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全球首個電影節在著名的威尼斯雙年展（Biennale）中拉開了帷幕。電影《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成為此次為期兩周的電影節上公映的shou部作品。在進口美國電影的洶湧浪潮中，它被認為是一次對新電影的展示、一枚來自歐洲文化的重磅炸彈，其影響一直回蕩至今。由此催生的電影節產業迅速向戛納和柏林蔓延，並最終席卷全球。電影節同時也為電影藝術培養出了新的觀眾，以及貫穿意大利新現實主義（Italian Neorealism）a和法國新浪潮運動（Nouvelle Vague）b的一代作者電影人（auteur filmmakers）c。

30餘年後，歐洲的藝術品經銷商們也開始遇到相似的

問題：怎樣在這個剛做好擁抱之準備的世界裡迅速啟動這個市場。亦如歐洲大陸經濟在戰後漫長的重建進程中，各文化中心還需要時間來修復因戰爭而或死或遷的藝術家與知識分子所造成的損失。自1960年後，歐洲公眾開始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他們需要從可怖的戰時記憶中解放出來，而曾經被第三帝國蔑視的前衛藝術則被證明是一條出路。科隆、博洛尼亞和巴黎等歐洲城市有著悠久的文化歷史和相對集中的收藏家群體，當然也擁有極具歷史意義的藝術作品。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甚至有部分歐洲城市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官員能夠並且願意為一個新的開始進行投資。但是應該注意到，經由畫廊所做的藝術品交易，就算在全國範圍內，其數量也都是非常有限的。

對歐洲人而言，利好的一面是藝術博覽會這種商業模式早已經融入了血脈。早在中世紀時期，商販們就開始在那些位於河流或道路交彙處的市場中租賃攤位，從而向大批興致勃勃到訪的顧客兜售自己的商品。與此同時，數百年來不曾間斷的宗教節日及朝聖活動也持續地提高著特定時間與特定地點在一年當中的意義。正如德國商人約翰·柯尼西（Johann Knig）所指出的那樣，“集會”（Messe）這個德語單詞既指貿易博覽會，也有宗教大眾的意涵。1

久而久之，博覽會上貨物的來源地變得越來越遠。倫敦的海德公園（Hyde Park）自1851年就開始舉辦所謂的國際展覽（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在展會期間，支付入場費的參觀者們可以在為展覽專門搭建的壯觀展廳中觀看到數以千計的各類物品，其中不乏充滿異國情調的絲綢、像毯（elephant cloth），乃至來自印度的“光之山”(Koh-i-Noor)鑽石。2對於1862年5月舉辦的倫敦國際博覽會（Londo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開幕式，英國桂冠詩人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曾留下這樣的描述——“巨大的過道、豐富的模型與設計”，並贊嘆：

面料抑或粗糙抑或精細……

截然不同，一場奇跡的盛宴。

它們來自東方與西方……

形狀與色調的藝術神跡！

所有的美麗，所有的功用，

均為一個美麗星球所創造。3

詩人的語言可能帶有強烈的19世紀風格，但其傳達的信息與我們今天在藝術博覽會和雙年展開幕之前所收到的新聞發布素材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