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孫過庭在《書譜》中提出“人書俱老”的命題，它與後來出現的“書如其人”一起，成為書法史上關於“人”的表現重要的觀念。
《“人書俱老”：觀念與機制》是作為一個書法理論問題來寫作的：個體一生的體悟如果能進入作品中，它是怎樣進入的。人們都覺得“人書俱老”是一個精彩的陳述，但是怎樣做到這一點，人們從未深究。精神生活和作品構成的關繫似乎從來不需要證明，它存在，我們能在某種程度上感覺到，如此而已。
我無法輕易放下這個問題。
當代學術中表現的機制亦是難題。藝術心理學和美學中對藝術作品中情感的表現有各種闡釋，但對“人”的生命過程在藝術中的表現未見涉及。
我從孫過庭《書譜》的文本中察覺，作者對此似乎有一種感悟，不過沒有更多的解說。文本下面有道光影一掠而過。我感到，這道光影或許是深入這個問題的契機。
首先是體察孫過庭寫下這段話的感覺狀態，推測他產生這一感覺的原因，尋找它在文本中留下的蛛絲馬跡。
我試著把文本重新加以組織，看能不能靠這種關聯而使某些隱藏的思想從文本的縫隙中逸出。我致力於建立作品與文本的聯繫，在文本的周邊尋找能夠作為證據的各種細節。就這樣，一點一點推進，終於闢出能讓讀者通過的小徑。
結論並不復雜，但異常重要：生存狀態與書寫狀態的同一。
《“人書俱老”：觀念與機制》完成四年後，出版社決定以單行本印行。
我注意到，它是一篇書法論文，同時又是一篇觀念史論文。
這並不是什麼新的發現。“人書俱老”本來就是中國7世紀一個重要的藝術觀念、美學觀念。我的想法是，既然它屬於觀念史的範圍，對它的研究就必須在觀念史學科中接受檢驗。
藝術領域有自己特殊的問題，它掩蓋了研究中思想的一面。例如藝術史，數不清的細節看起來與思想無關，但隻要進入對歷史的思考，思維方法的問題無處不在；技法理論看起來離思想史更遠，但不同時代對技法的歸納有不同的方法，今天對技法的思考，理路、目標都有很大的變化，其中便包含方法的創意；而藝術觀念的研究，就是標準的觀念史問題。
這使我不得不去思考觀念史研究的訴求。
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與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在當代學術中有一區分，前者主要處理某些自成一體的觀念，或者說“想法”“命題”；後者關注人類思想活動及其歷史演變。觀念史可以理解為思想史的一部分。觀念史集中研究通過語言而成型的思想，它已經成為當代學術中獨立的學科，形成了自己的方法、目標，取得眾多的成果。
在中國當代學術中，觀念史與思想史的區分並不明顯。關於“人書俱老”的研究，當然是標準的觀念史課題，但是把它放在思想史中，沒有任何問題。不過，藝術理論（也包括大部分藝術史問題）的各種研究中，都含有思想的成分，如何反思、評價有關的思想內容，亦成為我們在這裡進行討論的重要部分。以下的討論偏重於觀念史，但讀者可能更習慣思想史的稱謂。
觀念史研究可以粗略地分為兩個階段，個階段是對觀念和文本的現代轉述。
前人文本來源復雜，文本的結構與今天的邏輯多有不合，因此要進入現代思考，必須對其做一轉述。例如《書譜》，涉及的內容有書法史、技法、社會活動、傳承、欣賞等，而且彼此穿插，不按現代陳述的邏輯來處置，引述、闡釋、評價其思想，多有不便，必須首先對文本加以整理，纔好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這一類轉述，亦是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它在歷史類著作中表現得為典型，如李澤厚、劉綱紀的《中國美學史》。以其中第三編第六章《嵇康的〈聲無哀樂論〉》為例，著者能緊貼原文詳細列出內容的各個方面，論述準確精當；對關聯文本有充分的把握，能夠在核心內容周邊還原原著的思想背景和社會氛圍。
這是觀念史研究的階段。
觀念史研究的第二階段，可以英國觀念史學家以賽亞·伯林的著作為例。
以賽亞·伯林是當代觀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以發掘文本隱藏的原創性思想著稱。如《馬基雅維利的原創性》一文，剖析歷代對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研究，認為人們忽略了其中主要的思想：對西方論的否定。該書次為西方思想論奠定了理論基礎，為西方文化中的“寬容”開闢了道路。文章處處透露出對文本中隱秘思想的高度關注；能抓住文本中的蛛絲馬跡，解讀、分析精微而妥帖；精心策劃論證線路，細致縝密；結論對思想史具有重要意義。
結合其他觀念史著作，可以說到當代觀念研究的幾個特征：
一、對文獻的分析能力。
解讀文獻，必須了解文獻所有可能具有的含義。解讀到達哪個層次，隻能與已有的研究進行比較。如伯林對馬基雅維利《君主論》的解讀。伯林引用大量文獻，剔除馬氏觀念與他人重合處，然後在他人的解說之外，層層剖析馬氏文本，以至於揭示出馬基雅維利核心的思想。結果是“對一個完整的文明中的核心假設發動攻擊” “為經驗主主義、寬容和妥協敞開了大門” “使人們逐漸了解對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不可調和的可能性做出痛苦選擇的必要”。
二、對常規問題的警惕。
在一個學科內部，會有長期積累所形成的一份通行的思想提綱。據此能輕松地組織一個課題、完成一篇論文，這份提綱既幫助人們思考（對初學者頗有用處），又成為一道圍欄，使研究者失去錘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和學術想像力的機會。例如對一位學者著作的研究，便有一個模式，它能夠方便地形成一個“成果”，但不會有真正的學術價值。這是大量學術垃圾產生的主要原因。
三、運用理性的能力。
理性一般指的是“思考”，但如何使用理性，卻不僅需要“思考”，還需要想像力和運用的智慧。一項研究取得進展，往往是直覺與理性的交織，文章中陳述的線索不一定反映了思想的過程，獲取思想的過程在文章之外。
理論中的證明有時非常困難，像伯林闡述馬基雅維利的意義，或許心中早有領悟，但文章必須繞過無數成見，讓讀者一步步接受自己全新的觀點。他精心設計好說辭，細心剝去一層層包裹的誤解，後得出自己的結論。—如果你不贊同，得按原路退回，或從頭再來一遍，在每一步論說前停下來，仔細閱讀，尋找破綻。文章給出了一個將理性與自己的目標糅合在一起的範例。
四、對重大思想結論的敏感和執著。
伯林說到馬基雅維利對西方文化中的“真理”信念的衝擊，以及由此造成的對西方觀念“永難愈合的創傷” “對一個完整的文明中的核心假設發動攻擊並造成持久的破壞，畢竟是流的成就”。思想竟然具有這種力量。閱讀伯林的陳述，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像。可以想見，他生活在一種怎樣的思想氛圍中。一個人要是沒有這種挑戰一切成說的勇氣，沒有這種不獲取重要結論不罷休的執著，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思想成就。這首先是一個性格、抱負和勇氣的故事。
有了對當代思想史研究的認識，我們能夠對書法研究、藝術研究中的思想價值做出準確的判斷。
它同時給藝術研究立下了一個苛刻的標準。
說它苛刻，是因為人們從來不這樣看待一篇藝術理論著作。這既由藝術研究的特點所決定，又為藝術研究中長期形成的範式所致。其實一篇專業論文，除了擔任推動專業思考的任務，還有思想的一面。特別是有關觀念的研究，負有思想的推進之責。
不做到這些，我們的研究便不會有思想上的創獲。
隻有置身於觀念史層面的研究，纔可能揭示傳統觀念對於當下的意義。在此之前，人們的關注在很大程度上隻是對這些陳述的玩賞。
觀念史層面的思考對有關研究的深入，如方向和課題的選擇、各學科成果的借鋻、對當代學術語境的思考和判斷等，都有直接的幫助，但更重要的，是它決定了一個領域在這個時代精神生活、思想活動中的位置。
本書是書法觀念史研究的一個個案。以上是為研究而閱讀有關觀念史、思想史著作時所做的一些思考。
研究藝術領域的觀念問題有其特殊的困難，例如文獻缺乏，無法構成合理而完整的闡釋，“人書俱老”便是一個典型的個案。本書采用圖形分析與文本細讀相結合的方法，論證中缺失的、薄弱的環節，都由圖形做了補充。圖形與文本在這裡不是“互證”，也不是“以圖證史”的關繫。
圖形成為論證的邏輯環節。
以此就正於關心觀念史和中國書法思想史的各位讀者。
邱振中
2021年5月25日
《什麼是思想史》中斯蒂芬·科林尼（Stefan Collini）的文章。《什麼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4—5頁。
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第二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英］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馬基雅維利的原創性》，見《反潮流》，譯林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