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6
古埃及地圖 10
前王國時期與早期王國時期 13
前5300—前2700 年）
古王國時期 45
前2700—前2055 年）
中王國時期
前2055—前1550 年） 73
新王國時期
前1550—前1069 年） 111
第三中間期
前1069—前747 年） 169
晚期
前747—前30 年） 197
羅馬統治時期
前30&mdas395 年） 247
詞彙表 276
索引 278
博物館索引 284
圖片出處說明 289
致謝 294

論博物館藏品類別受人喜愛的程度，“古埃及”僅次於“恐龍”，屈居第二。以埃及學為主題的展覽非常普遍，即使博物館中的埃及展品寥寥無幾，甚至完全沒有，禮品店照樣大量出售以埃及為主題的物品。許多人甚至將博物館等同於“對古埃及的認知”。這是為什麼呢？或許，正是法老時代埃及物質文化帶給人的親切感，造就了其魅力。在人們的想像中，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物品往往有些雷同，而古埃及物品的視覺特征則與它們極為不同，自成體繫。無論是校內的學生還是成年人，往往都更熟悉埃及文物，而不是中美洲（Mesoamerican）或歐洲的考古文物。這種情況顯然得益於古埃及在現代通俗文化中的廣泛影響，但同時也說明，這些古文物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性。
古埃及的藝術規範深入人心，當時的工匠在制造產品時，會采用同一套視覺語言，並努力讓它們看上去“正確”。人們在早期王國時期制定了工藝標準，在隨後的三千年中，許多普通圖案的表現方式幾乎未變。埃及高雅文化傾向於照搬或者借鋻較早的作品，這也確保了概念和意像的連貫性，讓它們從初一批國王出現的年代一直延續至羅馬皇帝統治之時。這種異乎尋常的文化延續性是通過形式與類型的近似性體現的，它或許暗示了的文化保守主義。然而，埃及藝術可以具有任何特點，唯獨談不上保守。這種藝術既能夠接受埃及內部的創新，又能夠接受來自國外的影響。例如，阿馬納時期（Amarna period）的葬儀圖案，或者受到波斯或羅馬啟發的葬儀圖案，都能夠表明藝術生產的活力。因此，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從微小的物件，到宏偉的遺址所展現的法老時代埃及藝術的自信，而不是它們的保守。
總之，古埃及的藝術品非常值得收藏。埃及藝術品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進入博物館，但每條渠道都是未知的18 世紀後期開始，古埃及便如同海市蜃樓一般出現在歐洲思想界的地平線上。在此前的許多個世紀中，阿拉伯學術界早就對古埃及頗為熟悉了，在經典文獻與《聖經》資料中也有關於古埃及的敘述。拿破侖在1798 年至1801 年開展的埃及探險將這個國度引入了歐洲政治語境，由此產生的大部頭著作《埃及記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1809—1929 年出版）更是經常被人稱為西方大規模研究與收集古埃及文物的開始。政府與私人收藏家爭先恐後地哄搶價值的文物，但無論這種行為是否得到官方許可，他們都很少準確地記錄這些文物的發現地點。曾幾何時，古埃及文物隻不過是偶然出現在珍奇陳列室中的附加品，但後來，它們卻變成了私人家庭與國家博物館爭相收購的重要對像。在這一過程中，收藏家與鋻賞家們為了了解“古代埃及”而進行了探索，卻對文物造成了無法彌補的破壞。
盡管人們經常贊揚考古發掘，稱它們是客觀與科學的行為，但它們往往達不到這兩條標準。在埃及工作的考古學家們煞費苦心地選擇他們希望發掘的遺址地點與種類：那些既易於獲取文物，當地勞力又樂於協助他們的遺址。現場的考古發掘可能漫無計劃。1880 年至1980 年，埃及政府允許發掘者帶走一定比例的出土文物。正是由於在埃及存在著這種對發掘成果的所謂“ 分配”繫統，某些地點（通常是墓葬或者神殿）大受考古學家的青睞，他們希望為自己的財政贊助人帶來豐厚的回報。即使在那個時候，專家們也特別看重某些文物，而另一些文物卻受到損壞，有的甚至被毀棄。
一旦文物被收入博物館，人們便會基於其學術或美學價值，來挑選用於研究或者展出的物品。盡管這些文物的來源迥異，博物館館長仍試圖根據自己的選擇，構建起一個包羅萬像的故事。“古埃及”這一概念涵蓋的時間、地理範圍極廣，以至於人們能輕而易舉地對其進行簡化、提煉。在考古學家或者收藏者發現殘存的物證之前，它們自身已經發生了變化。由於尼羅河（River Nile）的改道逐步摧毀了大部分古埃及人的居所，或者由於現代城市剛好建在古代的地層之上，古代的定居點遺跡寥寥無幾，得以留存下來的那些往往是沙漠邊緣的墓葬。這些墓葬中的物品由死者的在世家屬（而非死者本人）放入，對物品的選擇出於各種儀式需要。就算這些文物僥幸逃脫了盜墓者和時間的侵襲，它們也幾乎被富人所壟斷。古埃及社會極為不平等，能接觸到高雅文化產品的人隻占極少數。紀念碑和木乃伊的制作耗資巨大，因此，我們掌握的證據大多表明，隻有上層階級能永存不朽。於是，我們便面臨著一種雙重偏差：大多數博物館中的展品既過分偏重於表現富裕的社會成員，又偏重於展現死者。
考慮到以上這些注意事項，本書按照歷史的進程分為七章，為讀者呈現了近兩百件文物，試圖以此描繪古埃及文明的一些特點。每章之內，文物的安排基本按時間順序，並根據題材分組，即日用品或裝飾品、與國家和法老有關的物品、與宗教儀式有關的物品，以及那些與死亡和來世有關的物品。基於古埃及人世界觀的基本特征，上述分組並非標準，有時同一件文物可能屬於兩個或更多的類別。這些文物的保存狀態特別完好，因此，盡管隻是管中窺豹，但在驚鴻一瞥之下，我們仍然能夠對一個與現代社會大相徑庭的世界產生深刻的印像，並從中發現一些讓我們感到熟悉的東西。當然，古埃及人自身希望講述的，是那些呈現在宏大的紀念碑上的故事。本書對許多雕塑作品的選擇部分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興趣，同時也能體現這種藝術表現形式在文化上的重要地位。金屬制品經常被人們反復使用，因為它們十分罕見，而易於腐朽的有機物品則讓我們得以窺見許多“普通”埃及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這些文物中的每一種都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段片面卻不可多得的體驗，讓我們看到一個古埃及人可能會有的經歷。

埃及的起源

前4500 年，非洲東北部的氣候變化造成了人口的逐步遷徙。更為干燥的氣候迫使新石器時期的采集者與大型野獸狩獵者緊靠尼羅河定居，這時的沙漠入侵讓人類的生活更為艱難。尼羅河成了這個新生的國度得以統一的大動脈，也可以說是支撐它的堅固脊梁。
前王國時期的埃及人開發了多種渠道來利用資源，其中既包括國內資源，也有遠離埃及的資源。事實證明，經過加工的半寶石（Semi-precious Stones）和來自海岸線的貝殼是個人裝飾的有用資源，為埃及人提供了重要的貿易往來。石器制造方面的發展是他們重要的進步之一。這一技術使用簡單的銅和燧石工具，用沙子作為研磨料，讓當時的人們可以雕琢與磨制巨大的石頭容器。事實上，“手藝”一詞的像形文字就是一個圖形符號，代表著在制造這種容器的勞動密集型生產中使用的一類弓鑽，證明了這類容器在早期文化中的重要性，也說明它們扮演了後世法老紀念碑文明之先驅的角色。對前王國時期情況的解釋說明往往不會圍繞定居點展開，而是更多地聚焦於經過大規模考古發掘的眾多墓葬地，這與其他任何時期的情況均有所不同。以後世的標準來衡量，前王國時期的墓葬比較簡單，其中的尸體以胎兒姿勢蜷伏，尸體上覆蓋著獸皮或者席子，放在淺淺的墓穴中。沙漠中沙子的脫水作用往往使尸體得以自然保存。古埃及人觀察到了這種自然保存尸體的現像，據說，這一點成了後人發明保存尸體的藝術性人工木乃伊制作方法的決定性因素。我們不清楚這種說法是否正確，或許更有可能的是，社會在變化，催生了更加精致地包裹死者的儀式性做法。因此，包裹尸體並進行防腐處理的目的可能並不在於保存遺骸。
墓葬中的文物表明，這時已經出現了對於死後世界的想像，而墓葬中選擇的物品體現了社會分化的形式。墓葬中通常存有首飾；此外，人們用硬砂岩調色板搗碎顏料，來為死者化妝。陶制容器代表死者具有某種能力，可以在來世或者在走向來世的道路上食用與飲用容器中盛裝的東西。墓葬中還存有武器，以權杖頭為形，這可能像征著死者的社會地位，或者意味著他在來世或者走向來世的路上必須保護自己。
英國考古學家威廉· 馬修· 弗林德斯· 皮特裡（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1853—1942 年）曾在埃及南部的奈加代（Naqada）確定了數以千計的前王國時期墓葬的位置，當時他假定它們屬於入侵者中的一個“新種族”，因為他認為，在墓葬中發現的物質文化與其他墓葬中的極為不同。盡管皮特裡後承認他的上述推測是錯誤的，但他的初期理論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而他關於陶器的相對性“順序紀年法”仍然普遍有效。前王國時期基本上不存在書面資料，因為隻有當這個時期結束的時候，纔出現了幸存的短小“文字資料”——一些斷斷續續的說明和標志。連續的文字在此後好幾個世紀中都未曾出現。因此，在前王國時期，人們的世界觀主要是通過圖畫形像來表達與解釋的。重復出現的圖案模仿埃及的河岸風光，包括水、船、植物、動物和人，這些圖畫常用的媒介是陶器。盡管在今天，並非專家的大多數普通人都無法一眼認出這是“埃及的風格”，但這些新近生成的形式終促成了法老視覺文化的建立。
埃及終大前3100 年統一，變成了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但這一說法犯有時代錯誤，因為這一過程要比那爾邁（Narmer）儀式調色板（見第28 頁圖）上所表現的更為平和與緩慢。在埃及人的自我感知中，重要的是國王的形像。政府當時隻不過是以王宮為中心的一個機構，由少數與統治者關繫親近的人組成。很有意義的一點是，流傳久遠的像形文字似乎始於王室成員的名字，它早被寫在標志性宮殿建築的仿制模型之內。在某種意義上，統治者等同於宮殿。
在埃及阿拜多斯（Abydos）的皇家陵園中，批國王［其中有一位名叫美麗奈斯（Merneith），她似乎是個女人］的名字可以通過銘刻著名字的物品得以確認。後來的埃及人將歷史與神話混為一談，並在這個大墓地中確認了奧西裡斯神（God Osiris）的陵墓。阿拜多斯的聖地叫作烏姆·卡伯（Ummel-Qaab，阿拉伯文，意思是“陶罐之母”，指的是進香者為奧西裡斯進獻的貢品），它也是埃及王權的誕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