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出生於德國漢諾威，1921年進入漢堡大學參與創立藝術史繫，1934年因納粹上臺移居美國，先任教於紐約大學，後進入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新成立的歷史研究所，直至退休。他一生都在探索圖像與觀念的關繫，其思想不僅奠定了現代圖像學理論，也對整個人文學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藝術史學者，使藝術史學科受到世人尊敬。英國學者肯尼斯•克拉克把他描述為“那個時代偉大的藝術史家”。其代表作有《圖像學研究》《理念》《丟勒的生平與藝術》《哥特式建築與經院哲學》《早期尼德蘭繪畫》《視覺藝術中的意義》《西方藝術中的文藝復興與歷次復興》等。

邵宏，1958年出生，現為自由譯者與作者。主要譯作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藝術》《論藝術與鋻賞》《風格問題：裝飾歷史的基礎》《藝術批評史》等，主要著作有《美術史的觀念》《衍義的“氣韻”：中國畫論的觀念史研究》《設計的藝術史語境》《東西美術互釋考》等。

本書初版於1955年，收錄了潘諾夫斯基三十多年來的若干名篇，堪稱20世紀藝術史中的關鍵性著作，也一直作為歐美藝術史學生的標準讀物。它不僅揭示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們豐富的生活和工作細節，更主要的是，深刻討論了視覺藝術中涉及作品內容的圖像志與圖像學問題。

作者從“一個圖像可以再現一物，像征另一物，而表達其他物”的視角出發，詳盡考察了提香、普桑、丟勒的作品以及聖德尼修道院院長敘熱的生平。作為歐洲語言、歷史與文化的大師，潘諾夫斯基以出色的學術研究能力對“人體比例理論”和“瓦薩裡編《素描集》的頁”做出令人敬佩的闡述；還以敏銳的洞察力對英語與德語在藝術史研究與表達方面的異同做出了極具啟發的比較。

歐文•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出生於德國漢諾威，1921年進入漢堡大學參與創立藝術史繫，1934年因納粹上臺移居美國，先任教於紐約大學，後進入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新成立的歷史研究所，直至退休。他一生都在探索圖像與觀念的關繫，其思想不僅奠定了現代圖像學理論，也對整個人文學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藝術史學者，使藝術史學科受到世人尊敬。英國學者肯尼斯•克拉克把他描述為“那個時代偉大的藝術史家”。其代表作有《圖像學研究》《理念》《丟勒的生平與藝術》《哥特式建築與經院哲學》《早期尼德蘭繪畫》《視覺藝術中的意義》《西方藝術中的文藝復興與歷次復興》等。

譯者簡介：

邵宏，1958年出生，現為自由譯者與作者。主要譯作有《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藝術》《論藝術與鋻賞》《風格問題：裝飾歷史的基礎》《藝術批評史》等，主要著作有《美術史的觀念》《衍義的“氣韻”：中國畫論的觀念史研究》《設計的藝術史語境》《東西美術互釋考》等。

伊曼紐爾·康德臨終的九天前，他的醫生來訪。衰老、病態和幾近失明的康德從扶手椅起身站立，虛弱地戰栗著且咕噥著含糊不清的詞語。後是他那盡職的陪護意識到，他是要等訪客先坐下後纔會坐下來。於是醫生依意落座，康德這纔讓陪護扶回椅子上。他在恢復了一些氣力後接著說道，“Das Gefühl für Humanität hat mich noch nicht verlassen”——“人性的意識還沒有離我而去”。醫生和陪護二人感動得幾近潸然淚下。因為，雖然德文的Humanität［人性］一詞在18世紀時開始僅指文雅或禮貌而已，但對康德來說，這個詞卻有著更深的含義，此情此景足以強調這種含義；人對自我認可和自我強加的原則所具有的自豪與悲劇意識，與他對“必死”一詞所包含的疾病、衰亡以及其他一切的全然認命形成對比。

拉丁文的humanitas［人性］一詞在歷史上便具有兩種清晰可辨的含義，種含義來自人與低於人者之間的差別；第二種含義來自人與高於人者之間的差別。人性在種情況下指的是價值，在第二種情況下指的是局限。人性的概念作為一種價值在以小西庇阿［the younger Scipio］為中心的圈子裡得到闡述，這個圈子以西塞羅［Cicero］作為其遲來卻坦率的代言人。它指的是一種品質，這種品質不僅使人有別於動物，甚至使人有別於自己所屬的、不配冠以人類［homo humanus］之名的類人［species homo］：有別於沒有pietas［敬重］與沒有παιδε?α［教養］的野蠻人或俗人——敬重與教養就是敬重道德價值觀及優美地融合學識與文雅，對於這種融合，我們隻能用那個名聲不好的詞“文化”來界定它。

在中世紀，人性這一概念被置於與神性對立而非與獸性或野蠻對立的思考所取代。因此，通常與此概念相聯繫的品質則是脆弱和無常：humanitas fragilis［脆弱的人性］，humanitas caduca［易毀的人性］。

於是，文藝復興時期對人性的理解從一開始便具有雙重的面貌。對人的新關注既基於人性與barbaritas［野蠻］或feritas［粗野］這一對古希臘羅馬時期反題概念的復興，也基於人性與divinitas［神性］這一對中世紀反題概念的承續。當馬爾西利奧·菲奇諾將人界定為“分享著上帝智力的理性靈魂卻以肉體行事”時，他將人解釋成一種既自發又有限的存在。而皮科的那篇著名“演講稿”《論人的尊嚴》，不是一份異教徒主義的文獻。皮科說上帝將人放在宇宙的中心是要讓人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位置，而且可以自由地決定“轉向何處”。皮科並未說人就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具有通常認作古典名句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層含義。

人文主義正是發端於這種對人性的矛盾理解。人文主義與其說是一場運動，還不如說是一種能被界定為堅信人的尊嚴的態度，這種態度既基於強調人的價值（理性與自由），也基於承認人的局限（易於出錯和脆弱）：由這兩種假設便產生出了——責任與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