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拍電影視為信仰,這是塔可夫斯基的雄心,他曾坦率地寫道:“人哪怕隻背叛自己的原則一次,他與生命的聯繫就不再純粹,欺騙自己,便是放棄一切,放棄自己的電影,放棄自己的人生,”這一不妥協的姿態概述了導演的情操和美學觀。
如果說塔可夫斯基的長片處女作(伊萬的童年)代表了蘇聯電影的復興,那麼,真正的塔可夫斯基則誕生於(安德烈·盧布廖夫),在這部電影中,他向上追溯,越過了一切“蘇聯藝術”,把根扎進了俄羅斯的文化傳統之中,自此,塔可夫斯基逐漸成為當局眼中的一名“問題導演”,而對西方來說,他又代表了體現在作品(鏡子)和(潛行者)中的深沉,痛苦的俄羅斯意識,最終,塔可夫斯基於1982年毅然決然地離開了蘇聯,鄉愁與信仰成為他在放逐生涯中揮之不去的兩種激情,也貫穿了他的最後兩部作品(鄉愁)和(犧牲)。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圍繞塔可夫斯基珍視的主題——大地的存在。人們的孤獨,夢境,神秘主義——而展開,著重分析他獨特的電影語言,最後兩章以傳記性內容為這一主題學研究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