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側鋒用筆研究》介評 

張西昌

     春節前夕，由湖南美術出版社發行，馮亞君所著的《書法側鋒用筆研究》一書付梓出版了，本書是作者對其碩士論文的不斷修改與完善。作為著者的中師同窗和多年好友，我基本見證了該書從選題、成型直到出版的大致過程。記得選題之初，他告訴我論文的題目是——《論‘側鋒’》，隻此三字，便為其問題意識的明確和專注而談佩。但是，據作者所言，“這個選題並不被大家所看好，在開題報告會上‘談側色變’，引來非議，多位專家規勸易題重選。”但是執拗而自信的馮亞君*終還是堅持自己的判斷與選擇，兩年的數九寒鼕，出現了喜劇般的結果，該論文以全票取得了專家們的一致好評，並獲得該年度陝西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的*論文獎。

      畢業五年間，論文幾經磨合與易稿，*終要以書的面貌問世了。雖然後來將原想的“論”字去掉，試圖削弱了言語中的“刀光”之氣，但並沒有減弱文章強烈的論述氣息和作為一篇論文的面相特征。該書分為五章，在緒論部分中，作者首先從歷史的線性角度就“側鋒”與“中鋒”的關繫問題，以及“側鋒”在書法文化景觀中的位置做了梳理與分析，進而在此基礎上引出當下學術界對該題的關注與研究現狀，並由此凸顯本題的研究價值。在第二章中，作者從技術與材料的微觀角度解析了側鋒用筆生成的物理要素。在技術環節中，作者注重技術與人身體之間的“具身性”關繫，他雖然沒有明引西方技術人類學的有關理論，但其思維與之緊密相連，而且他將身體技術放置到了歷史的語境中，由此追索側鋒生成與變遷的線狀生態。在物質材料中，作者著眼於書寫工具和材料要素的分析，闡述物質現實與圖像形態之間的關繫。接下來的第三章是作者傾注心力*的部分，主要從書法視覺形態的角度切入，以不同歷史時期的金石、碑刻和墨跡為例證，仔細分析“側鋒”的歷史軌跡以及與“中鋒”之間的關繫，並提出自己對“側鋒”文化變遷的認識，將其分為濫觴、確立、發展與變異四個階段，是其立論的重要篇章。第四章是有關側鋒美學的論述部分，借用古代傳統美學的觀念對側鋒的形態美進行分析，由此重申側鋒在書法史脈中的重要作用。*後一章的結論部分，作者言簡意賅、條理清晰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也是對全文重要論點的總結。

      閱讀全文的強烈感觸是：作為一個出色的書法實踐者，馮亞君的理論研究源於“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自我體認，而非對教育制度的程序性迎合。這種問題意識的主動性和書法實踐的體認性，都使他有感而發，並依此尋求理論的邏輯與支撐。

      就藝術形態的本體研究而言，技術應是其重要的生發環節，關於藝術的本體，人們在很長的時間裡爭論不休，有些著眼於藝術存在的物質形態，有些則強調這些物態載體與經驗之間的關繫。依此來看，馮亞君的《書法側鋒用筆研究》應該屬於後者。

     關於“技”、“藝”之辯，似乎已是老生常談，但是以形而上的思維綁架技術的做法，在學界依然屢見不鮮，這些傾向於“本本主義”的做法，使得學術研究與現實存在漸行漸遠，從而成為意識的遊戲。因而，以筆者來看，毋寧說“技”與“藝”是事物的兩面，倒不如說是兩根血管更為合適，因為前種比喻明顯使得兩者關繫有所隔離。在兩者的關繫問題上，有很多時候總是會有人陷入片面與*，並繼而陷入“技”“道”之說的傳統窠臼。其實想想，“藝”不是“技”的遮羞布，“技”也不是“藝”的“尾巴骨”。若是刻意回避書法的技術性，是不是有些掩耳盜鈴，欲蓋彌彰呢？馮亞君以三十多年來的書法實踐，深知學界研究脫離實際的虛妄之弊，故而，這也是此篇論文的精神初衷。

      筆者以側鋒為篇名在知網上查詢，隻有五條信息，而較為嚴肅的論文僅有三篇，馮亞君的研究即為其中之一。以中鋒用筆為題的專項研究也是寥寥。馮亞君在其作中對卓有真見的當代筆法研究成果做了列舉，但繫統性的深入研究尚未不多。該現像足以說明學界對基礎性和技術性研究的偏見與忽視。當然，這也反向彰顯了本書的價值與意義。

      本書研究是以技術為切入，但並不囿於技術研究的抽像理論，同時也不*終以技術為指向，而是盡量使之客觀化，由此結合書法圖像和美學分析，以實踐體認為基礎來解構和提醒玄虛的書法研究趨向。

      筆法的生成，不全然是個美學議題，而是與歷史的各種物質環境及身體行為相關聯。這種觀點已是學界共識，但如何在細節上對其予以考察和分析，則是學術敏感與能力的體現。在對側鋒產生的分析中，作者將今人與古人的言論相應和，顯現出不泥古也不謗今的求實性態度。依據文字和圖像文獻，馮亞君對斜管側執的狀態和成因作出分析，由此得出自己的觀點，即執筆法與身體行為的環境相關聯，是一種自然適應的結果，並進而認為“斜管側執是晉唐人執筆的普遍習慣，而且這一習慣直到晚明的自然書寫中依然有所保留”。“毛筆的斜執必將帶來筆鋒的側用”，故而，作者進一步對“側運”進行闡述，其中一項重要的理論支撐是，宋之前，古人書寫以小字為主，字形的逐漸增大，必然產生身體技術語言的相應變化，由此促使書法的內在變革，其中*直接的便是筆跡的形態更趨豐富。這種分析方式，使得讀者的思維不局限於法書的形態本身，而是透過作品產生對於身體行為、物質環境及歷史時空的邏輯想像。進而，作者還對書寫工具和材料的形態、結構及性能變遷進行解析，尤其是對不同歷史階段書寫材料的性能比對，重點是從紙張制作工藝的角度，對其形制和物理性予以分析，籍此探究其與筆法之間的緊密關聯，從而得出自己的觀點：“晚明以前，書法對健毫與熟紙的選擇，應當是出於側鋒用筆習慣的自然選擇。”

      如果說第二章是從點狀的微觀角度進行分析，那麼第三章則是運用史觀的線性維度，將側鋒筆法放置到書法史的語境中予以考量，這也是筆法分析更加本體化的研究方式。作者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歷代碑碣、墓志、造像記、摩崖石刻，以及簡牘、帛書、尺牘、手札、卷軸等不同法書物質載體及形式的細致析解，結合材料與字體關繫性的研究，分析中鋒與側鋒相生相克的互生問題。並且以筆法為核心，對書法史進行了簡明梳理，著重提出由於“碑刻中側鋒痕跡不顯”，從而導致了金石學對於中鋒用筆的偏愛，從而對延至當下的“筆筆中鋒”的時流予以揭示。借助材料學與技術史的觀念，作者提出了對側鋒筆法進行分期的創見，這種分析必然需要建立於對書法作品史、風格史和美學史的認知以及書法實踐的體認之上。商周時期雖有墨跡，但筆法懵懂，且受制於金石。從“篆”到“隸”的過程，纔是側鋒得以確立的時期，尤其是隸書的形成與轉變，使得側鋒用筆在觀念上得到解放，並為諸書體的產生提供了可能。從書體與筆法結合的角度，作者將魏晉南北劃分為一個階段，即為側鋒用筆的發展期。關於將明清時期定名為“異化期”，該命名聽起來似乎存有感情因素，其實作者需要表述的是，該時期“中鋒突起，側鋒旁落”，作為一種書法生態的客觀變遷，作者在審視時甚至帶入了些許個人情緒，之所以認為明清為側鋒的“異化”期，他的立場和理由是，從中鋒與側鋒的關繫來看，過於強調一種筆法的*地位，對書法本身來講無疑是有偏礙的，進而很有可能在某些層面上陷入僵化和固守的窠臼，這對書法的發展不利。通過對作者所認為的側鋒發展期和異化期的作品進行比對，我們不難發現，側鋒在形態美學上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這為作者下一章的論述做了鋪墊，同時也顯現出作者在書法修養上高屋建瓴的認知水平和膽魄。

      第四章是近乎於純理論式的論述部分，借用古代書論，作者闡發了他對側鋒美學價值的認識，從技術美學的角度來看，中鋒與側鋒是字體“骨”與“勢”的互補相生之道，在這裡，陰陽觀應該隻是一種觀念上的辯證，而非虛空理論的黏貼與迎合。因此，在筆者看來，本章若能增加圖像學的比較分析為例證，則會進一步豐富作者的論證，同時也利於讀者的理解。

      關於本書的優點，作者的導師在序言中已有中肯表述，因此本文不再重復。作為一本小題大做的專題性研究，該書無疑具有首創性，書中對於資料的梳理和運用，都邏輯嚴明，判斷敏銳，顯現出一個書法實踐者深切的問題意識和觀察角度，在當下的書法研究領域，該著無疑極具價值。通過閱讀，讀者自然會發現作者立場鮮明、注重實證、行文干淨、拒絕空談的研究個性，至於存在某些學術爭議，這不僅是作者的謙虛期待，同時也正說明了本書的價值所在。當然，正是由於本書的論述性很強，因此作為基礎稍弱的讀者來講，可能會有晦澀之嫌，這是本書的性質和定位所造成的，相信一些讀者能夠明白。

（本文作者：張西昌，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後，西安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繫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