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與時間

陳丹青

大約2002年，上海雜志《藝術世界》編輯餘雷慶女士要我談談攝影，我就寫了隨筆，單講紐約小畫廊看到的一枚老照片：有位中國士兵倒在泥漿裡，滿臉血污，不知死活。

那是我頭一回貿然議論攝影。此後十來年，餘編輯和其他朋友陸續約我談攝影，我都輕率地寫了，分別收入自己的集冊，現在依從理想國的建議，集攏為這本書。

當我寫頭幾篇攝影隨筆時，還在用膠卷，然後跑去洗印鋪，翌日取回照片。如今想來，那像是遠古的記憶。此刻我捏著帶有三鏡頭的iphone，隨手拍攝，隨時從圖庫的數千枚照片中選擇發送，或點擊刪除，像扔個煙蒂那樣。

現在偶爾遇見舉著攝影機的家伙—雖然機子裡並沒膠卷—我像是目擊攝影的前世。膠片攝影，無疑成為古董了。攝影史的偉大攝影家們，也成了古人。古人拍得多好啊，尤其是黑白照片。人類再不會有另一個委拉斯凱茲、另一個塞尚，也不會有柯特茲與布列松。真的，再不會了。

如今人們拍照，是為私人間發過來、發過去。一個無限民主的圖像時代，攝影的功能和價值因此被改變了什麼，我不知道。好在今人拍成的數碼照片都會成為古人和古董：垃圾般的古董，古董般的垃圾。

談論攝影可能是徒勞的。攝影不與言辭合作。過去幾年，我有幸兩度受邀參與阮義忠先生的獎項評議，與近乎偉大的—所以是“古典”的—當代攝影人呂楠坐在一起。我發現所有本土參賽者仍抱著“古代”的妄想，試圖用數碼相機拍出“古典”作品。評獎總是很難，並非誰更好，誰不及，而是，沒人知道照片若干年後的命運，因為“時間”並未參與評獎。

此即攝影的命運。倘若後人願意看看今時的哪張照片，恐怕是為了照片歷經的“時間”。

手機使拍照變得太容易，“攝影”，卻更難了—倘若攝影人依然渴望照片成為作品—在這個新媒介驅逐老媒介的時代，攝影的同義詞是“轉發”，每個手機等於小小的出版社、通訊社，而“攝影”“作品”“出版”“通訊”等，恐怕都成了“古典”詞語了。

今年六月，李振盛先生去世了，我有幸認識他，一個達觀的老人。當然，他是“古典”攝影家，雖然晚年也用數碼拍照，但他曾將早年扣留的“時間”藏起來。他在等候出版嗎？在他隱匿膠片的年代，根本望不到出版的可能，所以他耐心等待“時間”。他等到了。

但時間不過問攝影。而一切攝影與時間難解難分。眼下，我們隻管時時刻刻拍照，時時刻刻轉發吧。

2020 年6 月26 日寫在烏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