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2061年54歲的阿瑪麗雅·潔冉
Raqs媒體小組
關於實踐的若干筆記：
網絡化世界中的頑固結構與持續滲透
Raqs媒體小組
加法，減法：論團體與集體
Raqs媒體小組
第二部分
“外現代”原畫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
夜翼
莫莉·內斯比特（Molly Nesbit）
一部無限的歷史與一些新鮮的災難：
論Raqs媒體小組的《積累的資本》
瓜特莫克·梅蒂納（Cuauhtémoc Medina）
理論-藝術，也是積累資本：
透視Raqs媒體小組的“理論式藝術”方法論
陸興華
作者簡介
Raqs媒體小組作品年表

出版，是我們栗憲庭電影基金繼影展、檔案、培訓之後開展的又一項工作。
隨著DV技術的發展，新的個人電影人，成為一個區別於“電影工業”隊伍的創作群體，而且，在審美趣味上，由於個人電影人對個人感覺表達的強調，有別於“電影工業”對大眾口味的依賴，也使個人電影對建立新美學標準的需求，變得自然而然，因為大眾是審美習慣的主體，創新始於個人獨特的視角。另外，除了傳統模式的紀錄片、劇情片，電影作為一種語言模式的範圍在逐漸擴大，電影和影像藝術的界限在模糊，這除了需要堅持獨立電影的個人獨立自由立場之外，還需要逐步探索一個區別於傳統電影的美學標準。而新美學標準作為一種價值繫統，除了電影作品，還應該包括電影評論、理論和歷史的研究。這是一個需要更多人參與，需要付出長期工作的文化建設，也是我們在逐步完善電影作品資料館建設之後，決定開始出版計劃的初衷。事實上，經過七年影展的實踐，包括對中國其他獨立影展的了解，我們也深感影展後續工作的不足，諸如對電影作品之外的信息——作者、作品背景等資料收集的缺乏，對電影作品的深入研究和個案研究的缺乏，以及電影評論、理論、歷史著作出版的不足等，因此我們需要把出版的工作提上議事日程。
在網絡和電子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為什麼要紙質出版物？除了對“書”崇敬之情，以及“白紙黑字”的歷史情結，相對電子媒體而言，鋻於紙質出版物的難度，我們期望每一個編輯和作者在對待個人電影的評論、理論乃至對歷史和個案的研究上，保持更為謹慎、嚴肅和學術性的態度。
我們隻是個很小的民間團體，資金匱乏，我們既需要社會支持，更需要整個個人電影人群體和組織的相互配合，並期望更多類似出版物的遍地開花。尤其在中國這個特別的歷史時期裡，更需所有民間社會組織的相互配合。

一、論計算

在為1888年初版《數字的性質與意義》（Was Sind und Was Sollen dieZahlen）所寫的前言裡，數學家、哲學家戴德金（Franz Dedekind）寫道：“”（Aei O AnthroposArithmetozoi）“人總在計算”。
我們每次計算，最終都是做加法，得出一個超出單一物（singularity）的結果。我們繼而把這些加法聚攏。我們相加；我們相乘。當我們長久地注視著這些單一物，接著，再靠近細看時，一切都開始從這個單位的的主權中瓦解。減法和除法醞釀出一場小數的狂歡，一次分數的叛亂。甚至連“一”的孤獨，都是由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和其他，無限的其他，所組成。
如果人總在計算——加加減減、估測盤算——那是因為從來就沒有什麼真正的“一樣東西”（onething）。沒有人是獨自一人。每一件物和每一個人都伴隨著一個影子、一段過去、一段未來、一張隱藏起來的面孔，以及某些看不見的、被遺忘的、未被計算、仍在等待指認並漸漸浮現的方方面面。我們盈滿；我們虧缺。我們為生命增添年份，又走到了日子的盡頭。我們是許多，我們不可勝數。有時我們的內部發生分裂，或被超出我們所能知道的更多的事物纏繞。
說一樣東西隻是一樣東西，不多也不少，就等於說它根本什麼也不是。所有事物都能為持續下去而不停變化，而當它們變化時，要麼變多，要麼變少。它們將自身交付給自身的豐饒，自身的分割。
如今我們都是數字。一個數據、一次統計、一種測量。有多少個我們？我們中有多少自己？我們有多少不足或多少過度？有多液態，有多可溶，有多流通？有多豐富？我們有多濃稠、深邃和曖昧？我們值什麼？我們在這世界中占據多少重量？我們給自己打多少？我們的等級和我們收入的百分比是多少？我們的標杆有多高，深淵有多深，墳墓有多淺？
隻要經過計算，然後對組成某集群（constellation）的數字間的關繫進行思考後，就可以識別出一個集體（collectivity）。用這種方法來看，我們不得不問：什麼或誰，不是一個累積，一個集體？誰又不是不可勝數的呢？
然而，集體與團體（collective）之間有著天壤之別。集體是一種事實；團體是一種部署（disposition）——一種存在或做事的方式。事實是事物；部署則是思考事實之事物性（thing-ness）的方式。正如部署的通常情況，團體是集體為自己做出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團體是讓一個實體（或多個實體）得以識別它們被相除和／或相乘後所建立的豐富的生命體，所需要的特定程度的自我意識。
團體是集體與其本身所進行的對話的歷史和未來。不是每個集體都選擇發聲。不是每個集體都能夠發聲或傾聽自己的聲音。而那些發聲的集體也不總是在他們內部對話或與其他集體對話。那些在內部進行對話，或和其他集體對話的集體，在中意他們的對話術語的情況下，纔有機會成為團體。如果他們甚至習慣於傾聽自己的沉默。

二、團體與藝術：為何不用數字畫畫？

一個團體生產藝術或策劃藝術的意義何在？
團體藝術實踐的實施永遠無法簡化為對一套事先決定的任務的劃分與配置，這種分配僅僅是由於需要增加幾雙手來完成該任務量並達到規模效應。打個比喻，如果一人將所有標記著代表紅色的數字的溝槽塗紅，而其他人也將其他指定顏色塗在該顏色相應數字所標志的區域時，團體藝術的瓶頸就出現了。一個藝術家團體，或一個藝術策劃團體所要做的恰恰是不要對照數字來畫畫。
我們是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團體，從幾乎二十年以前，就開始一起思考、工作和創作。將我們的集體轉變為團體的對話仍在繼續，但它初始於友誼與團結所築造的細微而謙虛的舉動。一本書從一個人手裡傳到另一個人手裡，如同往彼此的神經繫統中插電。在對方的筆記本上做個筆記，一起看看電影或暢想如果我們一起工作會做些什麼，諸如此類的簡單舉動。在必要的時候，提出異議，在可能的時候，達成共識，並一直都明白，同意與異議不是在零和博弈中互相剔除，而是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到達新的聯結層面。
聯結（connectedness）意味著對話，很多很多的對話。我們對話的空間與矩陣是我們真正的工作室，也是我們作品的實際作者。在對話中，我們奠定了長期調研的基礎。這些調研是我們對每日所遭遇的現實的回應，無論是在德裡，還是旅行在外。我們在密集的網絡中生存，從各種來源中流出的信息和刺激，持續不斷地湧入我們的意識，在做出解釋之前絕對不會離開。它們可能是礦物開采公司的資產負債表、旅行中拍下的一張照片、用死語言（deadlanguage）講述的寓言，同一位出租車司機的偶然交談、一封來自久未聯繫的友人的意外電郵或書信、在論壇或博客上發的帖子，數學公式、對一起觀看的一部電影的回憶、所謂的“反恐戰爭”的附注，哲學論著，醫學教科書，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檔案文件和一盒盒的照片。在當今世界中，有誰不是包羅萬像？
在扮演彼此的影子的過程中，我們成為了彼此的數據庫，依賴彼此的記憶，通過分享我們的夢想、推測和好奇，來增加、放大和錨定我們所能想像之事。
至關重要的是，當我們開始在湍急的實踐之水中測試我們的團結時，那意味著理解任何作品或想法的誕生與發展，並非在我們三個個體意識的密閉空間裡，而是在我們彼此間的全部交流的交彙點上。我們所創作的每件作品的歷史都可以追溯到一繫列交流信息所留下的痕跡。所有我們的創作所需都是從不斷流淌的話語之流中，從對靜默和殘缺字句的理解中發現、撈取或顯現。
並不是說某個想法的皮球——無論它是一張圖像、一段文字、一張畫稿、一套指令或一項策展提議——隻要我們三人中某一個的頭腦輕拍過，就注定要自動開啟一段旅程，猶如接力一般，朝著出球的第一人所擬定的方向前行。對想法的攔截，以及它在我們的硬盤間馳騁世界時一旦被抓取而導致的轉向，都可能會徹底改變這趟飛行的方向。事物可能會長時間地來回彈跳，或者獲得旋轉和速度後，被帶入一條完全未曾預料的軌道。
這一過程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直到遊戲暫停。這個暫停的時刻往往是在我們發現某件作品正或多或少地準備滑入我們硬盤以外的世界中時。通常，這是一件藝術作品；有時也會是我們策劃過的某次展覽。
這改變了我們看待創造過程的方法。一件作品（或者一場展覽）再也不是把團體裡任何一個人頭腦中想出來的理想型所作出的具體的物質化。相反，作品的發生開始於孕育它的想法遇到中途挑戰與回應的時刻。作品的物質化，不是將內在於一個具身化的個人的作者身份形像化並包含進來，而是將作品的制作分散到交流網絡的歷史中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實踐與我們的團體，都不能算作是三個個人及其簡歷的疊加，而是它們由彼此之間的交流行為所制造出的格架。
有時候，我們會被問起在團體中誰扮演何種角色，對此的簡單回答即是，我們不相信勞動力在形式上的分工，或想法的個人占有。正是為了抵制建立在對“個人”勞動崇拜的基礎上的媒體工業對於創造性工作的尤為致命的異化，我們纔鍛造了這種足以保證我們創造性自主權不受侵害的團體實踐。
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去思考一個想法或圖像是否具備力量，並有助於我們理解自己所研究的論題，而非惦念著誰是最早提出這個想法的人。我們每個人都有特定的興趣、技術與偏好（而且這些也不是界限清晰或相互排斥的），但我們的作品正是素的融合中被生產出來。許多事物在研究的過程中經過加工處理，鑄造出令作品最終的演繹得以實現的合金。我們認為，研究在本質上是一個對話的過程。我們將各式各樣的東西擺到桌上，然後在觀看它們如何相互訴說的過程中工作。
我們也經常與其他人合作——策展人、藝術家、學者、作家、設計師、編輯、研究者、建築師和表演者。我們享受每一段互動的過程，並從中獲益匪淺。這些合作為我們展開了思考的新領域，為作品帶來了新的能量。它們改變並擴大了我們思考與實踐的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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