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詞
在張愛玲已被過度符號化的當下，為何還要寫這麼一本書？這個問題頗難回答。也許因於一種交流的快樂吧。此前四五年，一直在做當代文學制度研究，孜孜矻矻，經年累月地埋頭在五六十年前業已泛黃、脫落的報紙雜志之間，那種辛苦、寂寞自非一言可以道盡。所以，寫一部談論張愛玲的書，與那些“陷落”在各色都市裡的“現代人”交流，在我多少有愉悅精神的成分。兼之十年前寫《張愛玲傳》的時候較少分析她的作品，此番寫作也可謂一次補充或完成。
當然，緊要的，是有些想法需要表達。對於張愛玲，學界給予的討論，雖不能與魯迅、茅盾、瀋從文、老舍等大家相比，但就實際而言，也算是很多的了。北美的夏志清、王德威，中國的唐文標（臺灣）、水晶（臺灣）、餘斌、萬燕、宋家宏、劉川鄂、宋明煒、常彬、林幸謙（香港），日本的邵迎建諸君，皆有專著行世。而趙園、楊義、王安憶、李歐梵、周蕾、劉禾、許子東、劉紹銘等知名學者或作家，亦各有論述，以致迄今——借用王德威先生的說法——“種種張派警句金言成了學界的口頭禪”，“‘張學’已然建立”。在這種局面下，若還想申述一些新的想法，委實不是那麼容易。誰還相信，後來者能在夏志清之外講述出“另一個”張愛玲來？我自己也往往如此持論。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學任教，講授20世紀中國文學，又由於出版過受到一些讀者喜愛的《張愛玲傳》，常被學生目為“專家”，屢有同學愛屋及烏，因為想做有關張愛玲的論文而希望由我來擔任指導教師，或者直接發來文章和我討論。這種時候，我多少感到緊張。一則因為學生們對張愛玲多近於迷戀，不敢過於拂逆其意；二則他們提交上來的論文，雖多感性體驗，但據理而論實在是重復前人居多。所以，我也時常不去做這“導師”，或者建議他們選擇張愛玲以外的研究對像。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認為有關張愛玲研究已無繼續深入的空間。恰恰相反，對於這樣一個長期以“異數”身份而存在的小說家、散文家和劇作家，學術界存在激烈卻又曖昧的分歧。核心的分歧在於：怎樣評價張愛玲的文學成就？若要在文學史殿堂裡授予張愛玲“遲到的”尊榮，那麼究竟給她怎樣的位置纔為允當。對此，海外學人和國內學人之間存在尖銳對立。這種對立，外間自是不甚了了，而這兩撥學人之間也可能由於學術資源的相互需要，極少公開彼此質疑。然而觀點間的疏離與對立，是再清楚不過了。海外論點，自以夏志清先生為代表。他表示：
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纔，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秀的作家。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像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這般判斷，有著美國式的斬釘截鐵：五四以來所有“重要作家”都不及張愛玲。這“重要作家”之謂，指的是錢鍾書、張天翼、瀋從文等，尤其是指在“毛時代”被奉為三個“偉大”的魯迅。夏志清的判斷自然被劉紹銘、王德威等弟子奉為圭臬，然而在國內影響如何呢？實際上，國內重要的文學史家對夏氏意見並不是那麼以為然。的確，當前國內任何一本較新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或《中國現代小說史》都有專門分析張愛玲或《傳奇》的文字，但極分明的是，沒有一位學者和一部文學史承認夏志清對張愛玲的整體評價。僅以北京大學1998年版《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為例。這部由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合著的教材，是國內影響的現代文學史教材。它嚴格遵守文學史的編撰“成規”，通過體例設置，賦予不同作家以不同的等級。譬如，獲得專章論述“待遇”的作家有九位：魯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瀋從文、曹禺、趙樹理、艾青（其中魯迅獨占兩章），而張愛玲呢，出現在該書第23章第3節“通俗與先鋒”中，約占三分之一篇幅。顯然，張愛玲未獲專章“待遇”，甚至未獲專節“待遇”，至多被置放在“二流”作家的位置。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諸先生的案頭，當然放著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他們與夏志清的尖銳分歧一目了然。
不過，也許還由於含蓄節制的作風，國內學者並沒有直接非議夏志清，尤其是在公眾場合。但由於分歧背後文學史觀的劇烈衝突，對夏志清權威論述的不滿終難長久掩飾。2000年10月，在香港嶺南大學舉辦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上，學人劉再復（1989年後移居美國）明確質疑夏志清有關魯迅、張愛玲文學史地位的判斷。劉再復認為：
他（魯迅）的作品，是中華民族從傳統到現代這一大轉型時代苦悶的總和與苦悶的總像征。其精神的重量與精神內涵的深廣，無人可比，也完全不是張愛玲可以比擬的。更準確地說，張愛玲作品與魯迅作品的精神深廣度相比，不是存在著一般的距離，而是存在著巨大的距離，這不是契訶夫與普寧（俄國貴族流亡作家）的距離，而是托爾斯泰與普寧的距離。普寧的作品有貴族氣，有文采，典雅而帶哲學感和滄桑感，但其精神內涵和思想深度遠不及托爾斯泰。
這番言論引起了同時與會的夏志清的激烈回應。不過，這場“短兵相接”隻是海外、國內學界歧義的冰山一角。事實上，劉紹銘、王德威等人反復提倡的“張學”在國內得到的回響，也非常有限。除陳子善等人在上海認真考訂張愛玲的佚作舊篇，國內並無重要學者認同“張學”之說。至於“張腔”“張派”，國內作家更不買賬。被王德威硬加上“張派”頭銜的王安憶直接說：“我可能永遠不能寫得像她這麼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
劇烈分歧的背後，掩藏的不僅是地域性的意識形態差異，而且還有不同代際經驗和話語背景的疏隔。圍繞著對張愛玲的評價，還有相關聯的繫列重要問題：張愛玲既熟讀中國舊小說，又在香港大學學習英國文學，那麼，在張愛玲的“古今雜錯、華洋雜錯”的寫作風格中，古/今、中/西兩種文學經驗之間的關繫是平衡的呢，還是一方從屬於另一方呢？她的荒涼與虛無，是切近於卡夫卡、艾略特的“世紀末”情緒，還是另有所源？張愛玲為什麼那麼物質主義，甚至被人名為“戀物癖”？此外，她的家族認同、愛情觀念，乃至不斷被裹挾的政治選擇，她對衣飾、色彩、飲食以及意像的迷戀，也包含諸多復雜問題，甚至與她的虛無主義深相糾葛。
這許多問題，有的已經有人談過，有的則尚未被注意。不過在我，都多多少少有些不能滿足。正好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黃子平先生自香港來中山大學講演，講演題目即是《張愛玲：世紀末的華麗……與污穢》。黃先生借取王德威“世紀末視景”的概念，認為張愛玲懷有一種來自基督教文化時間觀念的盛年不再、事事皆休的頹廢絕望情調。黃先生以張愛玲有關基督教、威爾斯等閱讀，尤其是其文本中克裡斯蒂娃所謂的“卑賤物”（abject）的存在作為論據。對黃先生的論點和論據，我在演講現場向他提出了商榷意見。其實在我看來，自夏志清先生以降，文學史家在處理中國現代文學時，都有依照西方文學經驗進行認知、判斷的“慣例”。這對大部分作家自然是適宜的，但對於張愛玲、蕭紅一類小說家則不能不說有些失效。其間涉及學術觀察點的基本分歧，當然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因此，這本書的一些內容，也可以視作對黃先生觀點的回應。
這是寫什麼的問題，還有一個怎麼寫的問題。作為一部重視學術史與論證邏輯的學術著作，我還希望寫得不那麼面目“可憎”，能夠讓熟悉張愛玲的朋友願意閱讀，甚至喜愛。所以，我在語言與文體規範上有意回避了學術著作必會有的“八股”文風，盡量減少注解，如對張愛玲的小說原文，以及胡蘭成、張子靜等人的回憶文字，就僅在文中標明，而未采取嚴格的含作者、出版版次、頁碼等信息在內的學術注解。同時，也使用了較為散文化的語言。這或許會引致同行的訾議，但於我自己，倒是心甘情願的。倘若張迷朋友對書中的一二論述產生反對或認可的意見，那自會感到莫大歡喜。“一箭之入大海”的寂寞，在張愛玲的話題上，不啻是一種失敗。在寫法上，我另外避免的一點是傳奇化。張愛玲曾經感嘆說：“中國觀眾難應付的一點並不是低級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們太習慣於傳奇。”（《〈太太萬歲〉題記》）何謂“傳奇”？是指我們因著自己對生活中缺少的事物的過分向往，而往往無意識地強調、誇大甚至虛構對像的某一部分事實，而從中獲取某種想像性的替代性的滿足，因而對對像的另外一部分不那麼合“口味”的事實加以忽略、遺忘，甚至改造。舊的中國大眾文學都是這麼敘事的，張愛玲熟悉並且警惕，然而她又怎能抵擋生前身後人們對她自己的傳奇化敘事呢。譬如，中國自宋以後即無“貴族”，但後人多習以“後的貴族”來談論張愛玲；譬如，一個女作家，未必就生得美，但人們樂於從各方面誇大張愛玲的“驚艷”；譬如，像所有遭受“始亂終棄”命運的女子一樣，張愛玲也經受過內心的劇烈痛楚，但人們一定要想盡辦法從那段沉痛舊事上翻出、“創造”出傾國又傾城的絕世浪漫；又譬如，張愛玲天分極高，但人們動輒把“天纔”之類的冠冕加到她的頭上，甚至不允許有纔華更甚於她者，尤其是同時代女作家。幾年前，我為廣州的一家報紙寫了一篇談張愛玲的稿子，文中有一句大意是說蕭紅在表達人世的荒涼上比張愛玲更透徹，發表出來後這句給刪了。我推測編輯的顧慮在於可能有太多讀者不能接受這種觀點。畢竟，有許多看書的人對蕭紅已不甚了了。然而我對“傳奇”缺乏興趣，更不會為了以某種方式講述張愛玲的文字和生活，而有意識地悄悄地放棄某部分事實。我更願意將張愛玲看成一個以文字為生的普通人——經受著一份與別人並無大異的命運，卻能以驚人心力將自己的閱讀經驗，將自己對世界的經歷與感受，轉化為一篇篇璀璨至美的文字。
這意味著，作為這部書的作者，我更願意成為一個交流者，與張愛玲，與那些喜愛她的文字的，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交流。這種角色，極符合我讀張愛玲作品的感受。說到底，我之於“張愛玲”，感慨的成分居多。《半生緣》中有段描寫，給我極深印像：“這兩天月亮升得很晚，到了後半夜，月光蒙蒙的照著瓦上霜，一片寒光，把天都照亮了，……雞聲四起，簡直不像一個大都市裡，而像一個村落，睡在床上聽著，有一種荒寒之感。”某年返鄉，途經武漢大學，夜裡睡在山下的一個房間裡，久久不能成眠。人若繫戀之物大半喪失，大概都會有此類與世界脫離、浮生若寄的荒涼之感吧。張愛玲時時在不相干的地方生出此類荒涼，這使我對她深感親切。這些年，在些不相干的瞬間，我也時不時地會想，張愛玲為什麼要寫小說呢，文字，包括文字中的意像、衣飾、色彩之類於她意義何在呢？於是有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想法。現在我把它們以一種較為繫統的面目彙成了這本書。這在我也可說是一種交代，一種對於張愛玲的個人敬意。當然，親切與尊重之中也包含一些不甚認同的成分。這大約是因為我無幸運生於“簪纓望族”之家，不期然地耳聞目睹了太多的不義和惡，因而對力圖將張愛玲符號化的中產階級文化終究不能親近。
還有一點點曲折。書寫到大半的時候，原定的遠行的時間也到了。而行程結束後，我又不能即返廣州，而必須到北京住上一段時間，書的寫作卻又不能停止下來，所以，隻好拖著一箱書上路。張愛玲作品集，所有能找到的張愛玲研究著作，都跟著我，在國內國外七八個城市、南北四五個省份輾轉月餘，後纔回到廣州。弄得同行諸君誤以為我是把別人喝牛奶的時間都用來做學問的那類人，格外費了多番解釋，不提。行程兩萬餘裡，也算是這些書的一些遊歷。
以後可能再難有時間集中寫一些關於張愛玲的文字了。手邊的一套1997年花城版的《張愛玲作品集》也已圈點得不成樣子。張愛玲的作品印行版次已經極多，但這套作品集一直收在身邊。它是多年前許鼕梅小姐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歲月迢遙，無數的人、事終將為時間的風卷刮而去，因此特別地值得銘記。
張均
2019年10月7日改定於廣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