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戰地攝影記者的讀後感
劉旭陽：
你好，
看了你的書，作為一個曾經的戰地攝影師，我想和你談談我的想法。現在，關於攝影的出版物，太多聚焦在抽像理論、技巧速成和給出各種定義上，我很高興能看到這樣一本描述當代攝影師各不相同的拍攝經歷、采訪體驗和自由觀點的作品。
關於戰地記者的定義？它應該是沒有定義的。
我不習慣別人問我：“劉先生你做的是什麼攝影，是新聞、人文還是紀實攝影？”人們總是喜歡把你放在一個人為設置的小盒子裡面，他們纔知道你在做什麼。我們不能刻板化戰地攝影的含義，因為這樣隻是加重了大眾對新聞攝影的誤解。
人們提到我總喜歡說戈爾巴喬夫那一張作品，而我其他獲獎的照片，其他題材的照片，中國人其實看到的並不多，為什麼？
這不是你或者誰的問題，因為在中國的土壤裡，在我們的教育裡，“戰地記者”被擱置在了一個很特別又很微妙的地方。曾經，我作為戰地攝影記者報道過6 場戰爭，當我回到中國的時候，我發現人們都在談論卡帕、談論唐·麥庫寧（Don McCullin）、談論拉裡·巴羅斯（Larry
Burrows），也談論斯坦利·格林（Stanley
Greene）和黃功吾，我和後兩位曾經一起在采訪中工作過，我發現他們都被人為地賦予了獨特的意義。戰地記者，首先是一個記者，他們並不是為了戰爭而生的人。戰爭的發生有它們自己的原因，作為記者，我們的工作內容就是哪裡發生重大事件、哪裡有新聞我們就去哪裡報道。但是在中國，敘述故事時往往習慣給出設置好的正反兩派，然後正義的一方戰勝邪惡的力量，戰地攝影師成了一種具有英雄色彩的傳奇被傳頌。
一想到戰爭，讀者的潛意識就會認為戰地記者是崇高的。我並非否定戰地記者，戰地記者實際上反映的是一種記者的工作責任感。但是，由於這種習慣，中國人總會把戰地記者放在正義的一方，或者貼上代表進步的標簽。隨著越來越多像你這樣的人從國外留學回來，又把對戰地記者這個概念帶入到中國，人們越來越認為戰地記者是特別了不起的人，他們站在特別崇高的位置。但是你從生活（Life）雜志、西方新聞報道以及幾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來看，你會發現這是西方新聞記者都會去參加的工作，是很平常的。有一些人因為報道做得好，媒體就會派他再去下一個戰爭報道，逐漸他就會成為一個戰地記者，比如現在在中國教書的CNN 記者彼得·阿內特（Peter Arnet）。但是，對於戰地記者，我們的態度不應該是炒作，戰地記者不應該成為一些好名利者自我炒作的幫手，不能以“我出現在炮火邊緣我就很偉大”來自吹自擂。要時刻記住，從攝影角度來說，一個好的戰地攝影師的地位並不比一個出色的人像攝影師、藝術攝影師要高級。
好的照片的標準是什麼？怎麼纔能拍出一張好照片？
我們可以有答案，但不止一個答案。
很多年輕人問我，劉老師，我怎麼纔能拍出你那樣的照片，你給我劃一條直線出來，我按照你說的去做。我很直接地說，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誤導你們。
我認為評判好照片沒有標準答案。它是當你在現場遇到這些畫面的時候，你抓不抓得住，怎麼抓住。這跟你個人很有關繫。我們在討論攝影的時候，應該步步做加法，而不是步步做減法。
正如你在書裡所描繪的那些戰地攝影師們的種種經歷，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性格特點、報道手法以及對新聞事件的觀點態度，這些纔是我們和讀者不應該忽略的內容。相機對於我和大部分攝影師來說，隻是一種工具。
以我多年的戰爭報道經驗來看，攝影師的知識結構、觀察能力、溝通能力以及毅力和恆心都是決定後畫面的要素。有些記者，因為知識面狹窄，不擅長觀察，不懂與人溝通，自然做不出好的報道；而另外一些人，他們準備充分，善於與他人合作和溝通，自然就可能做出好的內容。
我們總是習慣把攝影、新聞攝影割裂開來，攝影師、攝影記者如果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在炮火中與被拍攝者建立互相信任的關繫，就很難拍出好作品。同樣的，去拍攝一個政治領袖、一個演藝明星、一個普通百姓，如果不能夠在短時間內與他們建立一種微妙的信任關繫，攝影師會因為觀察不全面，錯失一些重要信息。
中國的讀者們總是喜歡尋找成功的捷徑，比如現在大家都在學馬雲，好像知道了人家的工作方法，自己就一定也會成功。這是錯誤的。我們現在思考問題，還存在誤區。不存在“成為好攝影師”的單一的、固定的路線，而是條條道路通羅馬。我們要去了解攝影作者的工作方式、方法，性格、態度和觀點。你看，杜修賢入行的時候文化層次不高，可後來也成為新華社很好的攝影記者；有些攝影師是很好的工程師，如馬克·呂布；有一些在入行前是醫生。
別人問我“你為什麼總是在恰當的時間出現”，我想他們問這個問題，其實並不完全是在說攝影。無論在任何時候，我都會時刻讓自己的相機裡面保留著空白膠卷，因為我不希望當我面對重要時刻的時候，手上沒有可以用的空白膠卷。這其實也是一種攝影之外的素養。
對於我來說，你這本書的價值就是那每張照片背後鮮活的拍攝細節，這些能幫助讀者去理解一幅照片的畫面、手法、觀點和背景。反之，我們不應該用獲獎或者戰地攝影師或者馬格南這樣的光環去推銷。我們今天很多的攝影評論家，說來說去也不說照片，不圍繞圖片和新聞，交代拍攝時的背景、情景，至於作者在事後對自己的攝影作品是怎樣判斷的，從來都不談。這樣做的後果就是，新聞攝影被架空、被學術化、被理論化，遠離讀者和作者。
以我個人的采訪經歷來說明，當你把在戰場上攝影師遇到的各種困難、拍攝的限制等等敘述出來的時候，讀者也就更容易去理解一張照片，為什麼他不是這樣拍，而是那樣拍。在當時的瞬間，拍攝者什麼是可為的，什麼是不可為的，作者是戴著什麼樣子的“眼鏡”去觀察新聞事件，怎麼理解前因後果，作者的同情心在哪裡，為什麼會有同情心，過程是怎樣的，有沒有內心的糾葛和矛盾。在很多好照片的背後，都是有很多智慧在其中的。比如，我在北京和莫斯科采訪的時候，其他人因為種種原因放棄了，而隻有我堅持留在那裡，獲得了獨家的照片。這就是攝影師在攝影之外的智慧。
數字技術對新聞攝影的意義？
當下，很多人都對職業新聞攝影師的未來感到焦慮，但是如果你仔細研究，你會發現所有攝影內容的展覽，包括現代傳播集團在2014 年參與舉辦的Photo Shanghai 攝影展覽，參觀的觀眾比其他當代藝術的展覽都要多，這是一個全球化的現像。為什麼人要去藝術館、美術館看一場攝影展覽，而另外一邊，圖片又在網絡上泛濫？
因為看作品的時候是一對一的關繫，周圍要有空間，觀眾也要有時間去欣賞作品。
Photo Shanghai 後一天還有許多人要買票去看，結果都買不到票，對我來說這意味著攝影的力量沒有在互聯網的時代減小，傳播的技術和媒體平臺在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攝影師的工作方式和經濟來源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是這個變化不可能會改變我們看待攝影、評價作品的方式。就好比，今天有了新的技術，我們明天就可以否定莎士比亞嗎？
我們應該看的是照片，而不僅僅是它的標簽。經典就是經典，好的照片體現的是我們對人類的觀察。重新翻看那些歷史上的經典照片，我發現我離不開它們，因為它們承載著我們人類的共同記憶，這就是攝影的魅力和挑戰。
在數碼的年代，技術給我們的攝影帶來了無限的可能性，同時也減弱了人們觀察的時間和思考的時間。當年我在做圖片編輯工作的時候，在編輯部，每天要看很多很多照片，去判斷哪些是值得刊登的那一幅。但是現在，你可以看到的影像太多太多。好比我問你，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哪一張照片你還記得？你不能很快地回答出來。因為你每天看的圖片太多太多了。
雖然時代在變化，但攝影獎項仍然不能完全由讀者投票來決定，還是要有專業的評委來評選，我們需要觀點。我當過“荷賽”的評委和大師班的老師，每一年我們都要在爭吵中纔評出年度照片的獲得者。有一年的“荷賽”評選中，我們選擇了華盛頓郵報的攝影記者拍攝的一組車臣的照片，一個當地小孩子在汽車上的表情打動了包括我在內的評委們。有時候，並不是戰火和硝煙纔是好照片的要素。我們看照片，實際上看的是攝影師在照片背後的表現出來的觀察力和思想力，作品能否打動人，即終要回到人文。
我現在把自己曾經獲得的攝影獎都擺在角落，為什麼？因為我們，包括你我，不應該活在獎項的光環之下，人們應該生活在那些有意義的畫面裡而不是名利的相框裡。
劉香成，策展人、著名攝影師、“荷賽”大師班亞洲推委。2015 年1 月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