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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性騷擾

無論男性和女性，在性的發展階段和成熟階段，都會有諸多的場合和機會，去嘗試表達“性”這種生理機能賦予人的“脈衝”。女性的表達往往會變成“性的展露”，這在她們孩童時期就很普遍：對漂亮衣物的獨特眼光，喜歡編織發辮和其它一切可以編織的物品，喜歡照鏡子，喜歡連衣裙，喜歡穿著連衣裙歡快的舞蹈。同時，“性的抑制”也在同期發展，比如說見異性會害羞，對於袒露身體的隱私部位有著羞恥感。
假如說“性的展露”是正向作用的話，那麼“性的抑制”則是負向作用。正是在這樣“正－負作用”調節機制的基礎上，一個“性感”的女性形成了，她既懂得如何展露自己的性魅力，同時又懂得如何抑制自己不要過份暴露。對於人類歷史而言，女性個體對於身體的裝扮，仿佛是一條拋物線，從赤條條走向包裹嚴實，又從包裹嚴實走向解除裝束。
如果要審視這樣一個過程，它的確和每個時代的思維意識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繫，它也展現了道德和審美以及權力之間的衝突。有時候，女性傾向於以此取悅於男性；有時候，女性批判男性造成了這種“女性的物化”。然而觀察網上的一副1970年代的照片，年輕的女性排著隊坐在一起，既便齊耳短發、英姿颯爽，有著不輸給男性的戰鬥力，絕非是取悅男性或是男性在“物化女性”的時代，女性的審美依然要選擇在耳邊發際插上一朵小花。可見，女性的頑強自我選擇，依然是在抑制年代裡，去進行“性的展露”——有時，它是以美化的方式發生的。
其實，既便觀察宗教界，修女或尼姑，她們在長袍面巾之外，也要展示獨特性，有時是一串精心縫邊的頭巾，非常樸實，然而卻有著花費大量時間的手工刺繪。有時，是一串念珠，也經過無數次的精心編織。當然，很多時候，連她們自己也意識不到，這是“性的展露”的一部分。如何體現獨特？如何不泯然眾人？從共性當中體現出個性，這就是“性的展露”。因此，“性感”首先是一種極具個人化的行為，並非說要到喚起異性的性欲的程度纔叫“性感”。
然而現代化的“性感”要令人“迷醉”得多。鋪天蓋地的互聯網、視頻、圖片以及廣告等視覺繫統，似乎向人示現著如何成為一個“絕佳”的女性：她要是獨立的，有著經濟基礎的，能消費得起物質商品的；她的形像和氣質是完美的，冷感的，中性的，令人仰慕的；她符合西方男性（又傳遞給東方男性）對異性主導的想像，有人說她是男性權力主導下的審美，既便如此，她還是令女性瘋癲，朝著這樣一個包裝出來的形像發展自我。
不管是哪一種權力，發展權力必然導致衝突。迄今為止，沒有一種權力是在自動情況下獲取的，它必然需要你或代理人去爭奪。也沒有一種權力的壯大不是伴隨著另外的權力的縮小的。權力就是你多一點，別人就少一點。因此，權力的“對等”或者“相對平等”就是“現代性”的要義之一。因為自古至今的權力有一條主線：凡是權力向下移動，它則是進步的；如果向上收緊，它則是退步的。從世界範圍來看，進入現代性的指征之一，就是權力在促進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人和動物平等。
具體到兩性而言，女性相較男性仍是相對弱勢的。首先她們體力上的力量對抗就先輸一籌；其次她們在職場上面對的男性集團是龐大的，而且她們還要面臨生育和家務的傳統任務；當然，她們中的大部分也沒有男性那樣的野心，她們很少雄心勃勃或者要做一番驚天偉地的事業這樣的想法，她們分泌的雌激素以及孕激素使她們渴望變得“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以此來達到一個哺育後代的安定局面；還有，她們會成為男性的獵取對像，打獵是男性一項從原始社會開端的本能，獲取女性作為自己性欲的對像，所帶來的快感是雙重的：征服獵獲的快感和性欲滿足的快感。“性”從來不僅僅是“性”，它大約是個體的生理性、群體的社會性、人類學的積澱性的總集合。有人說，性什麼都是但就是不是它自己。顯然這樣的論斷雖然失之偏頗，然而卻頗具哲理性。
對於男性而言，“性的展露”和“性的抑制”同樣適用。有一個我道聽途說的說法，腦科學家研究發現：男人5秒鐘就會想到一次性。我們姑且大為延遲——5分鐘想到一次性也是驚人的。也就是說，“性的脈衝”是一項生理本能。它促使男性展示獲取世界的能力，以此獲取女性的青睞。19世紀重要的三個思想家可以說是馬克思、達爾文和弗洛伊德，弗氏的理論基本上是建立在“性欲”之上，他認為“利比多”這樣的性衝動是解釋人類一切行為的根本之因。盡管後來的心理學家認為這有失偏頗、教條主義，但沒有人否定“性”所占的比例是巨大的。
男性的“性的展露”比女性更具行動力，而且他們對“性的抑制”是薄弱的。也正是如此，“道貌岸然”“偽君子”“人面獸心”這樣的貶低之詞層出不窮。“柳下惠坐懷不亂”被視之為一種難以抵達的道德模範。
許多例子表明，當“性衝動”發生時，男性的智力會下降，此時由多巴胺帶來的獎賞，會衝破一些禁忌和倫理規範。智力正常時，人會相對理性；而激情到來之時，那熊熊大火使人受到煎熬。情欲的煎熬使男性願意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追逐異性，這和獵人在森林裡跟蹤獵物、設置陷阱、接近目標，終經過一番搏鬥的本質是一樣的。當這種平衡態稍微過激一些，會演化成人類對於暴力和色情的需求；而當它不足一些，則會變為宗教和性冷淡。古希臘的“英雄人格”和中國的“自古英雄愛美人”是一樣的。人們視“陰”和“陽”的互相般配是一種美好。“纔子佳人戲”和“大團圓”的結局是東方古典中屢見不鮮而又屢試不爽的戲碼，它甚至建構了某種心理模式：門當戶對，傳宗接代。這和“種姓”和“階層”的般配也是一致的。納博科夫所加入的“現代性”則讓另一類隱情大眾化，中年男性瘋狂愛上了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它部分嫁接了某種愛戀的產生：少女的戀父情結和父親視女兒為小情人的情結。這也和原始習俗有關，“野蠻”的原始時代，父親擁有女兒的初夜權。後來經過文明的馴化，“性資源”得到相對容易以及公平的分配，同時對於亂倫的苦果有所驗證，近親之間再也不敢如此造次了，有的村落由於親族聚居，甚至不允許同姓之間發生聯姻。然而表親之間的性事徹底被社會規範拋棄，則要到近現代了。還有多性伴侶，尤其是男性合乎社會制度的三妻四妾，和近親聯姻一樣，在漫長的歷史階段都一直存在，而僅僅到近現代纔得到廢除。
顯然，文明的馴化對於“性的抑制”功不可沒。四處饑渴的進行“性的展露”是一種“野戀”“未開化”的狀態。而將性的注意力轉移到創造、藝術、事功上，轉移到建設世界上來，則似乎成為一種“性的圈套”，男性通過事業的成功來獲取女性的包圍。妓院的產生，就是滿足這樣一種生理需求的產物。更進一步，當男性的能力足夠擁有眾多女性，而社會規範又不允許如此時，二奶、小三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了。然而男性的時間精力又不夠用，於是二奶、小三又會再養新的面首。可以說，階層越往金字塔走，社會調節機制對“性的抑制”則愈加蒼白無力。
“性騷擾”的本質是“性的抑制”不足，而“性的展露”又太過。中國人講究“發乎情，止於禮”，則將“抑制－展露模式”作了一個基本的規範。當今社會，表達性的渠道更多，但也更隨意，但前提條件是“你情我願”，如果當事的一方覺得身體接觸或言語刺激時心理不舒服，卻又迫於“難為情”或各種壓力而不得不接受，以致於當時或事後產生了心理不適感。這對於被迫接受或隱忍的一方來說，其不適程度不亞於吞了一隻蒼蠅。人和人交往的“邊界感”被打破，弱勢的一方意識到這是一種“侵犯”。
然而“性騷擾”的一個普遍現實是，整個社情尤其是男性群體會傾向於認為，性騷擾不是一個嚴重的事體。原因很簡單：事實也的確如此，性騷擾的結果無非是三個——承受、躲避和對抗——而絕大部分的女性都選擇了前面兩項。甚至於在一些權力體繫中，女性會主動配合這種騷擾，成為一種司空見慣、見怪不怪的社交常態。主動喝交杯酒、摟抱合影，或者是將性騷擾隱藏在表現暖昧的動作之下。由於現代社交的進一步開放，經濟基礎的大幅提升，風氣奢浮成為一種新的風尚，女性在權力和地位不對等時，更容易“渡讓”出自己的身體權力。其中一些主動“投懷送抱”，以及懷有“撲倒富人”之心的女性也做了不好的示範。
“性騷擾”因此處在一個灰色地帶，它常常被包裝成“曖味”或“調情”，這也成了男性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進行“性騷擾”的經驗。女性往往難以在這種場合“撕破臉”，因為這會“破壞氣氛”或“掃興”。她們必須顯得很從容或老練地“掙脫”，這或許是她們職場要學習的課。問題是，這樣的課程設置顯然是不合理的，不是她們的錯——當她們顯得格格不入時，會懷疑是否自己做錯了什麼。當強勢的男權無論是在家庭、工作地還是社交地都顯示出了他們的“領導者”地位時，與其說他們是在性騷擾，不如說他們是在權力的光環下滿足自我的“性的路演”。此時，“性的抑制”已然失控。顯然，有了權力，人就不用抑制自己。而對此憤憤不平的男性，往往又是失權者。
一個健康的男性，應該是在可以行使權力時，而不去行使它，這纔是控制權力，否則，就是被權力控制。同樣的，當男性有了性騷擾的行為時，他不是在控制性欲，而是受性欲支配。女性隻是他性欲的對像物而已。男性有賴於進一步控制性欲，這樣他們纔可以進化得更好。
由於人類的普遍法則是傾向於男施女受，在兩性之間，男性更主動，充當進攻者的角色；而女性更被動，充當防守者或接納者的角色。由於這樣兩性的角色設定，男女之間的遊戲更像是追逐和應允的關繫。然而不管怎麼說，前提條件是，男女雙方互相擁有好感，至少不感覺討厭或憎恨，這樣的兩性關繫纔發展得下去。因此，如何判定“性騷擾”，其實是有個先決條件的，那就是女性是否對男性有“好感”。而“好感”屬於一種主觀感覺，必須依賴女方的感覺。然而亦有不少時候，男性會充滿樂觀的想入非非，認為女性的花枝招展是對自己的中意，或者將女性的惱怒看成了媚眼。於是兩性間就這樣出現“嚴重的冒犯”。
因此，必須進一步釐定性騷擾的程度，觸踫身體、言語刺激還是視覺暴露。很多時候法律總是後知後覺，而強大的社會壓力，受指責的往往是女性這一方，當女性受傷害時，她的家人甚至會責怪她“沒有保護好自己”。似乎社會默然認可了某種邏輯關繫：男性是無可救藥的性欲動物。“男人都那樣兒”與其說是一種社會指責，不如說是一種社會縱容。
尤其是，除了當事人自己，沒有人知道“性騷擾”的心理傷害有多大。惡心、自我否定、自我懷疑、對社會秩序的失信、無助、自暴自棄、陷入死循環等等。當強大的習俗力量使女性難以啟齒、難以言明，尤其是有時候要面對長期受傷害的現實，他人指認的“蕩婦羞辱”反而是小事，自己對自我的矮化則要嚴重的多。要知道，女性是一種天生追求完美的生物。
女性為了追求權力平等而發展出來女權運動。所有的運動必然激進，否則就不成其為運動。而一旦某一個運動走向激進，不可避免地要誤傷或傷及無辜，這或許是必然的代價。有時，一個觀點被過份放大，則會掩蓋其餘的問題，甚至會衝擊到不持此觀點的人。有時，僅僅是某一句話的謬誤，會使人否定整篇文章，甚至懷疑作者的價值觀。這種“歸類”和“誇大”的邏輯謬誤在激進者身上，很容易重復發生。而某些時候，激進者之所以變得激進，是一種應激式的反應，這種反應源於自己曾經受到過傷害或迫害。激進者對某一特定的命題，會比普通人較為敏感。然而不能因此批評普通人“麻木”。普通人要為生活或生存而付出瑣碎的時間，他沒有義務去討論或爭辯各種議題。普通人也很容易受干涉和調動，因為他並不擁有專業性的分辨能力。因此，網上大量的言論，其價值僅僅在於他們有發表言論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