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電影學界對歷史的研究，往往采用經驗論或約定論的研究方法。以經驗論為哲學立場的歷史研究方法，其缺點在於歷史學家不可能復原全部的歷史事實，隻能選擇他們認為重要的事件進行歷史書寫。而且，歷史學家自身具有主觀意識，對歷史的敘述和闡釋必然受到意識形態和文化傾向的影響，所以讓歷史事件“自己說話”是不可能的。此外，以約定論為基礎的歷史研究強調提出能夠解釋某種現像的覆蓋定律，該定律可以預測未來出現的同樣的現像。但是約定論的研究方法更適用於自然科學，歷史學家不可能創造出跟歷史現實一模一樣的實驗室環境，不可能在無數次重復實驗中檢測自己理論的有效性。面對經驗論與約定論的缺陷，新的研究方法需要解決的難題是怎樣使歷史知識接近科學知識的水平。
《“左翼電影運動”美學思想研究》采用的方法是“科學實在論”。科學實在論不僅包括對現實的可見層面的描述，而且也包括對產生可見事件的生成機制之運作的描述。科學實在論認為理論必須接受外部標準的檢驗。對於同一個歷史現像，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哲學、政治、文化立場，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能得出大相徑庭的解釋，但是在種種解釋的彙集之處，在那些不矛盾的、達成一致的地方就會形成某種共識。這種共識正是對機制的揭示，並能夠接受反復的檢驗。僅僅把歷史事件按照事件順序排列起來，並不一定能揭示其機制，因為在線性發展的歷史事件中，“在此之後”並不一定是“因此之故”。歷史事件往往是多種合力作用的結果，科學實在論的任務正是揭示事件的生成機制。
電影既是藝術形式又是技術發展的產物，既是文化工業的商品又是意識形態的宣傳品。以往關於“左翼電影運動”的史述隻揭示了這場運動的單一層面，而歷史現實是由復雜的機制構成的，這些機制聯合生成現像的流變。理論的任務正是提供這些機制的描述模型。所以，該書探究的正是“左翼電影運動”的生成機制，即通過追溯電影運動中美學思想的來源，呈現各方勢力在這場電影運動中的較量與博弈，進而揭示美學運作與意識形態的關聯問題，繪制由訓育主義、現實主義、良心主義共同構成的美學圖譜。左翼思想進入電影界，激發出了上海電影文化中的潛力，盡管三方勢力各有其政治或商業目標，卻在時代精神的感召下達成了共識——通過電影審美實現感性啟蒙。尤其在30年代中國處於民族危亡的時代背景下，感性啟蒙的文化使命變得尤其迫切。
該書的主要任務是釐清“左翼電影運動”的美學思想，然後分析這些思想如何通過美學手段建構影像表征，影響人們的審美感知、文化理解與政治認同，進而實現感性啟蒙的目的。該書首先通過文獻梳理，從話語分析、歷史生成上廓清“左翼電影運動”的概念。其中，30年代電影中的現實主義是一種影像修辭而非影像本體。國家主義的美學思想則整合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舊道德和民族主義話語。良心主義是一個寬泛的業態共識，以關注成本效益的經濟理性為基礎，兼顧道德良心，吸納了人道主義精神和傳統倫理道德思想。這些思想的內涵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根據社會形勢的變化不斷吸收、置換或清理一些話語，思想的內構充滿流動性。隻有在釐清這些彼此征用、相互競爭的思想與話語的基礎上，纔能把握“左翼電影運動”中電影思維與電影認知轉變的真正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