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離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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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離紐約

按理，這該是我此生快樂的一天，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點鐘，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班機從紐約肯尼迪機場準時起飛。藍天無垠，陽光燦爛，用

了一生的等待，我終於踏上去倫敦的旅途。

然而，我對獨自出國旅行深感恐慌，何況我是做了一個意料不到的外科手術剛出醫院的人（我平時就害怕一個人去皇後區或布魯克林區，我擔心迷路），萬一有差錯，沒有人來接機，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尤其是那隻借來的猛犸像似的旅行箱，我簡直對它束手無策，挪都挪不動，更別說隨身攜帶了。

一年又一年，我盤算去倫敦進行一次朝聖之旅，可到頭來總在後一刻被一些突如其來的急事給攪黃，通常總是經濟上的不力。而這一次有所不同，從一開始，似乎就得到上蒼的垂顧。

我寫了一本名為《查令十字街 84 號》的書，它在紐約付梓幾個月之後，一位名叫安德烈 · 多伊奇的倫敦出版商把它帶去英國出版。他寫信告訴我，這本書的倫敦版會在六月推出，希望我去那裡為這本書的發行助陣。考慮到他欠我一小筆“預付款”，我回信請他把這筆錢替我存放在他的辦公室裡。我思忖，如果省喫儉用，夠我在倫敦逗留三周。

三月，《讀者文摘》買下了我的一篇文章，內容是關於書迷給我的來信的，我有幸用《讀者文摘》的支票買了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機票和一些價格不菲的衣服。末了，還支付了外科醫生的巨額賬單。

由於這次手術，好心的捐助從各個地方紛至沓來。我所屬的民主黨俱樂部沒往醫院送鮮花，他們送來的是英國哈羅德百貨公司的禮品券。一位剛從倫敦回來的朋友從門下的縫隙塞進一沓英鎊，上面貼了標簽：“請用於購買戲票。”我的一個兄弟過來看我，給我“帶著去巴黎”，我沒有去巴黎的意願（除了倫敦，我從未想過要去其他哪個城市！），但是，這倒是實實在在的，意味著我在倫敦可以多待一個星期，外加少許像出租車和美容師這樣的零星花銷，如此，在經濟上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臨行前一天晚上，兩位朋友為我舉行了送別派對。我打點行李勞累了一整天，渾身上下像是散了架，所以提前告辭，躺到床上，直到半夜方纔入睡。凌晨三點猛然醒來，腹中一陣絞痛，耳畔一個聲音在問：“你是怎麼回事！獨自一人跑去三千英裡之外的異國。你甚至還未痊愈！”

我跳下床，一陣歇斯底裡大發作，來了杯馬提尼，再來兩支煙，再回到床上，整個下半夜就在琢磨著發個電報說我不去了。

看門人保羅開車送我去機場。我排隊等候檢查護照，一隻手拿著外套、圍巾、雜志以及一件多餘的毛衣，而另一隻手不得不提著我的深藍色新套裝褲，自從手術之後，這褲子松了一把，老往下滑。

和事情懸而未決相比，排隊站著，心裡反而踏實多了。機場工作人員終於放行讓我登機，我飛快地滑到靠窗的一個座位上，意識到接下來的五個小時裡我可以紋絲不動地坐著，心裡美滋滋的。果真，不用自己動手，有人給我拿來三明治和咖啡，又有人為我端來馬提尼，末了，又有人來把一切收拾干淨。我開始松了口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