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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商品所屬分類:藝術 -> 世界各國藝術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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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張翀 
    【所屬類別】 圖書  藝術  世界各國藝術概況  藝術史/藝術思想史 
    【出版社】中國攝影出版社 
    【ISBN】9787517904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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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開本:16開
    紙張:輕型紙
    包裝:平裝-膠訂

    是否套裝:否
    國際標準書號ISBN:9787517904861
    叢書名:中華圖像文化史

    作者:張翀
    出版社:中國攝影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0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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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通過中華圖像文化史的研究,還原中華民族上萬年的生活形態、思想觀念和精神歷程,啟發讀者從人類視覺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圖像文化的重要價值。


    本書的編著體現了可貴的創見性,在圖像的生產場域、自身的構成場域和其社會傳播場域所建構的語境中闡釋圖像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史學研究領域的不足,不僅凸顯了圖像的文化史學價值,更為今後圖像學研究開闢了具有中華文化特點的學術路徑。

     
    內容簡介
    《中華圖像文化史·先秦卷》以“史”為經,以“圖”為緯,調動考古學、美術學、文獻學、圖像學、符號學、傳播學等研究方法,多視角、全方位地對先秦圖像做出立體解讀,透視先秦時期豐富的圖像含義。
    先秦卷從夏、商、周時期的社會背景入手,借助相關文獻、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以圖、文互證的模式,從先秦時期的圖像總貌及其生產、傳播、符號解碼幾大方面展開討論,進而更加詳細、深入地探究青銅器、玉器、漆器等器物上圖像的意義、影響與發展。
    作者簡介

    張翀:張翀,長於秦,客於京。幼承庭訓,臨池不輟。壯而從學,入西北大學考古門。以青銅器金文之學獲碩士學位,現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事早期美術史及金石書法研究,偶涉丹青鐵筆。現為中央美術學院在讀博士。著有學術專著三部,另有古物書畫藝文隨筆十數篇。


    韓叢耀,南京大學教授,中華圖像文化研究所所長。曾獲得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教學成果二獎,兩次獲得中國個人藝術成就獎—中國攝影金像獎(理論評論獎),三次獲得省部級優秀社科成果獎。先後獨立完成法國、以色列的科學、哲學研究課題;兩次獨立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6次完成省部級科研課題。長期從事圖像傳播學的理論研究與教學工作,兼任法國歐亞印像交流協會(ISASES)顧問,在國內外發表攝影作品2000餘幅,遠赴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典、瑞士、南非等國家和臺灣訪學或講學。在海內外出版專著《中國近代圖像新聞史》(6卷)(第四屆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第九屆中國攝影金像獎—理論評論獎,日本東京大學出版社即出日文版)、《圖像傳播學》(第八屆中國攝影金像獎、江蘇省第十一屆社科獎)、《圖像:一種後符號學的再發現》、《圖像:主題與構成》、《中國影像史》(10卷)等35部,發表學術論文110多篇。

    目錄
    目錄CONTENTS
    章 夏、商、周圖像的社會背景 007
    節 夏、商國家的確立 008
    一、鑄鼎像物—國家形成的圖像表達 010
    二、文字強權下的弱勢—文字的圖像意味 014
    第二節 以殷墟為代表的商代晚期風尚 016
    一、殷墟之前的商代圖像 016
    二、三層滿花銅器的圖像內涵 018
    第三節 商周之間的復古 022
    一、武成之間的圖像文化 023
    二、殷人後裔的器作傳承 025
    第四節 昭穆時期西周本體文化的確立 028
    一、郁郁乎文哉—周人圖像文化 028
    二、岐周、宗周、成周的“三周”文化成熟獨立 030

    目錄CONTENTS


    導 論 001
    章 夏、商、周圖像的社會背景 007
    節 夏、商國家的確立 008
    一、鑄鼎像物—國家形成的圖像表達 010
    二、文字強權下的弱勢—文字的圖像意味 014
    第二節 以殷墟為代表的商代晚期風尚 016
    一、殷墟之前的商代圖像 016
    二、三層滿花銅器的圖像內涵 018
    第三節 商周之間的復古 022
    一、武成之間的圖像文化 023
    二、殷人後裔的器作傳承 025
    第四節 昭穆時期西周本體文化的確立 028
    一、郁郁乎文哉—周人圖像文化 028
    二、岐周、宗周、成周的“三周”文化成熟獨立 030
    第五節 春秋清新生活風 032
    第六節 戰國爭雄的功利之心 036
    小 結 040

    第二章 先秦圖像總貌論述 043
    節 “禮制中的美術”的實質 044
    一、圖像文化的禮制 044
    二、微乎其微的美術色彩 047
    第二節 圖像應用領域與類型 050
    一、從工藝品至公共場所,再至陵墓空間的三級場域 050
    二、銅器的造型與圖案 055
    三、金文的圖像文字及其銅鏡圖案、漆畫、陶器紋飾 059
    第三節 先秦圖像的形式構成 064
    一、銅器上的圖像演進 064
    二、玉器的圖案 070
    第四節 圖像的歷史傳承、脈絡與演化 072
    一、圖案從陶木器過渡至銅器 072
    二、銅器圖像的反作用 074
    三、漆器圖像的類書畫表達 075
    小 結 077



    第三章 先秦時期圖像生產的場域 079
    節 先秦圖像生產場域的發展狀況 080
    第二節 先秦圖像生產的社會環境 086
    一、先秦圖像的地域影響及人員 086
    二、先秦圖像的色彩選擇 091
    第三節 先秦圖像材料與繪制器具 094
    一、銅、玉的來源 094
    二、另類的繪筆 096
    第四節 先秦圖像工藝與技法 100
    一、青銅圖像的模件—模範 100
    二、陶範燒制的溫度及其冶鑄 102
    三、其他 106
    小 結 109



    第四章 先秦圖像傳播場域 111
    節 先秦圖像創作觀念的傳承與轉變 114
    一、圖像文化中的殷代遺族 114
    二、殷周不同作風對圖像的偏好 117
    第二節 先秦圖像傳播與流通的社會環境 122
    一、京畿與地方方國的圖像互動 123
    二、楚文化的圖像蔓延 131
    三、仿銅陶禮器的心結 133
    第三節 先秦圖像文化的社會需求及影響 136
    一、圖像文化敬神的獰厲的解說 137
    二、圖像文化娛人的歡樂 140
    小 結 143



    第五章 先秦時期像征性符號解碼 145
    節 “饕餮”圖案的神性 146
    第二節 夔鳳交替與龍魚變化 152
    第三節 金文“亞”字與“亞”形墓葬 156
    第四節 負重的力士 160
    第五節 圖形文字瑣談 170
    小 結 175

    第六章 青銅圖像之輝 177
    節 銅器制作的歷史傳承 178
    一、商周青銅器制作 178
    二、青銅器微弱的工藝美術意味 180
    三、圖畫式銅器的出現 183
    第二節 銅器及其圖像的形式與場域 186
    一、孝民屯的制銅作坊及其他 186
    二、墓葬銅器的模糊性 189
    第三節 銅器造型意味 192
    第四節 銅器紋飾的圖案解讀 196
    一、器形與圖案的關聯 197
    二、以雙身龍紋為例討論圖像與文本的互證問題 201
    三、母題紋飾的內涵 208
    小 結 211



    第七章 玉石琢痕之像 213
    節 玉石文明輝映青銅之光 214
    第二節 時代性與地域性 220
    第三節 商周玉雕的圖像 226
    第四節 春秋戰國玉石圖像 232
    第五節 玉石圖像的意義與影響 236
    小 結 241



    第八章 以漆作畫 243
    節 時代性與地域性 244
    第二節 漆器圖像的風格與傳統 252
    第三節 藝術成就與影響力 258
    第四節 漆畫中圖像的意義與影響 262
    小 結 270



    第九章 工藝裝飾圖像 273
    節 從契刻到刻劃的書藝 274
    第二節 銅鏡圖像的宇宙觀器物工藝與圖像裝飾 280
    第三節 服裝與飾品的社會風尚 286
    第四節 白陶—樸素中的華貴 294
    小 結 300



    第十章 宗教與民族藝術圖像 303
    節 《山海經》的圖形意像 304
    第二節 卜骨上的裝飾 312
    第三節 青銅神人與神樹 318
    第四節 融合與發展中的民族文化與圖像 328
    小 結 335



    結束語 338
    參考文獻 346
    後 記 362
    致 謝 364

    前言
    前 言
    圖像是人類古老而又不斷綿延煥新的文化基因,每一視覺圖式都映現著人類的精神範式。從類人拿起根木棒、擲出塊石頭起,它就伴隨著人類,表征著人類的情感與對自然、對世界的認知,記錄著人類走過的所有歷程, 形成自類人到人類、直至今天的完整的文化DNA譜繫。人類在地球上已生存了數十億年之久,但人類社會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卻隻有數千年,並且
    在這數千年的歷程中,人類大部分文明進化形態仍然隱含在視覺書寫的圖像範式之中未被領會。
    圖像形態是一個民族悠久的文化符碼,它不但是一種像征形態,還是一種相似形態,更是一種跡像形態。它痕跡性或說生物性地葆有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比文字更古老更直觀更真實。圖像天生具有視覺傳播的指涉性、像征性、類比性、痕跡性等優勢,自然地留存著人類物質文明的和非物質的原生形態,正是其所蘊涵的無比豐盈繁復的人類歷史文化內核,使人類在歷經一次次社會浩劫和面對一場場巨大的自然災難後,仍有復生與崛起的力量。
    圖像直觀而方便,閱讀起來簡單快捷,但有時要真正讀懂它卻並非易事。圖像既是上天饋贈給人類的智慧,又是上天對人類智慧嚴苛的考驗。

    前 言
    圖像是人類古老而又不斷綿延煥新的文化基因,每一視覺圖式都映現著人類的精神範式。從類人拿起根木棒、擲出塊石頭起,它就伴隨著人類,表征著人類的情感與對自然、對世界的認知,記錄著人類走過的所有歷程, 形成自類人到人類、直至今天的完整的文化DNA譜繫。人類在地球上已生存了數十億年之久,但人類社會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卻隻有數千年,並且
    在這數千年的歷程中,人類大部分文明進化形態仍然隱含在視覺書寫的圖像範式之中未被領會。
    圖像形態是一個民族悠久的文化符碼,它不但是一種像征形態,還是一種相似形態,更是一種跡像形態。它痕跡性或說生物性地葆有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比文字更古老更直觀更真實。圖像天生具有視覺傳播的指涉性、像征性、類比性、痕跡性等優勢,自然地留存著人類物質文明的和非物質的原生形態,正是其所蘊涵的無比豐盈繁復的人類歷史文化內核,使人類在歷經一次次社會浩劫和面對一場場巨大的自然災難後,仍有復生與崛起的力量。
    圖像直觀而方便,閱讀起來簡單快捷,但有時要真正讀懂它卻並非易事。圖像既是上天饋贈給人類的智慧,又是上天對人類智慧嚴苛的考驗。
    它將神秘的人世密碼寫在每一個人都看得到、看得懂的圖式中,卻將解密的法則藏在圖式隱晦的深處。圖像簡單而艱澀,直觀而難解。圖像隻能慢慢細讀,慢慢發現,慢慢悟道。
    洗去塵世的嘈雜與浮躁,擦拭積落在中華圖像上歷史與現實的重重浮塵,寧心,靜氣,親近,體認,讓思緒隨中華民族的演進史起伏,無我而往,無限地接近源始旨意,閃現出原本如是的歷史場景,映現出中華文化原本的模樣和它自身的文明歷程。
    世界文明史上著名的幾大古代文明,有的已經湮滅,有的文明中心發生了轉移,唯有中華文明從古至今生生不息,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活力,成為這個星球上從遠古走來並向未來奔去的人類文明,成為世界文明皇冠上的璀璨明珠。尤其在圖像文明表征形態上,中華文明承繼著古老華夏優秀文化的基因,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奉獻給現在和未來人類世界的美好的禮物。
    圖像的存在及其繼往開來的綿延不絕,決定了中華文明形態不隻被記載和建構在文字歷史中,更有圖像與其比肩同行。將文字記載的歷史與視覺書寫形態的歷史緊密結合的考察,纔是對中華文明歷史的完整考察,纔能較為完整地呈現一部人類文明史樣,將中華文明史更具感性地呈現給人們,將人類的古老文明和悠久文化更飽滿地展現給世界。
    對中華圖像文明演進的苦苦探尋,需要有統觀中西、博通古今的知識儲備,需要有善於發現與勇於探索的科學精神,更需要有一顆尊重傳統、尊重文化的虔敬之心,要有“實事求是”的做法。在科學、嚴謹的基礎上闡釋中華圖像原本的生產場域、構成場域和傳播場域的社會意義,細致規範地分析每一場域中圖像的技術形態、自身形態和社會形態,這纔是描述分析和理解闡釋中華圖像較為完整的方法論。中華圖像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是我們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需要我們仔細地梳理,需要我們好好地守護。
    探索與發現的道路漫長且並不平坦,但於其中者卻自願囿於其中,自甘靜寂,竟日追索,如得其所。自十七歲入職,十多年恍如一日,每日做著痕跡勘察、步伐追蹤、指紋比對等跡像性圖像的鋻識認定工作;繼又一個十多年恍如一日,專心於軍事采訪、紀錄攝影、藝術創作等相似性圖像的采制編輯工作;第三個十多年恍如一日,篤志教學例證、理論探討、原理結構等像征性圖像的分析闡述工作。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在數十年對跡像性圖像、相似性圖像、像征性圖像的講道理、明原理、求真理的深深思索後,隱約捫獲表征中華文明另一主線的脈息,怦然心動而欲究其源始。於是試圖發現以視覺書寫的圖像形態呈現中華文明的基本模樣,百卷本《中華圖像文化史》的書寫,緣起於此。
    這是平凡而有意義的文明探索與發現的行旅,辨識和閱讀中華圖像就如同面對民族的文化胎記,讓我們再次回到母親的懷抱,嗅到母乳的醇香;嘗試著次大規模地搜集、整理、辨析、描摹出中華文明的圖像形態,恰如嬰兒的吮吸。行思坐想,素懷感恩,願將於其中所得的點滴感悟呈獻分享。
    本著文責自負的原則,各卷作者雖已付出了許多艱辛的努力,相信仍有不當與錯誤之處,希望讀者諸君批評指正。
    書稿雖已付梓,但探索與發現的行旅仍在繼續。誠望讀者寬容理解,更期待方家指教,顧視相攜於求索途中。
    2015年4月8日於南京大學


     



    十餘年前,我曾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預言二十一世紀將是中華文化復興的偉大時代。現在許多朋友都在談中國夢,我數十年來也一直有個夢,就是中華文化復興的夢。有夢,代表人還有理想;努力實踐理想,人類就會進步。而過去這些年,國人日趨功利,久矣無夢了,這絕非一件好事。現在開始,為理想而努力,應該正是時候。


    中華文化傳統浩瀚深邃。在我國古代文化史上,向有左圖右史的說法,誠如《中華圖像文化史》的主編韓叢耀先生所言,人類記錄歷史和表征世界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語文(言語、文字等)為主要載體的線性、歷時、邏輯的記述方式;另一種是以圖像(圖畫、圖符、影像等)為主要載體的面性、共時、感性的描繪方式。看來,我們的古人早就認識到了圖史互詮,即感性和理性相結合的重要性。我倒更覺得往往當文字記載衍生許多訓詁歧義時,一幅圖像可能會使整個詮釋更加客觀和直接。圖文結合,比較科學,應可定論。


    語文記述方式在近五千年來已經成為人類文化記述的主流方式,而有著百萬年歷史並保有大量文化資訊的圖像表征形態,卻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充分的科學解讀,圖像形態與語文形態的邏輯因果關繫一直未得到有效的研究。然而,中華文化的獨特性,恰恰在於其書畫同源的視覺“書寫”文明歷史。這種視覺的、圖像化的歷史傳承和文明形態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表音文化體繫迥然不同,它是超越言語化的視覺認知模式與邏輯,構造了中華文化獨特的文明形態與智慧,並且從未中斷過。


    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上早興起圖像傳播的國度之一,由於左圖右史的文化傳統,中國古代重視圖像較之文字毫不遜色。而研究中華圖像文化史,就可以還原中華民族上萬年的精神歷程、思維觀念、生活形態,揭示中華文/02化深厚的人文思想、情感與精神。我過去一直強調,研究中華民族的精神史一定要包括圖畫,所以我把自己研究中國繪畫史的那部論文集《畫》,列入了我的中國精神史探究繫列之內。


    韓叢耀先生是一位研究視覺文化與文化傳播的學者,也是一位執著的中華圖像史學研究的先鋒。他長期從事東西方圖像歷史研究,並曾留學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專攻圖像學理論,還兩次成為中國攝影金像獎獲得者。他很早就敏銳地認識到圖像史學對中華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並痛感學界因對圖像史學的學術價值、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與思想價值的認識不足,而可能造成的史料旁置、散落、湮滅的危機,因此呼吁必須重視中華民族圖像文化的專門“搶救性”研究。他的這份努力和貢獻,其重要性、意義和價值,是有目共睹的。


    韓叢耀先生歷時十餘載,邀集全國3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50多位圖像學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在圖像學視野下撰寫的40餘卷本《中華圖像文化史》,是百卷本《中華圖像文化史》的期研究成果。《中華圖像文化史》分為斷代史與類型史兩大類,分時段、分類型、分專題地深入研究中華民族自遠古至1949年之前大中華地區的圖像及中華圖像文化的形成機制、文明形態與文化意義,清晰地勾畫與闡釋了中華民族圖像表征的文明主線。其中,斷代史論述了中華民族從遠古至清代各個朝代的經典圖像及圖像文明的社會形態;類型史通過對各類圖像形態的深入研究,剖析圖像在中華文明進程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中華圖像文明的科學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藝術價值以及圖像與社會生活的互動關繫。


    這部叢書是中國學者首次全面、大規模地梳理中華民族文化史中的各種圖像,通過對“中華圖像”視覺印像的認知,穿透性地理解各個時代的復雜文化領域。他們采用了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深入解剖圖價值及其所產生的歷史、社會、政治背景,分析圖像在傳播文化、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探索建立中華民族視覺文明體繫和中華圖像文化學的理論方法。


    《中華圖像文化史》可謂是部具有全新理念與繫統脈絡並自成體繫的中華民族的視覺文明通史。我為此盛舉深感高興和鼓舞。世人必將因這個繫列巨著而能更深入地認識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03《中華圖像文化史》規模宏大、方法新穎,研究精深,對於保護、傳承中華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搶救性”研究的意義,毫不誇張地說,其意義是關鍵性的。該成果從人類視覺文明的角度來思考圖像文化的重要價值,而不僅是以往美術史、藝術史所側重的技術史、風格史以及美學史問題。該叢書展現了圖像主體下的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意義,其中至少包括兩點,一是圖像形態的主體性;二是廣義的文化範疇,這些都是傳統圖像研究缺少的,謹此,其學術理論價值、文化價值已經彰顯。


    此部叢書集基礎性、原創性、創新性、前瞻性於一體,學術架構嚴謹,主題鮮明,行文通俗易懂,在資料整理、撰稿、論證等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圖像史研究不僅僅停留在描述和記載,它需要用“原樣”加以呈現,用 “原圖”加以分析。從此書近萬幅珍貴圖像的案例展示與分析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叢書撰寫工程的浩大是常人難以想像的。書中選錄的圖像不僅具有經典性和代表性,同時觸及了在過去的圖像研究中備受忽視的廣泛的“非藝術”領域,不僅展現了中華圖像文化的廣泛性和博大精深,更凸顯了其文化史學價值。


    《中華圖像文化史》的一繫列成果體現了可貴的創見性。它在圖像的生產場域、自身的構成場域和圖像的社會傳播場域所建構的語境中闡釋了圖像的意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韓叢耀先生創建的三大場域與三種形態的圖像學研究方法,為該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傳統史學研究領域的不足,也為今後圖像學研究提供了具有中華文化特點的學術路徑。這些可以說是韓先生對中華圖像文化研究做出的特別貢獻。而韓先生組織、統籌大型項目的魄力、能力,更是教人敬佩,個人認為,此書將來或可與李約瑟先生策劃的《中國科技史》等觀。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我樂意向各位讀者推薦此書。

    在線試讀
    第二節 先秦圖像傳播與流通的社會環境
    一、京畿與地方方國的圖像互動
    作為圖像的流動傳播,我們首先要考慮以京畿為代表中原對地方方國的影響,“中原以外的青銅器,許多都表現出中原文化的影響,有時這種影響是頗強烈的”31。我們所謂中原,則是廣義上的中原,包括陝西、河南地區,亦是商、周都城京畿所在。圖像的流動並不是真如行政力量,隻是由首都到地方的單線散播,還有著方國向京畿的反作用力。
    即便是從上而下的傳播,也是存在圖像的流動過程的,這當然也會造成在廣闊的地域範圍內,銅器及其圖像的復雜性。“文化影響的傳播,總是要有一定過程的。以中原地區而論,商至西周青銅器大多在同一時期表現類同的特點,這一方面反映當時王朝內部的統一,也同時表明交往關繫的充分發達,中原文化影響的向四方傳播,從現在掌握的材料看也是相當快的。這方面好的例子,是北京琉璃河的西周墓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不少有銘文,又很精美,與宗周、成周的器物,隻要是同一時期的,就很難區別。燕國遠在北方,但是中原文化的影響很快就達到了,可見我們不能低估古代文化傳播的速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認為,中原以外青銅器其型制、紋飾和中原類同的,鑄造年代也不會相差很遠”32。而以湖南、湖北為主的兩湖地區,所出青銅器的風貌與以殷墟為代表的中原銅器略有不同,將其冠以“南方銅器”與中原銅器區別,無意誇大了二者的地區性差異,在我們看來,湖南、湖北以及周邊江西等地和殷墟共同構築了商代晚期銅器文化全貌,當然山東蘇埠屯商墓也是不容忽視的。而湖北盤龍城“出產的青銅器似乎也是商代中原地區青銅器的類型”33。
    他們之間所構建的一個統一繫統,不僅在乎銅器本身,也存在於銅器背後的問題,比如工匠,“盤龍城的青銅器精確地仿造並擴展了鄭州二裡岡時期階段的紋樣繫統,表明鄭州的物主或工匠,甚至是兩者可能同時從鄭州轉移到了這個南方的中心”34。這已經是從物進展到人,所能夠達成的進入通道,就是器物的精確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在地域特色之上的統一,“不是講湖北、湖南等地商代青銅器沒有自己的特色,相反地其特色是很多的。隻是從風格說,一看就給人以‘商代’的印像,和有些地區的出土文物並不相同。這種風格是整體的、明顯的,所以如果說不屬於商代文化本身,而是經過長久傳播的影響,恐怕是不合適的”35。“湖南晚商時期的‘羊’器(圖4-2-1),保留有許多中原青銅文化的風格,但其濃郁的地方特征又相當突出,這應該是這一時期商人(包括鑄銅工匠)南下,把典型的中原文化與當地的土著文化加以融合的結果。其銅器造型風格和熔銅的陶器,再加上湘東北距盛產銅礦的大葉銅綠山和瑞昌銅嶺遺址相鄰,又無天然屏障,毋庸置疑,這些‘羊’飾銅器,很可能產於湘東北,而不可能是商人南下所攜帶之物”36。

    第二節 先秦圖像傳播與流通的社會環境


    越同楚的關繫頗為密切,或和或戰,也由此影響到銅器的流布。出土過兩批線刻畫像銅器的江蘇六合縣(現南京市六合區),亦是吳楚交戰的要地。因戰爭的緣故,畫像銅器進入楚地是很有可能的。我們知道楚國是不以這些畫像銅器為務的,當地出土的銅器並不是全為當地本土所為,具體還要看銅器的器形、銘文及其紋飾來綜合判斷。燕地,秦國同吳國也能發生銅器及圖像的播遷,北京市海澱區所出土的一件叔繁簠,即是當時燕地所有的吳器。1977年在陝西省鳳翔縣秦國銅器窖藏中出土一件線刻畫像銅匜,同出器物還有一件吳器,即吳王孫無土之鼎。發掘者雖未詳辨畫像銅匜的歸屬,但考校吳王孫無土之鼎銘文及結合《史記》的相關記載,推斷這件帶銘吳器應為秦出兵救楚擊敗吳師後,秦軍俘獲的器物。據此,我們“也可認為同窖藏的線刻畫像銅區也當為俘獲的吳越之器”30。
    一、京畿與地方方國的圖像互動
    作為圖像的流動傳播,我們首先要考慮以京畿為代表中原對地方方國的影響,“中原以外的青銅器,許多都表現出中原文化的影響,有時這種影響是頗強烈的”31。我們所謂中原,則是廣義上的中原,包括陝西、河南地區,亦是商、周都城京畿所在。圖像的流動並不是真如行政力量,隻是由首都到地方的單線散播,還有著方國向京畿的反作用力。
    即便是從上而下的傳播,也是存在圖像的流動過程的,這當然也會造成在廣闊的地域範圍內,銅器及其圖像的復雜性。“文化影響的傳播,總是要有一定過程的。以中原地區而論,商至西周青銅器大多在同一時期表現類同的特點,這一方面反映當時王朝內部的統一,也同時表明交往關繫的充分發達,中原文化影響的向四方傳播,從現在掌握的材料看也是相當快的。這方面好的例子,是北京琉璃河的西周墓青銅器。這些青銅器不少有銘文,又很精美,與宗周、成周的器物,隻要是同一時期的,就很難區別。燕國遠在北方,但是中原文化的影響很快就達到了,可見我們不能低估古代文化傳播的速度。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似乎可以認為,中原以外青銅器其型制、紋飾和中原類同的,鑄造年代也不會相差很遠”32。而以湖南、湖北為主的兩湖地區,所出青銅器的風貌與以殷墟為代表的中原銅器略有不同,將其冠以“南方銅器”與中原銅器區別,無意誇大了二者的地區性差異,在我們看來,湖南、湖北以及周邊江西等地和殷墟共同構築了商代晚期銅器文化全貌,當然山東蘇埠屯商墓也是不容忽視的。而湖北盤龍城“出產的青銅器似乎也是商代中原地區青銅器的類型”33。
    他們之間所構建的一個統一繫統,不僅在乎銅器本身,也存在於銅器背後的問題,比如工匠,“盤龍城的青銅器精確地仿造並擴展了鄭州二裡岡時期階段的紋樣繫統,表明鄭州的物主或工匠,甚至是兩者可能同時從鄭州轉移到了這個南方的中心”34。這已經是從物進展到人,所能夠達成的進入通道,就是器物的精確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是在地域特色之上的統一,“不是講湖北、湖南等地商代青銅器沒有自己的特色,相反地其特色是很多的。隻是從風格說,一看就給人以‘商代’的印像,和有些地區的出土文物並不相同。這種風格是整體的、明顯的,所以如果說不屬於商代文化本身,而是經過長久傳播的影響,恐怕是不合適的”35。“湖南晚商時期的‘羊’器(圖4-2-1),保留有許多中原青銅文化的風格,但其濃郁的地方特征又相當突出,這應該是這一時期商人(包括鑄銅工匠)南下,把典型的中原文化與當地的土著文化加以融合的結果。其銅器造型風格和熔銅的陶器,再加上湘東北距盛產銅礦的大葉銅綠山和瑞昌銅嶺遺址相鄰,又無天然屏障,毋庸置疑,這些‘羊’飾銅器,很可能產於湘東北,而不可能是商人南下所攜帶之物”36。
    商代以京畿為代表的中原地區與北方地區的圖像互動也非常常見,殷墟小屯北地丁組建築F1內的10號墓所見管銎斧、乙七基址車馬坑M20出土的三件獸首刀都屬於北方式器。這種情況並不偶見,在武丁中期至祖甲時段,在殷墟還見有管銎斧、獸首刀(圖4-2-2)、劍以及三凸稜環首刀、蕈首刀等各類北方式銅器。出現這種圖像傳播的影響多處於社會性,“武丁時期商人與來自商王國西方、北方的北方族群之頻繁的戰爭,使商人獲得各類北方式青銅器,從而得以吸取北方式青銅器的有益成分,改進自己的器具”37。
    我們所欲考察的中原與地方方國的圖像互動,其復雜性應尤以中小方國為大,中小方國所處往往是幾方大勢力的交彙邊緣地區,易受各方圖像傳統的影響。比如干國銅器,“不少器制作精美,典雅壯重,鑄造工藝不亞於殷商王室禮器。從銘文書體看,有的十分老練,但也有個別器,字體顯得幼稚,章法臃腫渙散,如B繫之盤,筆畫勾勒露空,有坊間師承尚未臻成熟之感。這表明干國有較發達的傳統青銅工業,其青銅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受有商王朝文化的交互影響”38。干人也屬於殷朝遺民,降周之後,“被遷離故土濮陽一帶,向西南方移動,曾在州地停留過。西安市文物商店收購到的周初帶‘戈仠冊冊’徽識的銅卣,有銘雲……此器的‘僕’是稱降周干人的首領,他接受州子的賞賜而為父辛作器。上述銅簋銘也有‘作父辛尊彝’,知乃同時器。州即《左傳》昭公三年所記晉侯贈鄭人公孫段的州田,位於今河南沁陽東稍南五十裡。其後仍向西南方向的成周移近。北宋呂大臨《考古圖》卷四著錄有一批河南河清出土西周早期單(干)族銅器,包括鼎、觚、簋、盉、甗、尊等。河清即今之河南孟縣,與成周洛邑隔黃河相望。這批銅器當是於人遷徙途中的遺物”39。可見干人的遷徙也引帶著圖像的傳播,當然毫不諱言地說,其遷徙政治因素獨重。這與江西吳城文化中出現眾多的類似殷墟甲骨文的刻劃文字的情況如出一轍。吳城文化的“甲骨文式”刻劃文字應與商文化向外發展與傳播緊密相連,“在商代早期,商王朝勢力向南發展進入長江中遊地區的江漢平原,並在這裡建立了商王朝的‘南土’重鎮—盤龍城。伴隨著商王朝政治力量的向南推移,商文化也逐漸在這一地區居於統治地位。湖北地區一繫列商文化早期遺址的發現,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強大的、先進的、中原商文化衝擊下,長江以南各地區的土著文化也開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江西吳城文化中,這種變化就表現得更為明顯……”40如果說盤龍城是殷商朝南土進行文化播遷的一個支點的話,那麼以位於河南省鹿邑縣太清宮遺址長子□墓為代表的長子族則在商亡後,故族在舊文化範圍的遺留節點(圖4-2-3)。年代約為成王時期的墓葬,因銅器銘文而將墓主定為“長子□”。發掘者通過墓葬形制、腰坑、墓底使用朱砂、有大量殉人以隨葬器物的組合、器物特征等方面的分析,認為該墓屬於殷人墓葬,同時根據隨葬器中又有較多的周初特色,認為長子□是活動於商末周初的殷民或殷遺民41。太清宮長子□墓是規格極高的兩墓道“中”字形大墓,隨葬青銅器多達百餘件、玉器亦有近百件,時常所用的陶瓷器也近存兩百件。兩槨一棺的葬具,在棺槨之間與腰坑內有多個殉人。顯然,隻有方國首領纔能享有這些待遇,有理由相信其墓主是商亡國之後南遷的“長子”族首領。
    殷商文化向四周輻射,對中原以外地區的圖像文化產生極大的影響。但圖像文化的交流與影響總是雙向的,商文化遺址中常常可以看到許多來自於非圖4-2-3 長子□出土的方尊及杓(采自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文物交流中心、中華世紀藝術館:《世紀國寶Ⅱ》,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中原地區的圖像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周邊地區古代圖像文化對商人主體圖像文化的影響。“商文化受非中原地區文化影響的因素,除上面我們列舉的幾項外,商代青銅器及骨牙器上鑲嵌綠松石的作風,甚至於常見的青銅器紋飾,如雲雷紋、獸面紋等,也有可能來源於山東地區或長江流域的其他古代文化。例如:在山東龍山文化兩城鎮發現的磨光黑陶片及玉斧上類似於雲雷紋、獸面紋的陰刻紋樣,就與商代玉器或青銅器上的紋飾非常接近。而商代晚期青銅器紋飾中的‘三層花’的作風,早在長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器圖案中就可以找到。在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玉琮,其紋飾均用淺浮雕刻出獸面的鼻、目、嘴、額等五官,再以陰線勾畫出眼珠、鼻孔和嘴內的上、下獠牙,在主體花紋之間以雲雷紋作地紋,構成主體紋、地紋及主體裝飾的三層構圖形式”42(圖4-2-4)。
    我們曾討論過的漢中地區出土的青銅器在圖像流動方面更有值得注意之處,“引人注目的是它們多樣的裝飾類型。其中一些高品質的器物,可能來自鄭州、盤龍城或安陽的商代作坊。不過,它們出土的地區與商的中心地區相距甚遠。而且與之相關的其他青銅器也不太像是黃河中遊地區的產物。漢中地區發現的青銅器看上去很像湖南、四川和安徽的青銅器。有些器物相當粗糙,很可能是當地的制品”43。這就形成了一個較為有趣的圖像傳播現像,即漢中地區的自我生產,仿自較近或者相鄰區域;而較之更為遙遠的鄭州、安陽等地中央文化所在,卻隻是將產品流傳至此區,卻未有任何技術上的交流。同樣,漢中地區對其所產生的反作用也微乎其微,“漢中類型的青銅器均未發現於商代
    中心地區的典型環境中”44。
    反觀各地方的銅器,在受到中原地區影響外,亦有反作用力。“中原地區以外的青銅器發現越來越多,有些確實是驚人的,種種跡像表明各地區青銅器都受中原的一定影響,但又有自己的發展過程,對我國古代青銅器文化有其貢獻”45,李學勤先生未明確指明這種貢獻是什麼,我們認為這種貢獻實際上就是地方銅器對京畿銅器的反作用,在紋飾圖像上尤為突出。有時,這種互動性的反作用亦發生在以中原為師之後,由於某種原因,這種師承聯繫發生斷裂,擁有了先進技術的地方性制造中就產生出莫大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當中央與地方聯繫緊密時,禮器會得到精確的復制;而當聯繫中斷時,南方就會偏離北方的做法,並制造出他們自己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器物來”46。如之前所論及的干國,雖然殷周革命後,所受打擊不小,其支族降遷周地外,也有部分干人仍流散中原各地。雖如學者所論“當皆是干人餘裔,然畢竟根抵久失,大氣無成,國其不國了”。但被迫向東南遷徙的干人,後立國於蘇北淮水流域下遊一帶,掌握造器制圖像先進技術的部族居於自然資源更為豐富的地區,又暫無中央政治的束縛,將會創造異常發達的圖像文化。如後來吳越間以鑄劍稱名的干將,就是干人的後裔。《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亦謂其曾為吳王“采五山
    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其鑄作兩劍的圖像亦璀璨奪目,“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學者認為山西原平縣峙峪出過一枚吳王光劍,劍身雙面呈火焰狀花紋,安徽廬江邊崗所出的一枚吳王光劍,上面鑲嵌著綠松石花紋;可能與文獻所說的“龜文漫理”相關。當然干人高超的青銅冶鑄技術以及劍身隱約可見的圖像文化,後來已相繼為吳、越兩國所吸取47。
    西周早期,處於寶雞國墓地的竹園溝組銅器48是關於岐周與地方方國文化互動的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個案,張長壽先生找到竹園溝器的發展源頭,寺窪—安國文化類型,“竹園溝發現的馬鞍形口雙耳罐很可能就是經由陝南進抵渭河南岸的寺窪—安國這類文化的遺存”。從寶雞國墓地的竹園溝組到茹家莊組,我們看到周文化的逐步加強與深化,使國漸漸擺脫地方文化的影響,納入到周人的圖像文化體繫之中,“寺窪文化墓葬中曾經發現過銅鐲,表明它已是青銅時代文化,而隴東發現的寺窪—安國陶器和周文化比較接近,或許兩者在文化上早有某種聯繫。但就竹園溝發現的器物來看,寺窪—安國文化的因素較為強烈,而茹家莊兩座墓的隨葬器物這種特征就減弱了,即使是甲室的隨葬銅器也是接受了周人的禮制而在器物的外形上表現出某些不同於周文化的特點。這種變化很可能是通過婚姻的方式和姬姓結成更密切的關繫而形成的。
    伯和井姬或許就是這樣的實例,從而大量地接受西周文化的因素,更加速了這個變化過程”49。而在西周末年,因犬戎的入侵,周平王及其以下的貴族南遷至洛邑,也使得相關文化更易輻射到南方地區,在湖北京山宋河區窖藏出土的青銅器,就明顯仿制北方禮器的器形。西周東周之際的這種變化,雖然不是所謂
    的遺民心跡,但也恰似南、北宋之間的思舊情緒,與《東京夢華錄》的寫作如出一轍。文化中心的東移或者南遷,引起人心理上的變動,也使得文化面貌有種不自覺的變化。上述的京山窖藏“是西周末期湖北與西周中心地區聯繫的證據。西周晚期的青銅器或是青銅鑄造者肯定從西安地區到達湖北,刺激了與西周後期成套禮器直接相關的青銅器鑄造。良好的鑄造質量表明周中心區發展起
    來的技術已經移植到了河南南部和湖北地區”50。
    1980年4月,河南泌陽縣郭崗出土的羕仲□器組,為銅盤、銅匜一組水器,出土時“銅盤平放,銅匜放在銅盤內”51,高圈足的銅盤,內底飾一盤龍紋,其上的內壁周飾一周圖案化的“遊魚紋”,首尾相接,共十五尾,“腹外壁飾粗線斜角雲雷紋,圈足飾細線斜角雲雷紋”52。後來的研究者認為,“其形制和紋飾與1953年河南郏縣太僕鄉出土的龍紋盤非常接近,具有西周晚期或兩周之際的特征。銅匜的形制亦與太僕鄉所出的匜相類,銘文字體也較古樸,如‘匜’字下部還未附加‘皿’,‘其’字下面還沒有附加基座, ‘寶’字所從的‘貝’上面一橫中部下凹作三角狀, ‘享’字上部作三角形,下部橢圓形基座內沒有短橫,具有明顯西周銘文的風格”53。這是從紋飾圖像結合銘文風格對盤匜的討論,特別是後者關於銘文風格的討論,多多少少是沃爾夫林風格論的延伸,其結論是可信的。我們據此羕仲□器組的圖像是接近周室京畿的風格的,亦如“從其形制、紋飾以及銘文風格來看,與中原姬周文化基本一致,說明當時羕國文化已受到周文化的較大影響”54。然而因為地域的問題,這種帶有西周晚期風格的圖像,應用到此,其時亦在春秋初年,這是文化傳播的滯後性使然。而在河南桐柏月河左莊村出土的一批青銅器,計有鼎、罍、盤、匜、戈各一件,是時代較羕仲□器組晚的羨伯庸器組55。其地理位置更偏南,更近於信陽、隨州南方諸國的文化,如息國等,故此銅器更有江淮地區的特色,“從鼎的形制看,斂口,鼓腹,蹄足明顯;戈頭作蛇頭狀,前鋒呈三角形,中間部位上下援略內收,具有淮河上遊、江漢地區銅器群春秋早期的明顯作風,但又不見春秋早期偏晚階段較常有的吐舌蟠璃紋、粗疏蟠璃紋等”56。考察京畿與方國的圖像互動,應該在時間框架內進行。任何交流及影響,時間是決定量,淺言之,早期影響微弱,愈晚則影響愈深。隨著時間的緩慢向前,空間及影響力亦在不斷地發生移動。軍事行動及政治的變動,是這種移動的突發性的模式。在時間的規定下,所謂銅器發現地纔更具有被衡量的指標和意義。當然,所謂的時間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包括於銅器內部的斷代討論,以及在此基礎上所進行銅器研究,當然也包括圖像。例如,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階段,曾國青銅器的出土地點主要有湖北隨州均川熊家老灣57、安居桃花坡58、城關義地崗59、京山坪壩檀梨樹崗60、蘇家垅61以及棗陽吳店東趙湖62等。銅器基本組合以鼎、簋為核心,常見鼎、鬲、簋、壺、盤、匜組合。初步從器種及組合(如果把器種及組合也能認為是圖像的外衍的話)看,兩周的京畿文化之風很深,鼎簋為中心的重食文化亦根深蒂固。而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紋飾亦是中原型的(圖4-2-5),“絕大多數器物僅裝飾竊曲紋、環帶紋、重環紋、垂鱗紋幾種紋飾。顯然,這些特征與相應時期典型的周文化青銅器基本相同。構成曾國青銅器的形制、紋飾等要素不僅在周文化中心區域的周原地區可以找到相似物,即便與距離較遠的虢國、晉國相比,也是以共性為主”63。而到了春秋晚期,曾國銅器又表現為強烈的楚國特點(圖4-2-6)。處於多處地理板塊之間的小國,受著地理及相鄰大國的擠壓及控制,所表現的往往是一種亞文化,它們沒有什麼固有的圖像傳統,因而也就很輕易地投向另一種圖像傳統之中。當然,“曾國青銅器的獨立性是在楚文化日益強勢的衝擊下所保留的傳統和獨創性”64之說雖然能夠成立,但不能不說其是楚國大文化背景下的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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