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以漢字為表現對像，二者血脈一體的關繫賦予書法古老綿長、精深淵博、天地至美的內質與生命意涵。回溯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史，六千多年前的陶器刻畫符號，在“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像形圖寫時就已孕育著書法美的基因。漢字在“依類像形”的胎骨結構以及孳乳化生的漫長演變中，蘊含著祖先對美的自覺追求，在實用的同時走上了藝術美的歷程。中國書法正是憑借可感的形式，於文字、文辭、筆墨間交互生發，將天地精神和人格力量注入其中，以一根玄妙莫測的生命線條，牽引我華夏民族數千年的審美境界，遂自成為“藝中之藝”。滄海桑田、歲月流逝，終未改炎黃子孫衷情翰墨、遊心書藝的志趣。
昔之甲骨卜辭，為殷商先民刻寫於龜甲、獸骨之上，隨形化變，剛勁有力，古樸而爛漫。及至西周，文字鑄銘於器風習日隆，《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青銅瑰寶，皆有洋洋銘文，高古蒼華，圓融遒美，無不凸顯出莊重典麗的廟堂氣像。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與文化空前活躍，投射於書法亦絢麗多姿。大篆《石鼓文》是這一時期力作，筆畫雖被風雨剝蝕，然猶蛟龍騰踔於太空，蒼然自立。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實行“書同文字”，李斯所書《泰山》《瑯琊》《嶧山》刻石，乃為秦篆佳構，無不透出中國歷史上個大一統封建王朝的威嚴。至漢，國強而文興，研習書法成為社會風尚。秦以前就已演進形成的隸書在漢代走向成熟，其縱橫舒展者有《石門頌》《開通褒斜道刻石》《楊淮表紀》；樸茂勁挺者有《張遷碑》《鮮於璜碑》《華山廟碑》；靈動森嚴者有《曹全碑》《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深渾古厚者有《西狹頌》《衡方碑》。是時，竹木簡牘亦廣為流行，其逸筆草草的特質，另開路徑，為後代獨立標程。三國魏晉承續漢之餘緒，草、行、楷並行，至此，天下五體之書備也。《爨寶子碑》《天發神讖碑》，一楷一篆，詭譎神秘，堪為奇偉之作。書聖王羲之盡得魏晉間人之文采風流，一篇《蘭亭集序》玄遠高邁，超逸絕塵，文與書皆為千古絕唱，想昭明太子未輯入《文選》，當遺憾無窮矣！《姨母》《喪亂》《初月》《二謝》《得示》《奉橘》《快雪時晴》《十七》諸帖，雖皆寥寥短簡，然無不遒媚勁健，清舉蕭散，盡善盡美。諦觀其書，得日月朗澄以為韻，陶天地創化以為魂，參有無相生以為道，且三者澆注一體，積雄為逸，返古入新，大化無痕，為中國書法藝術的心靈至境。其子獻之，少承家法，又博取鐘、張及前人法書，悠然天放，一變內擫為外拓，筆勢飛動豪放，越千年而獨出。北魏碑刻為壯偉，摩崖、造像、墓志、紀事各類鐫石，一應俱全，似欲與山川共相磨滅耳。《始平公造像記》《張猛龍碑》《楊大眼造像記》《張玄墓志》《鄭文公碑》《石門銘》及若干摩崖，氣像渾穆，意態奇古，拙樸雄強，大有斧鑿刀劈之氣概，足為隋唐楷書之資鋻。唐代書法經歷史催化與醞釀宏闊的文化背景下大放異彩，與詩歌一道構築了中國歷史上的詩書。唐太宗李世民萬機之餘，遊息藝文，篤好羲之，每得一帖，即敕命朝廷大臣及皇家王子心研手追，遂大成其風。虞、歐、褚、薛、李、顏、柳之真楷，各成典範，或整嚴勁健，或峭撥俊雅，或雍容蒼雄，莫不彰顯楷法至正至大至美之境。顏真卿獨出機杼，以行書自立高格，為二王流變之傑出者。《祭姪文稿》在悲愴激越的情感中一氣揮寫，圓潤、飽滿、蒼厚、雄秀，可謂無意於書而書愈工，忠義之情溢於紙外，凜凜正氣，不朽於千古，此非偶然哉！張旭、懷素酒酣興發之狂草，體證了中國書法富浪漫色彩的書寫。“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將人生的喜怒窘窮、和愉哀怨一寓於書，若天風浩浪奔走筆端，能不泣鬼神、驚天地乎？五代筆法衰絕，人物凋敝，唯楊凝式天真縱逸，散僧入聖，為北宋尚意之前奏。宋代書法審美理想發生質的飛躍，“文人化”的抒情達性成為時代潮流，彰顯出自由浪漫的精神氣度。東坡之淳古雄厚，山谷之跌宕章之沉著痛快，君謨之雅秀圓潤，從不同角度把宋人信筆縱橫的尚意書風推向極致。其中東坡尤為傑出，將深厚學問化為意脈蒼古的筆墨，一呈心靈的灑脫與超曠，其英風逸韻絕響於代趙孟集詩書畫於一身，真行草隸篆無不臻妙。其推倡復古之風，直鋻晉法，自具氣度。明代書法在風格上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以董其昌、文徵明、祝允明為旗手，在虛淡平和中追求秀潤，頗具優雅從容的韻致；另一類以徐渭、黃道璐、張瑞圖為代表，不守陳規，以張揚個性為鵠的，時見新意。而明末清初之王鐸、傅山，在動蕩變亂的歷史時期，雖然各自人生際遇不同，但都以草書抒寫情志，其書不獨拓展芝、獻、旭、素的表現手法，而且將草書空間置於宇宙秩序中，引發後世更深層面的哲學與藝術雙重追問。是時，明室後裔朱耷用簡約空靈的線質，抒發內心的沉痛與身世的飄泊，其“八大山人”名款似“哭”似“笑”，寓意甚深。書法至清，受時代所迫，未及高古，帖學日漸式微，金農、鄭板橋、鄧石如、伊秉綬、何紹基、趙之謙、張裕釗、楊守敬、吳昌碩、康有為皆崇尚碑學，躬身履踐，一洗時風之靡弱。碑派的興起，其書學意義就在於將審美視野投向帖學之外，在漢魏碑刻中尋求新變，為書法史提供創構新我的獨特範式。然今站在學術立場對碑派實踐進行深度省察，倘若一味以筆師刀，追奇尚異，令筆法支離粗鄙、生硬造作，易致學書者迷離方向，難以走向深刻。新文化運動以後，書法在東西方文化踫撞交融及現代文明進程中，漸漸脫離實用，展廳視覺功能日益放大，書法的文化基因與精神內核正悄然流失，傳統書法面臨前所未有的時代嬗變。在此百年間，於右任、、郭沫若、瀋尹默、沙孟海、林散之、白蕉、啟功等在新、舊學問間適懷通變，足以方駕前賢而燭鋻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