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評論》：你一定知道非洲好的部分，是什麼讓你決定去那兒的？
伊薩克·迪內森：我還是個小女孩時，從來沒有過想去非洲的想法，我也無法想像一個非洲農場會讓我待得十分舒服。這也證明了上帝比我們擁有更偉大的想像力。當我和表弟布洛·布裡克森訂婚的時候，我們的一個叔叔去非洲參加大型狩獵，回來後對那片土地贊不絕口。西奧多·羅斯福當時也去過那裡打獵；東非也出現在新聞中，所以布洛和我決定去那裡試試運氣，兩邊的親戚資助我們購買農場，在肯尼亞的高地，離內羅畢不遠。到那裡的天，我就愛上了那塊土地，我感覺自在又快活，即使置身那些我不熟悉的花朵、樹木、動物中間，還有恩貢山上不斷變幻的雲朵，和我之前見過的都不一樣。東非那時真的是天堂，借用印第安人的說法，是“快樂狩獵之地”。年輕時我特別著迷於打獵，但在非洲的那些年，我對非洲各地的部落更感興趣，尤其是索馬裡族和馬塞族。他們都是漂亮、高貴、無畏且聰慧的人。經營咖啡種植園並不容易。一萬英畝的農田、刺槐，以及干旱……當我意識到我們所在的這塊臺地實在太高、不適合種植咖啡時，一切都已經遲了。我相信，那裡的生活很像十八世紀的蘇格蘭：賺錢很難，但生活在很多方面又很富足，美妙的風景，幾十隻馬和狗，還有眾多的僕役。

《巴黎評論》：海明威在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曾說：“關於有政治頭腦的作家，能確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得以長存，你讀它的時候需要跳過談論政治的部分。”當然你是不會同意的。你現在依舊相信藝術可以為某項事業“獻身”嗎？
西蒙娜·德·波伏瓦：海明威恰恰是那種永遠不想公開做任何政治表態的作家。我知道他參與了西班牙內戰，但他是以記者的身份。海明威從來沒有深刻地獻身於任何事業，所以他認為文學當中能夠永恆的是沒有注明日期的部分，是沒有任何政治瓜葛的部分。我是不同意的。有許多作家，我喜歡或不喜歡他們是和他們的政治立場有關的。過往的時代裡，並沒有多少作家的作品真正抱有政治主張。雖然人們閱讀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閱讀他的《懺悔錄》抱有同樣的熱忱，卻沒有人再去讀《新愛洛伊絲》了。

《巴黎評論》：評論家經常說您晚近的詩歌不那麼形式化，更“開放了”。他們說《地理三》中有更多的“你”，情緒範圍更寬闊。您同意這樣的看法嗎？
伊麗莎白·畢肖普：評論家說他們要說的。無論是我多麼想寫的東西，我從來沒寫過會讓自己畢生仰慕的東西。也許沒有人能寫。評論家總愛作驚人語！
《巴黎評論》：我正在讀安妮·史蒂文森關於您的評論專著。她說在您的詩裡自然是中立的。
伊麗莎白`畢肖普：是，我記得中立這個詞。隻不過不太明白她要表達什麼意思。

《巴黎評論》：你對女權主義不感興趣，是因為超出一定的水平之後，男女性別二分法對你來說就失效了？你和過去幾十年的女權主義運動保持著什麼樣的關繫？
瑪格麗特·尤瑟納爾：它提不起我的興趣。我對這樣的運動抱有恐懼，因為我覺得一名知識女性配得上一個有智識的男性——隻要你找得到—而一個愚蠢的女性和愚蠢的男性同等無聊。人性的邪惡在兩種性別中的分配幾乎是均等的。

《巴黎評論》：女性友誼作為文學新主題出現，這是不是讓你的敘事很不尋常的原因？現在所有人都承認，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沒有任何關於女性友誼的文學傳統。在之前的小說中，你講述的也是孤單女性的故事，她們沒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賴、傾訴。盡管勒達在海邊時——這也是你提到的——她很想和尼娜建立一種友好關繫。但她是自己一個人出去度假的，處於一種的孤獨，就好像她沒有女性朋友。
埃萊娜·費蘭特：你說得對。黛莉亞、奧爾加和勒達都隻能獨立面對自己的問題，她們沒有任何其他女性可以求助，可以獲得支持。隻有勒達後來打破了一種孤立狀態，想和另一個女人建立一種惺惺相惜的關繫。但這時候，她做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讓這份友誼沒有任何發展的可能。埃萊娜永遠都不是一個人，她的所有故事都是和她兒時的伙伴糾纏在一起。

《巴黎評論》：雖然你非常反感篡改歷史，雖然小說的一百五十九個人物中隻有一個是你虛構的，克倫威爾私生活的故事肯定是你編的。
希拉裡·曼特爾：這就是我需要做的。否則你就是一個偽歷史學家。

《巴黎評論》：由此就延伸出了一個新的開始的可能，一條通往未來的清晰路徑。你寫過:“繼續做新的工作，意味著繼續發展出一種讓作家自己都會意外的風格。”你近給自己帶來了什麼意外？你知道自己接下來的幾年會做什麼嗎？
珍妮特·溫特森：有一個關於王子和黑石頭的童話故事。在一座水晶山的山頂上有一位公主（或者其他價值連城的東西，被渴望的東西）。這個王子——踏上冒險之旅的英雄——想要走到公主身邊（想要得到那個價值連城的東西），他開始爬這座山。因為山是水晶做成的，特別滑，特別難爬。剛開始的一段，王子爬得還可以，緊接著，沿途的黑石頭開始對他說話。它們說：“你是個傻瓜。你為什麼要爬這座山？你永遠爬不到頂的。而且就算你到頂了，也不值得，那裡什麼都沒有。”它們還說：“你會渴死的，你會餓死的。”一路上，沿途的黑石頭都在不停地說這些話，王子越來越沮喪，他想，我永遠也爬不到頂了。當然了，後，王子爬到了山頂，解救了公主。他回頭望去，纔發現那些黑石頭都是此前爬山失敗的人的靈魂，所以它們不想看見任何人成功，隻有這樣纔能證明自己的失敗是合理的。對一個作家而言，這是個有用的故事，因為我們沿途遇見的全是這樣的黑石頭。你隻知道那個價值連城、值得的東西存在在那裡，知道你必須一直堅持不懈地去嘗試得到它。每一次，當你沿著陡滑的山岩向上攀爬，完全不知道能不能爬到頂，你該做的就是塞上耳朵，繼續攀爬。

《巴黎評論》：你能夠總結一下你作為記者的方法論嗎？

瓊·狄迪恩：我問不出什麼問題。時不時地，我會被強迫去做一個采訪，但也隻是形式而已，隻是要讓我有資格在那待上一段時間。對我來說，人們在采訪時對我說什麼並不重要，因為我不相信他們說的。有時候采訪中你會問出來很多東西，但是你從公眾人物那裡得不到這些。

當我為雷克伍德的那篇文章進行采訪時，采訪是必須要做的，因為這就是這篇文章的關鍵所在。但這些人不是公眾人物。一方面，我們在討論我表面上在調查的故事的主題，也就是“馬刺幫”，一群本地高中男生因為若干犯罪行徑被逮捕；另一方面，我們也一直在談論加州的國防工業在走下坡路，因為所有人關注的事情，這是這個城市面對的問題。在報道那個案子的過程中，我既做了很多采訪，又努力聆聽別人

《巴黎評論》：你以詹姆斯·莫裡斯的身份開始寫作三部曲。第二部寫於性別不明確的那十年，你當時正在服用雌性激素，還沒有轉換性別。第三部是以簡·莫裡斯的身份寫的。性別轉換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三部曲的寫作？

簡·莫裡斯：我不認為有影響，真的。我帶著審視影響的念頭重讀過這些書。我不認為有巨大的差異。這是以純粹的思考或者說是美學的、藝術的方法去呈現一個相對遙遠的主題。我不認為我自己的私事能對它有很大的影響……受到的影響不比我寫的其他東西多。

《巴黎評論》：這個問題的核心是：你是否覺得你的感知力都完全改變了？

簡·莫裡斯：這是不同的問題。從開始寫作三部曲到結束，我的心境是一樣的。但是我也承認我的大多數作品都是一場漫長的閑蕩，打量這個世界，同時讓這個世界打量我。我想可以肯定地說，世界對我的觀點，和我對世界的觀點都改變了。當然都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