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距離我寫《形像之外: 張大千的生活與藝術》已是 30 個年頭,回顧這段困而學之的歲月,正是個人人生從青澀轉為成熟、見解由淺而深,對藝術由空有熱情憧憬的門外漢,成為以研究為職志的專業教授的過程。然而從當年純粹隻是愛好大千書畫藝術的“粉絲”,到今天以嚴謹態度來寫這些論文,我對大千先生研究的熱情依然不減。不論是從純粹欣賞他藝術的觀眾之角度,抑或是從學術研究者的角度,他旺盛的創造力、豐沛多變的樣貌,永遠令人驚喜贊嘆。
《形像之外》寫的是大千先生定居臺灣的那段時間,我個人在他身旁的觀察。他的言談笑語、交遊經歷、見識胸襟,無不吸引並引領著年輕的我投入藝術史的世界。今天這本書則是我在藝術史學海悠遊後,將大千先生重新放置於中國繪畫史中,我仍然看到了一個巨人的身影。現在的我對他藝術成就的了解更深入而全面,年輕時靠的是直覺、感性與興味;如今則以知識與理性的分析為依歸。但是每本書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勾勒出張氏的藝術。
張氏是中國歷專業、用功的畫家之一,《形像之外》描繪了他充滿個人風格、懂得生活藝術的一面;而《借古開今》則呈現他如何以無與倫比的氣魄與纔情,把一部中國繪畫史完全消融於其藝術創作中。這兩本書皆是他的寫照,年輕時我有幸認識並親炙這位生動的藝術天纔,如今隨著個人知識的成長,更能深入地闡明他的繪畫與中國藝術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繫。他的藝術作品,不但有顛倒眾生的魅力,所蘊含之承先啟後的精神,可以比美他所“借古”的對像——董源、董其昌、石濤、八大等大師之作,巍然矗立於中國藝術史中,為後繼者樹立一座標杆。
這本書的部分是張大千與他的時代,文中分別審視: 他早年在上海藝壇崛起的足跡,似乎已為他日後的成就揭開了序幕;他與溥心畬於 20 世紀 30 年代獲得“南張北溥”之稱號,80年後,當後人回眸而視,兩人所代表的時代的意義自然浮現。
第二部分則著重在對他青綠山水早、中、晚期的探究。我一直認為張大千對於顏色的使用大膽而敏銳,無人能及,他是中國畫家中用色成功也獨特的,直比西方現代的抽像表現主義。而他對色澤的靈敏與過人天分,不單表現在晚年大開大闔如天風海雨的潑彩畫,早年的青綠山水就已見端倪,而這一切都根植於中國的傳統之上。中國繪畫史上至今仍受我們仰望、已經成為經典的大師李公麟、趙孟
、錢選、董其昌、陳洪綬,莫不如此。張大千入古既深,復能超脫而出,也正因如此,他的藝術永遠新穎、多變又迷人。
第三部分寫的是他的自畫像與仕女畫。他曾作過上百幅自畫像,數量上可能為歷史之。他也是近代畫家中首見,並長期以作自畫像為社交及自我宣傳用途的,其中除了反映出畫家個人的心理狀態,同時也深富時代意義。他的自畫像,不僅讓觀者了解他的一生,還仿佛重溫了大半部中國人物畫的歷史。他筆下的美女一直是眾人矚目的對像——有人喜歡,有人議論。文中對他美女圖像中的投射對像做了些猜測推斷,大致符合他生平所遇“紅顏知己”及他浪漫多情的逸事。他的仕女畫比他的山水畫,更能讓人一窺他的感情世界,見到他“情之所鐘,正在吾輩”的一面。而他在傳統仕女畫中別具手眼地加入許多素,如攝影、京劇、浮世繪等,自屬創舉。
今春我在“宋代書畫”課程中為學生授課時,有兩個片段觸動了我的回憶,古今的因緣際遇和歷史的奇妙偶合,思之不禁令人神馳!
其一是北宋米芾在《畫史》中記載,一次書畫聚會中,眾人圍觀一幅瀋括聲稱由某藏家收藏已久的王獻之作品,為米芾當場戳破:
豈有我自己寫的作品自己認不出來的道理?這桀驁不馴、狂放自信的口吻像極了年少氣盛的大千先生。當年北平著名的收藏家陳半丁家舉行聚會,當陳在行家面前“秀”出他生平得意的石濤藏畫時,卻遭張大千當眾一一指出,這套石濤冊頁中的構圖、題款、用印等,如果不是他張大千“造”的,焉能如此如數家珍呢?不禁令老前輩們也為之驚絕。這一場景,八百年之間似曾相識。張大千可不是蔡京口中“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的米芾再生,他是中國畫史中所僅見的天纔書畫家、鋻賞家、藝術理論家在 20 世紀的化身!
又有一次在欣賞南宋馬遠的《西園雅集圖》時,畫面上的兩株巨松,讓人聯想到此畫畫的是南宋貴公子張镃在南湖園家中雅集。而這位張公子首創在酒肴絲竹樂聲中,暗香發處,群姬著白衣而發上簪紅牡丹,著紫衣則簪白花,著鵝黃衣則簪紫花,著紅衣則簪黃花……在牡丹名詞的歌聲中、燭光香霧中,賓客們醉了……恍如到了仙境。這位南宋唯美教主所創造的情調,幾乎於 20 世紀再現於摩耶精舍,隻是張大千欲將牡丹易之以梅花而已……在我心目中,大千先生在實踐園林、服裝、飲食等生活藝術的美學上,正是 20 世紀獨領風騷、舍我其誰的不二人選!往事歷歷,雖真實而幻境仿佛之,我像宋代張镃南湖園牡丹盛會中的賓客一般,也參與了大風堂的這場心靈與感官之美的饗宴!至今仍醉心,猶如經歷了一場仙遊之夢。大千先生的風範與美學,還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不僅展現出了 20 世紀精彩的中國傳統“藝術家”的樣貌,他本人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國藝術史!後於書名上,我在《借古開今:張大千的藝術之旅》與《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張大千的藝術》之間難以抉擇。前者借用石濤之句,後者則出於蘇東坡盛贊唐代“畫聖”吳道子之名句。由於蘇東坡與石濤皆是大千先生畢生向往的典範,因此用他們的語句來刻畫大千的藝術,既貼切也合於典故。
有人評斷大千先生的一生作品,若無晚期的潑墨潑彩新風,前半生不過是個出色的仿古家罷了。我則認為他一生作品無不是“借古開今”或“以復古為創新”的腳注,隻是前期、中期不若後期創新腳步之大與開一全新境界而已。思及中國近代另外兩位傳統型大師齊白石與黃賓虹,前者年近六旬纔開始“衰年變法”,後者對筆法墨法的真正突破是在 60 餘歲以後,對照著張大千的潑墨潑彩出現於 1960 年(61 歲)以後,便知這些大師們的“晚熟”絕非偶然。張氏晚年的創新,靠的正是前 60 年在“借古”上下的功夫。而坡翁的跋語“寄妙理於豪放之外”不僅描繪了大千“用細筆則如春蠶吐絲,粗筆則如橫掃千軍”的風格,上一句“出新意於法度之中”亦是對大千作品的傳神寫照。他的作品風格豪邁、迭出新意,但背後卻是多年的苦練修為,纔能達到晚年的從心所欲而不逾法度,且又無一筆不如意。若無早年苦心經營的“法度”,哪能在晚年泉湧而出與世界潮流完全接軌的“新意”?
付梓前夕,忽然東坡居士“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之句浮上心頭。在文學與藝術的國度裡,張大千與他所心儀的蘇東坡、石濤一樣,都是千古難遇的“豪傑”。不管歷史如何後浪推前浪,20 世紀的張大千,是在民國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及激蕩中誕生的一顆明星。在群雄(家)並起,宛如驚濤駭浪卷起千堆雪的時代浪潮中,他慧心獨具,以巨匠之手,熔鑄古今,開一代風氣之先,必然與蘇東坡、石濤一起前後呼應,登上歷史的寶座,完成他自己在用印中所預示著的“不負古人告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