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相機共同生活，而非使用相機，這是我的信仰。如果你拍得夠多，突然有一天，相機就會接管一切，然後，你就能看到所有事物的意義。無需你催促，它自會發生。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視覺生活。非常罕見。”

遷徙的母親

多蘿西婭蘭格（Dorothea Lange）差點沒有拍到她那張出名的照片《遷徙的母親》。那是1936年3月初，一個寒冷得令人難以忍受的鼕天的末尾。為拍攝加利福尼亞州農場移民工的工作與生活狀況，多蘿西婭在路上奔波了將近一個月，已不堪重負，筋疲力盡。她收起自己那套笨重的攝影器材，沿著101號公路向北駛去，她想回家讓自己舒緩一下。當驅車經過加利福尼亞州的尼波莫（Nipomo），一塊小小的手寫標志牌一閃而過——“摘豆者營地”。她的腳仍踩在油門上。

一年前，多蘿西婭來過尼波莫，拍攝政府委派的個項目。她知道這些流動摘豆者的境況很淒慘。她一邊開車，一邊自我激辯：“關於這個主題的負片你還嫌拍得不夠多嗎？隻是為了再添一張重復的？”又開了20英裡，幾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車子一拐，回頭了。

兩周的雨夾雪以及持續的雨水導致了鏽枯病，毀掉了豆作物。沒有工作，沒有錢買食物。多蘿西婭走向“饑寒交迫而又絕望的母親”。母親與孩子們擠在一頂破爛的帆布帳篷下，一家人就靠地裡撿來的冰凍蔬菜以及孩子們打死的鳥充饑。速戰速決，多蘿西婭隻簡單拍了幾張就回到自己的車裡，啟程回家。

多蘿西婭知道這些饑寒交迫的摘豆者等不及華盛頓那些人的行動。他們需要的是緊急援助。她衝洗了這些困頓家庭的負片，並火速發了幾張照片給《舊金山新聞》。她的兩張照片配合一篇文章在3月10日發表，聯邦政府迅速撥了兩萬磅食品給這些移民工。

《舊金山新聞》報道說多蘿西婭“踫巧”在尼波莫。不過很明顯的一點是，多蘿西婭當時正在101號公路上飛馳，所謂的“踫巧”其實隻占一小部分。精心磨練的技巧、犀利的眼光，以及悲憫之心讓她得以“看到”這幅影像。同樣重要的是她的內心驅動，讓她能夠在公路上轉彎並駛向營地：終其一生，她總是罔顧惡劣的工作環境，超越身體的極限，超越令其日益衰弱的健康問題。“你無法拒絕那些必做的事情，不管有多大代價。而對於我，總是要拼搏到底。我深知那後的拼搏。我活在後的拼搏中。”

童年

有兩個悲劇像郵戳一般印在多蘿西婭的童年裡，它們打碎了這個家族自乘坐三等艙登陸美國以來一直苦心經營的體面。19世紀50年代末期，多蘿西婭的祖父母從德國開啟了一場艱辛的遠洋航行，他們睡甲板下層粗糙的上下鋪，喫自己隨身攜帶的干糧。像成千上萬的其他德國移民一樣，他們的冒險局限於新澤西州的霍博肯地區。他們同自己的許多兄弟姐妹一起移民，他們中有熟練的雕工、音樂家、教師以及裁縫等。所有人都努力工作，而三等艙很快就成為一個緘默的秘密。到了多蘿西婭父母結婚的1894年，雙方的家族都已躋身霍博肯德國聚居區的新興中產階級。她的父親，亨利努茨霍恩（Henry Nutzhorn）是一家小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她的母親，瓊蘭格努茨霍恩（Joan Lange Nutzhorn）是教堂合唱團的獨唱。他們租了一座赤褐色的豪華宅第，並雇了一個女傭來照料家務。

多蘿西婭於1895年5月26日在家中出生。六年後，她的弟弟馬丁也出生了。多蘿西婭聲稱她天生就容易疲勞。“我這一生都感到疲勞，每天如此。我記得在我還隻有十來歲時，就已經感覺累到人類的極限了，隻因為這樣累得不行，我希望自己可以永遠睡過去，不再醒來。”但事實上，她這容易疲勞的毛病可能並非天生，而是1902年夏天她七歲時感染小兒麻痺癥遺留下來的。

病毒攻擊到多蘿西婭的右腿神經，導致肌肉和筋腱萎縮。因為不知道這病如何傳播，也不知道如何治療，驚恐的鄰裡對她的父母和家人避之唯恐不及。病人被隔離，他們的衣服和玩具被焚燒。當多蘿西婭的高燒終退去，“危機”也結束了，她受傷的右腿使得她走起路來總是先微微低下右肩，然後拖拉右腿向前，隻能如此一瘸一拐。

盡管違背公共健康知識，小兒麻痺癥還是被視為一種下層階級疾病，與貧窮、肮髒、逼仄聯繫起來。與病痛相伴而來的是羞恥。她們去拜訪醫生，多蘿西婭能感受到母親在面對醫生的權威時的低三下四。而如果在街上她們發現有認識的人，瓊就會強調：“要盡可能走得好看一點。”多蘿西婭恨她母親太在意別人的想法。

她虛弱的右腿很難一直支撐下去，很快其他的孩子就給多蘿西婭起了個綽號“跛子”。小兒麻痺癥及其跛腿後遺癥深深地改變了她的人生。後來，她說：“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一生中遇到的重要的事情。它塑造了我，指引了我，教導了我，幫助了我，也羞辱了我。所有一切盡皆集於此。”

有一天，多蘿西婭在她父母的書架上閑翻，發現了一大卷莎士比亞戲劇。她狼吞虎咽地讀著。她愛這些故事。亨利和瓊都不相信她真的讀過書上這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他們笑她，問她看過的內容。喫驚的父親意識到她真的讀過這些戲劇後，雇了一輛馬車，帶著她去看《仲夏夜之夢》。他們到達的時候已經滿座了。父親讓她騎在自己的肩上，整整一個晚上的演出，他都站著。對多蘿西婭來說，那是一個神奇的夜晚。

別人注意不到的日常事物，多蘿西婭卻總能看在眼裡。她的祖母索菲亞，一個倔強的喜怒無常的女人，是個精巧的裁縫。她經常把布攤在橢圓形的胡桃木桌面上，然後用提花輪標好接縫。經年累月，提花輪的針尖留下了幾百道由細點構成的線條，終在桌面上布滿了弧形的虛線，在多蘿西婭眼裡，這就好像一幅現代設計作品。

一天，她偷聽到自己的祖母索菲亞用德語方言對母親瓊說：“這個小姑娘腦裡有根弦。”多蘿西婭的母親追問這句話什麼意思，但多蘿西婭懂得。她對構圖和設計有一種天生的直覺，知道“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含糊的”。

1907年，多蘿西婭12歲，全家因為三個月沒交房租而被趕了出來。他們一家徹底破產了，瓊不得不變賣了一些珠寶纔能支付女傭的費用。瓊、馬丁和多蘿西婭被迫搬到索菲亞那裡，與祖母同住。一個警察很快上門，說要起訴亨利。但他已經不見了。亨利留了胡子，用一個化名離開新澤西，去了布魯克林。說不清他逃亡的具體原因，但似乎是他濫用律師公信、挪用資金或犯了欺詐罪。許多年後，在一張他們當年被驅趕的那座房屋照片背面，多蘿西婭寫道：“在這座房子裡，我被小兒麻痺癥擊中。在這座房子裡，我一直生活到一件確鑿無疑的極壞事情降臨到這個家裡。那年，我12歲。”

驟然間，瓊必須得找到一條養家的路子。她在曼哈頓下城東區一家圖書館找了一份工作。多蘿西婭不得不離開霍博肯的學校，和母親乘渡輪來到曼哈頓，然後跟著她步行到圖書館。多蘿西婭在62號中級公立學校繼續讀她的七年級，學校在海斯特大街上，“在血汗工廠、手推車、頑固的猶太人、蜂窩式公寓區之間”。學校人滿為患，全是來自東歐的猶太移民。“我是3000猶太人中的一個外邦人，一個。”多蘿西婭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局外人身份，領會了“什麼是少數派。我是少數派中的少數一個”。她恨那擁擠的教室、那乏味的課程、那長長的走廊——走廊裡，喧嘩騷動的學生從她身邊呼嘯而過，奔向教室。

放學後，她本應該在圖書館的員工室裡學習，直到母親下班。但多蘿西婭卻把家庭作業推到一邊，開始閱讀從圖書館書架上取下的書，細讀上面的插圖。此外，她也會好幾個小時站在員工室窗戶邊發獃，望著下面密集的公寓，觀察那些移民家庭。

一周有兩天，她母親要工作到很晚，於是多蘿西婭就一個人走回去。她必須穿過柏威裡街纔能到達克裡斯托弗街的渡輪。柏威裡街上經常有絕望的男人喝醉了酒，沿路躺著。她總是害怕，但她學會了隱藏自己，小心翼翼地挪步，保持中性的舉動，這樣男人們就不會注意她。多蘿西婭稱此為她的“隱形鬥篷”，在她作為攝影師的生涯裡一再使用。

到了高中，多蘿西婭會裝作帶著書本去學校，然後轉變路線穿過曼哈頓，溜入博物館、畫廊，或者買一張便宜的劇院日場票。她的朋友弗羅倫斯奧斯隆有時候會和她一起，但通常都是她自己一個人。她不會讓跛腿束縛住自己。她去中央公園，或者橫穿曼哈頓直到百特瑞隧道。她把全部時間用來觀看，觀看在身旁繁忙流動著的曼哈頓生活之流。

在很長時間裡，多蘿西婭並不知曉其他人未曾看到自己一直注意的那些事物。在傍晚的光線下，透過公寓的後窗望出去，她看到樓房間橫斜交叉的晾衣繩，衣物在風中飄，吹鼓脹了，啪啪地響。“在我看來，很美。”她說。她的同伴回說：“在你看來，什麼都美。”多蘿西婭喫了一驚。她原以為人人都能看到她所察覺的那些，以為他們隻是都不說而已。

對多蘿西婭而言，這是執拗而反叛的年齡。“我是一個迷失的孩子。”她後來這樣說。祖母索菲亞酗酒太過，邋遢而混亂。她父親突然露面了，寫信給她和馬丁，說要見一見，安排在某個公共場合，然後就又消失數月，每每如此。“我有自己的問題需要解決。”18 多蘿西婭評說。她盡可能多地不待在家裡，不待在學校。在外面閑走，觀察街頭眾生是她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