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藝術的興起，正值印度與波斯、希臘文化交流的孔雀王朝時代。為了弘揚佛法，阿育王詔令鑿窟建塔。桑奇大塔的塔門雕刻、優美的藥義女、野鹿苑的獅子柱頭、帕魯德圍欄浮雕；幾乎萃集了印度早期佛教雕刻的精華。波斯藝術的裝飾圖形、希臘藝術的人體性征表現手法已可以找到傳播的基因。

  貴霜王朝時期1－一3世紀），印度西北部的牛建陀羅與北印度的秣亮羅曾是貴霜王朝時期的兩大雕刻中心。此外，在安達羅王朝統治下的南印度阿默拉沃蒂，佛教雕刻自成一派，與鍵陀羅、秣菟羅鼎足而三，成為這一時期三大藝術中心。

  鍵陀羅國創始者，1世紀入主其地的大月氏人（在敦煌附近），後疆域擴大，建都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城。這裡曾為希臘人長期占領，留下希臘風格的雕塑藝術。鍵陀羅人汲取古埃及、希臘、羅馬、波斯的雕刻手法，並加以發展，形成表現美的比例、和諧的幾何形體和真實、煥發生命力的人體雕塑藝術。佛像頂上的肉髻，被希臘雕刻常見的優美自然的波浪式卷發所覆蓋，佛像通肩式袈裟，類似希臘羅馬雕刻的長袍，襞褶厚重。面部表情平淡、高貴、冷靜，半閉的眼睛流露出沉思內省的神態。

  秣菟羅藝術更強調健壯、華麗、裸露的肉體美和力量感，佛像著偏袒右肩式，薄衣透體，鍵陀羅那種波浪式卷發，已變成剃光的形式。

  鍵陀羅雕刻藝術的影響極其深廣，主要向西北、東北和東南三個方向傳播。3世紀以後，向西傳入阿富汗東、中部地區，著名的巴米羊石窟，被認為是後期鍵陀羅藝術的巨制。印度佛教藝術的向西進發僅僅到達中亞的部分地區，止於巴米羊就返折向遠東傳播了。

  東北一支沿著絲綢之路進入新疆及內地。佛教藝術在中國內地的深入是沿著三條路線發展的：雲岡、龍門和響堂山。雲岡巨大的佛主像從岩百上直接雕出來，這種手法完全是印度式的，衣飾的旋狀紋和巴米羊佛像有一致之處，且帶有鍵陀羅風格的剛硬。但到達河南的龍門石窟後，中國的藝術家已經具有完全吸收印度和中亞風格的能力，龍門石窟異於雲岡之處就是造像更富於東方民族氣質。響堂山百窟則是另一種富於特色的形式：柱狀的人物顯示出一種建築學品格，也增加了些寶珠的裝飾。這三種類型迸一步融合，便發展出偉大的唐代風格。唐以後，復由中國東向而流入高麗、日本。高麗的許多重要寺院和佛像，如恤粟寺和眾生寺，朝鮮文獻上說是唐朝派出的“中國之神匠”完成的。佛像雕塑亦受“六朝風格：和“隋唐制”影響。日本*重要的寺院是奈良的法隆寺，大約610年。這座世界上*古老的木結構佛寺完全是按照中國六朝時期廟宇規模建造的。法隆寺的木佛像至今為日本佛像中**美的一尊，佛的火焰形服式雖帶有六朝特征但仍可見到鍵陀羅的流風餘韻。金堂（佛堂）四壁的淨土變相圖及四大天王像等712年高麗人所繪，其風格極似印度有名的阿真特的壁畫。

  向東南，鍵陀羅藝術與北印度的秣菟羅雕刻並行發展，成為印度笈多時代佛教藝術的先驅。

  印度及多王朝320一535年）被譽為印度藝術的黃金時代。笈多時代秣菟羅樣式和薩拉那特樣式的佛像雕刻是從貴霜王朝的鍵陀羅佛像和初期秣菟羅佛像演變而來，其特點是：佛像彎曲的頭發變為珠寶帽式，腰部由粗壯變為苗條，眼瞼下垂，表現安詳靜謐的氣氛。衣服由寬敞變為合身，由多層變為單層，衣紋變為新月形，富律動美。笈多樣式的佛像，伴隨著佛教的傳播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東南亞、中亞，中國、朝鮮和日本等地的佛教造型藝術，甚至比鍵陀羅佛僅的影響更為深遠。

  斯裡蘭卡與印度毗鄰，佛教文化藝術始終是斯裡蘭卡的主流，尤其是佛教雕塑藝術受印度影響*深。悉祗利耶巨岩上的岩畫中散花的天女；是真正的籠多時期的阿旗陀風格。阿努拉德普勒後期的佛像雕刻，手作禪定印，衣紋全楚明，造型亦接近笈多時代的薩拉那特樣式的佛像、十分精美。斯裡蘭卡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從那裡的港口，可以迅速通向緬甸和泰國，與斯裡蘭卡一樣，這兩個國家也是小乘佛教國。至今發現的許多雕刻、銅器的形制以及佛像主尊薄紗透體的服飾顯示由與印度笈多王朝晚期風格的淵源關繫。

  笈多時代以後，佛教在即度本土日益衰微，逐漸被印度教同化，衍變為密宗。在古印度的另一端的孟加拉國，佛教藝術滲入了大量印度教的因素。佛教密家的雕刻，打破笈多時期的古典藝術準則，佛像造型高程式化，動作姿勢誇張，講究更繁瑣迷惑的”手印“；裝飾崇尚纖麗繁褥，大量采用尖拱、火焰等紋樣，孟加拉的這種風格，形成了笈多樣式的藝術和尼泊爾及西藏藝術向的過渡階段。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藝術，所受影響*深，成為佛教藝術中一種晚出的形式。

  從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羊，到印尼的婆羅浮圖、柬埔寨的吳哥寺；再到中國的克孜爾、伯孜克裡克、敦煌、炳靈寺、雲岡、龍門，再東向流入朝鮮、日本；這些佛教藝術的奇葩宛如一串璀璨的寶珠，”點綴在亞洲大陸，放射著藝術的光芒，它記錄著人類交流的歷史，成為全人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印度的裝飾性雕塑與中國的寫意性雕塑交融，形成了中國佛教雕塑藝術的特有風格，並呈現著由裝飾性為主向寫意性為主的轉化，這是石窟雕塑的總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