲劇和民眾節日的文章

資料II ：大衛節的規劃

資料III ：托斯卡納的“五月表演”

資料IV ：布桑民眾劇院

資料V：為了在巴黎建立一座民眾劇院而開展的

《戲劇藝術雜志》工作的相關文章

外國劇目、古希臘悲劇、莎士比亞、席勒和瓦格納

說到外國劇目，那些偉大的人們，戲劇界偉大的藝術家，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莎士比亞、洛佩（Lope）、卡爾德隆和席勒（Schiller ）曾一度貼近大眾，至少在幾部作品中有所體現。但不幸的是，時代和民族之間存在差異。盡管索福克勒斯崇高偉大，古希臘藝術淒美絕倫，它的追隨者敦恪執著，但我必須坦言，近日《俄狄浦斯王》（.dipe Roi ）的巨大成功實際上暗含附庸風雅的風氣和無知盲目的崇拜，尤其是對天纔演員的個人崇拜。要是沒有索福克勒斯的大名、沒有穆內—敘利（Mounet-Sully ）在表演中傳遞的強烈情感（但幾乎流於表面）、沒有充滿畫面感的音樂（其實也很平庸），民眾或者貴族都不可能在過去諸多的情節劇中辨認出偉大的《俄狄浦斯王》，並從中獲得喜悅。

而且，即便古希臘的道德觀念和宗教信仰離我們遙遠，但索福克勒斯比起洛佩和卡爾德隆之輩顯得更平易近人。隻有對鬥牛場和馬戲團的屠宰場面進行改動，剔除暴力的部分，他們筆下血腥的劇情、兇殘的人物和虛偽的紳士纔可以被我國觀眾完全接受，但我們極力反對這樣的做法。莎士比亞不如索福克勒斯親民，他與我們相隔甚遠，時代和民族都存在差異。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幫助我們充分領略十九世紀的藝術，它在當時猶如一卷透明的絲，恰如其分地映襯著思想的維度。而今，它已不能與我們形成共鳴，它變成了一塊花裡胡哨的窗簾，其古怪的圖案和絢麗的色彩顯得十分刺眼，令人暈眩。我曾聽過一回莫裡斯·布紹爾（Maurice Bouchor ）主持的《麥克白》（Macbeth ）民眾朗讀會。我試圖忘掉自己，揣測身邊觀眾的心情，用他們的心態來聆聽。而當我聽到幾個比喻時，我深感尷尬，甚至有些羞恥，這些過時的表達在面對民眾時顯露出莫名的誇張和自大，令人忍無可忍。所以我們應該拋棄莎士比亞風格裡寶貴的優雅嗎？這對喜愛它的觀眾而言是一種莫大的褻瀆，況且也會影響其餘部分的完整性。我們需要在人物性格和表演上進行刪節、修改和潤色，調整到大眾可以接受的範圍。英國人一個字都不改動，德國人也同樣如此，他們對精準過分追求，使得出色的譯本“幾乎如同原著一般動人”。他們很長時間都用這句話來判斷翻譯是否足夠接近莎士比亞。我們法國實在應該容許褻瀆。民眾很可能比如今的戲劇觀眾更容易接受莎士比亞作品的某些方面，如他對本能的刻畫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但這離深刻的思想還很遙遠。不過，要對一個偉人按照大眾的標準進行調整，這真是災難。

我們同樣難以改編二十世紀初的德國抒情巨作。至於這個時期的大眾戲劇作品，我想提一下海因裡希·馮·克萊斯特（Henri de Kleist ）的《洪堡王子》（le Prince de Homburg ）和席勒的《威廉·泰爾》（Guillaume Tell）。克萊斯特的作品深刻宏大，至今仍然可以激起德國民眾的共鳴，但這是一首普魯士王國的贊歌，我們很難感同身受。不過，這部作品很難得地將愛國主義戲劇的價值凸顯出來。這裡的“愛國主義”一詞純屬褒義，不是卑劣的沙文主義，也不是民眾的阿諛奉承。至於精彩絕倫的《威廉·泰爾》，它流淌著滾滾熱血，體現了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英雄的剛正之氣，是一部在德語國家中極度大眾化的作品。我多次見證了在阿爾托夫（Altorf）舉辦的演出：貴族階級和當地百姓一起表演，扮演不同角色。所有的觀眾聚精會神地觀看表演，參與表演，與自由的言論產生共鳴。我相信民眾藝術不可能創造出比泰爾更偉大的人物，他是德國的勇士、理想的運動健將。他的決心堅定，力量強大而寧靜，其中蘊含的思想情感，如同一望無際的湖水上乍起一陣輕風，掠過沉悶的民眾。一旦民眾被激起，便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可是，日耳曼藝術的特質，如沉著、冷靜、感傷和質樸，也許逃不過刪減改動。這樣的話，這部巨作還剩下些什麼呢？至於席勒其他的作品，我看不到任何適用於法國的地方。

離我們更近的有幾個人試過直接為民眾寫作：奧地利的雷蒙德（Raimund ）和安岑格魯貝（Anzengruber）、俄羅斯的托爾斯泰和高爾基（Gorki）以及德國的豪普特曼（Hauptmann）。但他們這幾位劇作家的作品，如《織工》（les Tisserands ）或《黑暗的勢力》（la Puissance des Ténèbres），是對苦難的悲鳴，充滿淒慘的故事。它們所引發的危險與絕望像是為了讓富人覺醒，而不是用來鼓舞或慰藉窮人。窮人的生活已不堪重負。這些劇作家多是通過作品與一小部分同志對話——具有反抗精神的精英階層，未來的革命領袖。民眾剛擺脫奴役。要是我們將這些悲傷的戲劇納入民眾戲劇的劇目之中，那將是近乎荒唐的。這類戲劇對民眾而言會是一連串的噩夢，我們應該希望它們盡早被拋棄。至於安岑格魯貝， 他好像早已有了民眾戲劇的想法，創作了不少歡快的作品。他的一部分作品秉持反教權主義精神，對當今的法國依然適用，但從總體上看，它們過於迎合維也納小資產階級的口味。安岑格魯貝缺了一點從地方性的觀察中發展共同價值的本領，至少他的戲劇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代表中等水平。他與民眾對話，不帶恭維也毫無輕蔑之意，將自身的經歷進行演繹，清晰明了地展現給民眾。

後，映入我們眼簾的便是在剛結束的那個世紀裡名聲大振、無所不能的瓦格納（Wagner）。這位在貝多芬（Beethoven ）之後至高無上的音樂創作人，或許也是在詩劇領域繼席勒和歌德（Goethe ）以來偉大的劇作家。他刻畫了不朽的人物，創造了民眾英雄，他們平易近人又超越常人，就像是古代史詩中的人物：布倫希爾德（Brunnhilde）、西格蒙德（Siegmund ）和西格弗裡德。他迅速通過精彩絕倫的歌劇巨作《名歌手》（les Ma.tres Chanteurs ）樹立了民眾戲劇的典範。這部作品充滿力量、幽默風趣、色彩絢麗、動感十足。民眾簇擁在一起，歡欣雀躍。他們似乎全被漢斯·薩克斯（Hans Sachs ）的純樸特質打動，這是屬於民眾的品質。可惜的是，瓦格納的戲劇與音樂是緊密聯繫的。我們為了構建一套法國的民眾戲劇劇目，至今都避免將音樂牽扯進來。我認為這會把事情復雜化，就現在而言沒有益處——大眾音樂教育在法國剛剛起步。因此，談論瓦格納的歌劇沒有意義，而我們要承認這門德國藝術有可能完全對我國適用。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要用到音樂，先給民眾送上人類英雄主義的渾厚沉思和有益苦難。先給民眾呈現貝多芬，而不是瓦格納。盡管瓦格納的戲劇令人嘆為觀止，但它充斥病態的幻想，帶著他的生長環境的烙印——尊崇墮落藝術的貴族階層，而貴族階層此時已走向了衰落，甚至走向了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