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  一個記憶回來了

寫作過程讓我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
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事物所活著。

一個記憶回來了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
初的歲月
(這是我早接觸到的文學，在大街上，在越貼越厚的大字報前，我開始喜歡文學了。)
爸爸出差時
(生活是那麼的強大，它時常在悲傷裡剪輯出歡樂來。)
可樂和酒
(對我兒子漏漏來說，“酒”這個詞曾經和酒沒有關繫，它表達的是一種有氣體發甜的飲料。)
醫院裡的童年
(如今，那座醫院也已經面目全非，我童年的醫院也已經逝去了。)
恐懼與成長
(他對世界的了解，那些真正屬於自己的了解，就是在不斷的恐懼和不斷的克服中完成，一直到他長大成人。)
父子之戰
（父與子之間存在著的那一層隱秘的和不可分割的關繫，那種仿佛是抽刀斷水水更流的關繫，其實是父子間真正的基礎。）
錄像帶電影
（錄像帶電影《野草莓》給予我的感受是：我終於看到了一部真正的電影。）
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就是這一刻，我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一生應該怎麼辦，我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我開始寫小說了。）
我的份工作
（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萬張開的嘴巴構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憂。）
縱論人生，縱論自我
（我今天不縱論天下，也不縱論文學，文學我說得太多了，已是陳詞濫調，我就縱論人生，縱論自我。）

第二輯  文學•音樂•旅行

新的時代來臨之際，亦是對過去時代大師們重新理解的開始。

我初的閱讀與寫作
（作家是什麼？就是把別人的故事告訴別人，再向別人要錢的那種人。）
我的文學白日夢
（我喜歡生活，不喜歡工作，所以我更喜歡寫作長篇小說。）
一個作家的力量
（我想這就是一個作家的力量，無論他身在何處，他的寫作永遠從根部開始。）
關於回憶和回憶錄
（生平和業績所勾勒出來的人生僅僅是這些人物生活中的一部分，還有更多的不為人所知的部分。）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是兩座博物館，所要告訴我們的是文學上曾經出現過什麼。）
博爾赫斯的現實
（博爾赫斯通過敘述讓讀者遠離了他的現實，而不是接近。）
契訶夫的等待
（幾近無限的文學有時候會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三島由紀夫的寫作與生活
（三島由紀夫作品中所迷戀的死亡和鮮血，終於站了出來，死亡和鮮血敘述了三島由紀夫。）
我的書遊蕩世界的經歷
（這是我次在國外簽名，當然，我沒有寫自己的名字，我寫下了“中國”。）
音樂的敘述
（音樂裡隻有敘述的存在，沒有其他的存在。）
音樂影響了我的寫作
（音樂的歷史深不可測，如同無邊無際的深淵，隻有去聆聽，纔能知道它的豐厚。）
靈感
（人們所以要解釋靈感，並不是他們知道靈感，而是他們不知道。）
色彩
（一個男人一旦精通了色彩，那麼無論是寫作還是調情，都將會所向披靡。）
在日本的細節裡旅行
（日本的文學作品在處理細部描述時，有著難以言傳的豐富色彩和微妙的情感變化。）
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筆記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會帶去不同的文化風俗和意識形態，也會帶去矛盾和衝突。）

第三輯  活著，為了講述

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努力更加接近真實。
我的這個真實，不是生活裡的那種真實。
我覺得生活實際上是不真實的，
生活是一種真假參半、魚目混珠的事物。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我們發展的速度應該慢下來，這匹脫韁的野馬應該跑累了，應該放慢腳步了。）
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
（沒有一種生活是可惜的，也沒有一種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滿了財富，隻不過看你開采了還是沒有開采。）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
（世界上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也沒有一個人生是可以替代的。）
別人的城市
（我的回憶就像瓦楞草一樣長在那些低矮的屋頂上，還有石板鋪成的街道、伸出來的屋檐、一條穿過小城的河流。）
我與東亞
（我把幾封約稿信攤開來向我父親展示，父親問我什麼意思？我說，我出名了。）
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裡
（每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一個記憶回來了


    潘卡吉•米什拉問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說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後來這個趨勢減少了，為什麼？”
    這個問題十多年前就纏繞我了，我不知道已經回答了多少次。中國的批評家們認為這是我寫作的轉型，他們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文章，從各個角度來論述，一個作品中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餘華，是如何轉型成一個溫情和充滿愛意的餘華。我覺得批評家們神通廣大，該寫的都寫了，不該寫的好像也寫了，就是我的個人生活也進入到了他們的批評視野，有文章認為是婚姻和家庭促使我完成寫作的轉型，理由是我有一個漂亮的妻子和一個可愛的兒子，幸福的生活讓我的寫作離血腥和暴力越來越遠……這個問題後來又出口到了國外，當我身處異國他鄉時也會常常面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情景，十多年來人們經常向這個餘華打聽另外一個餘華：那個血腥和暴力的餘華為何失蹤了？
    現在，我的印度同行也這樣問我，我想是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應該發布一個非盜版的回答。需要說明的是，回答這個問題的家伙是《兄弟》出版之前的餘華，而不是之後的。法國評論家Nils C.Ahl說《兄弟》催生了一個新的餘華。他的理由是，一本書有時候會重塑一個作家。一些中國的朋友也說過類似的話，我本人十分贊同。於是《兄弟》出版之後的餘華也許要對兩個失蹤了的餘華負責，不是隻有一個了。如何解釋第二個失蹤的餘華，是我以後的工作，不是現在的。
    1991年、1992年和1995年，我分別出版了《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就是這三部長篇小說引發了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討論，我就從這裡開始自己的回答。
    首先我應該申明：所有關於我寫作風格轉型的評論都是言之有理，即便是與我的寫作願望大相徑庭的評論也是正確的。為什麼？我想這就是文學閱讀和批評的美妙之處。事實上沒有一部小說能夠做到真正完成，小說的定稿和出版隻是寫作意義上的完成；從閱讀和批評的角度來說，一部小說是永遠不可能完成或者是永遠有待於完成的。文學閱讀和批評就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如同是給予世界很多的道路一樣，給予一部小說很多的闡釋、很多的感受。因此，文學閱讀和批評的價值並不是指出了作者寫作時想到的，而是指出了更多作者寫作時所沒有想到的。一部開放的小說，可以讓不同生活經歷、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獲得屬於自己的理解。
    基於上述前提，以下我的回答雖屬正版，仍然不具有權威性，純屬個人見解。因為一部小說出版以後，作者也就失去其特權，作者所有針對這部小說的發言，都隻是某一個讀者的發言。
    我的回答由兩個部分組成。部分是為什麼我在1980年代的短篇小說裡，有這麼多的血腥和暴力；第二部分是為什麼到了1990年代的長篇小說裡，這個趨勢減少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並不容易，不是因為沒有答案，而是因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為一位小說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選擇，我可以滔滔不絕地說上幾天，把自己說得口干舌燥，然後發現自己仍然沒有說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著被我說出來。
    經驗告訴我，過多的答案等於沒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隻有一個。所以我決定隻是說出其中的一個，我想可能是重要的一個。至於是不是那個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
    現在我又要說故事了，這是我的強項。很久以來，我始終有一個十分固執的想法，我覺得一個人成長的經歷會決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基本的圖像就是這時候來到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如同復印機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復印在一個人的成長裡。在其長大成人以後，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不管是偉大，還是平庸；其所作所為都隻是對這個基本圖像的局部修改，圖像的整體是不會被更改的。當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覺得是自己成長的經歷，決定了我在1980年代寫下那麼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我念小學一年級；“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高中畢業。我的成長目睹了一次次的遊行、一次次的批鬥大會、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還有層出不窮的街頭群架。在貼滿了大字報的街道上見到幾個鮮血淋淋的人迎面走來，是我成長裡習以為常的事情。這是我小時候的大環境，小環境也同樣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醫生，我和哥哥是在醫院裡長大的，我們在醫院的走廊和病房裡到處亂竄，習慣了來蘇兒的氣味，習慣了號叫的聲音和呻吟的聲音，習慣了蒼白的臉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習慣了沾滿血跡的紗布扔在病房裡和走廊上。我們的父親時常是剛剛給患者做完手術，手術服上和口罩上血跡斑斑，就在醫院裡到處走動，喊叫我們的名字，要我們立刻到食堂去喫飯。
    當時醫院的手術室是一間簡陋的平房，有時候我和哥哥會趁著護士不在手術室門外的時候，迅速地長驅直入，去看看正在給病人進行手術的父親，看到父親戴著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劃開的口子伸進去，扒拉著裡面的腸子和器官。父親發現我們兄弟兩個站在一旁偷看手術過程時，就會吼叫一聲：
    “滾出去！”
    我們立刻逃之夭夭。
    然後在1986年至1989年，我突然寫下了大面積的血腥和暴力。中國的文學批評家洪治綱教授在2005年出版的《餘華評傳》裡，列舉了我這期間創作的八部短篇小說，裡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達二十九個。
    這都是我從二十六歲到二十九歲的三年裡所干的事，我的寫作在血腥和暴力裡難以自撥。白天隻要寫作，就會有人物在殺人，就會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著以後，常常夢見自己正在被別人追殺。夢裡的我孤立無援，不是東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時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來的時候，我從夢中驚醒了，大汗淋漓，心髒狂跳，半晌纔回過神來，隨後發出由衷的慶幸：
    “謝天謝地！原來隻是一個夢。”
    可是天亮以後，當我坐在書桌前繼續寫作時，立刻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我筆下湧現出來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報應，晚上我睡著後，繼續在夢中被人追殺。這三年的生活就是這麼的瘋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寫作的世界裡殺人，晚上我在夢的世界裡被人追殺。如此周而復始，我的精神已經來到崩潰的邊緣，自己卻全然不覺，仍然沉浸在寫作的亢奮裡，一種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奮。
    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個漫長的夢，以前的夢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時候驚醒，這個夢竟然親身經歷了自己的完蛋。也許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夢見自己完蛋的時候仍然沒有被嚇醒。就是這個漫長的夢，讓一個真實的記憶回來了。
    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奸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鬥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後就是判決詞。
    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臺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
    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得酸痛了，纔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隻有八個字：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臺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
    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的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像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纔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
    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占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
    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隻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喫飯用的碗那麼大。
    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1989年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臺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鬥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鎮名流黑筆杆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臺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仿佛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後是判決的八個字：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臺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臺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青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
    “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
    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髒狂跳。可是與以前從畺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隻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致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復展現。
    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
    “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的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
    現在，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獃。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