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文學認識“統一場”理論及其實踐刍議
《批判的文學史》嚴格意義上並不是一部文學史著作，而是一組獨立但彼此相關的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化思想討論性質的論文合集。收錄的文章都發表於新世紀，時間上接續了我本文集《幻想的秩序》（1998年香港牛津版；2002年篇目略加調整後由三聯書店出版，書名改為《批評的蹤跡》），但在研究範圍、興趣和方法上則有所深入和拓展。
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並不僅僅是一個專業分工，而是整個中國社會文化思想生活和公共討論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熱點和活躍的表達方式之一，其影響和輻射遠遠超過狹義的專業範圍本身。隨著九十年代市場化進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經濟領域獲得了的空前發展，文學議題則相對邊緣化。 伴隨大學文學教育的學科專業化發展，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也逐漸失去其公共性、思想性，而更多地成為一個知識“領域”。
其中“文學史”作為我國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的一個主要的研究範式和知識傳承方式，本身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像。中國古代文學綿延不斷的發展脈絡和峰巒疊起的氣像，鑲嵌於其間的眾多的經典、名作和流派，本身需要不斷的梳理和傳授，也許客觀上有助於中國文學研究傳統裡“史”的格局。相對於西方希臘和近代科學研究樂於探究事物原理並將其概念化、理論化的傾向，傳統中國學術一般也更注重材料、經驗的傳承積累和敘事性編纂，促成文學研究領域的學者往往樂於以史家眼光、筆法撰寫自己的研究心得。近代和五四以來大規模翻譯、學習西方文學，或許也催生了某種介紹、盤點、概括和評價作家作品、觀念思潮的“文學史”寫作雛形。
五十年代以來蘇聯式大學專業化分工訓練體繫，雖然在今天看來是粗放型的，但也許卻適應建國初期人纔和干部培養的需要。集體性寫作或作為黨史、國史在特定領域的腳注和貫徹的教材寫作，連同相應的作家作品流派思潮資料整理、評價和“經典化”工作，也賦予“文學史”以某種學科基礎的意義。此時初步定型的“文學史”研究和教學範式，不但基本上解決了如何把繫統的專業知識信息“多快好省”地打包傳授給學生的需要，也起到了統一認識、統一思想，統一趣味、統一閱讀和意義闡釋的作用。這種植根於特定社會文化制度條件和思想環境的學術傳統，一旦確立下來，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一代又一代學生和學者的認識論框架和學術合法性來源；成為他們具體學術工作、學術積累和學術認可的平臺和承載，從而獲得某種自身的生命和自我意識。自八十年代以來，即便是試圖挑戰和突破這種一體化學術形態和思想形態的討論，往往也不得不在它的框架和體繫內，打著“文學史討論”的幌子進行。
這樣的知識生產方式和訓練體繫自然既有其歷史合理性，也有其歷史局限性。在整個八十年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寫作”一個基本樣式，從個人情感、群體心理到倫理衝突、社會矛盾、政治改革甚至經濟發展，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寫作方式統統可以“介入”，仿佛文學的邊界、思想的邊界就是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邊界。這個理想的階段盡管隻是曇花一現，如今更多是作為懷舊的話題被人談起，但其實在近代不乏先例。從法國啟蒙運動的文學式和批評式寫作（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德國浪漫派文學批評（施萊格爾兄弟、海涅），到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執民族思想生活之牛耳、引領民族精神生活的風氣和中心話題的現像比比皆是。在這種狂飆突進的時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以自身的創造性、迫切性和重大議題，一馬當先地走在了“文學史”的前面，界定了日後文學史寫作的材料、框架和內在理路。作為一個特例，從白話革命到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文化思想歷程，則是通過“新文學”先驅和後繼實踐者自覺的文學史編纂和經典化努力，同時通過左翼文學批評和理論建設的艱苦探索和積累，終以“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基礎”的形式確立下來。這種工作雖然在“文學史”框架下取得了為具體的成果，但就其參與者群體自身的文學經驗、審美判斷力、知識理論抱負乃至政治自覺而言，根本上講仍然是思想性的、批判的、創造的。可以說，正是這種批評和研究的內在動力、這種內在於文學史研究的理論性和當代性，使得現代文學學科為建國後整個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和模版。這樣看，隨著專業建制內去思想化、反理論和非政治化傾向的發展，現代文學“二級學科”對整個文學研究領域學科影響力日益下降，甚至用以“安身立命”的文學史範式本身也往往需要向文學以外的領域（學術史、思想史、印刷文化、物質文化等等）求助，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回顧那些文學史和社會史上的特殊瞬間，可以看到它們都像閃電照亮夜空般昭示了文學、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史的基本問題和內在動機。比如文學閱讀和文學批評應該歸屬“審美鋻賞”（康德所謂的“判斷力”）範疇，還是認知、分析和理解（康德所謂的“純粹理性“）範疇？ 就其非功利、無目的的合目的性而言，也就其在感官、想像、形式和風格的自律和自由中暗合了必然和規律而言，文學和其他藝術樣式一樣，需要一種同它的本質相適應的體驗方式和感受方式。這是作為美學或藝術哲學的文學鋻賞。與此同時，文學和藝術一樣，又是一種復雜現像和復雜結構，包含了高度構思和提煉的人類精神勞動，因此需要一種專門的、經過長期訓練的知識、理論、經驗、方法、技能方能夠被全面深入繫統地把握。這就是作為科學的文學研究，包括實證層面、形式分析層面、文學社會學和歷史編纂學層面。不過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的活動範圍，仍然大大越出了這兩個人類官能範疇。
引入康德的“實踐理性”範疇，即一般意義上的道德律令和道德行動，或可以為我們描述這個越出的範圍提供一個思考的起點。此外，如果我們尊重近代政治本體論和政治行動的相對自律性和特殊性，則不妨把政治性在道德律令和道德行動之外單列出來。事實上，一般所謂的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史寫作的思想性和社會價值，往往可以歸結到它們的道德立場和政治性，後者決定了前者的傾向性、道德激情、社會參與或介入的程度、宣傳鼓動色彩，也決定了它的時代性和歷史性。文學作品、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史同這一繫列時代的、道德的、價值觀的、歸根結底是政治性的因素的關繫既深刻又微妙，深刻是因為後者構成了前者的“實踐理性”和歷史維度的內容，微妙則因為前者唯有保持自身審美或哲學上的獨立性、自律性，也就說，通過把握好同自身道德和歷史實質之間的距離，方能夠受益於它而不是受制於它。
進入新世紀後，“文學批評”同“文學研究”的逐漸分離，後者在學院制度中的專業化、建制化，在相當程度上聚焦於“文學史”的研究和教學範式。但與此同時，如何在“文學史”寫作和思考框架內保持同文學作品的“判斷力批判”式的審美張力；如何相對文學現像和文學本體論保持一種具有理論性、方法論價值的、科學的分析和研究的嚴格性和繫統性； 如何在審美範疇和純粹認知範疇之外同社會歷史的道德、價值和政治性議題保持一種具有歷史意義的批判性互動，也就變成日益迫切的問題和潛臺詞凸顯出來。
顯然，在這樣的問題視野裡，作為一種專業訓練方式和專業知識組織方式的“文學史”不能夠、也不應該被要求承擔起有關文學的總體性認識的所有方方面面的責任。然而，如果僅僅恪守某種“家法”而一味地回避源源不斷地從文學的審美範疇、純粹認知範疇和道德實踐範疇生發出來的問題和挑戰，“文學史”本身也將很快陷入孤立和枯竭的尷尬狀態，因為“文學史”的“文學”基礎和“史學”基礎本身都不是性的,往往是未經“批判”的，因此是不牢靠的。它事實上依賴於作為約定俗成的制度和“行規”的中介、調和和“構建”而存在。對“文學史”理論和實踐的反思，首先讓我們看到文學史往往是更為基礎性的文學閱讀、文學分析、文學闡釋和由此而來的意義的鬥爭之上的一種綜合與串講。因此狹義的、教科書意義上的文學史著作其實都不能算是“原創研究”，就其知識生產方式而言是一種衍生品或副產品。“文學史”寫作樣式的非本質、衍生、綜合特點決定了它更多是一種專業信息資料彙編，雖然學者可以依托這樣一個專業領域在特定歷史和學術史氛圍裡設置其他的研究議題和話語實踐。但如果“較真”的話，“文學史”寫作的文學前提（比如文學史家對作品的判斷能力和分析能力）和史學前提（比如“文學史”學者在史料搜輯、整理編纂和總結工作中，相對於專業史學家的“史實”和“史識”功夫）都是可以探討和存疑的。終，在文學的審美判斷和純粹文學認知的雙重意義上，“文學史知識並不能夠給我們帶來對‘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的滿意答案”（保羅·德曼），也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史”和“論”的矛盾。
如此而來，“文學史”這個表面看起來天經地義、不容懷疑的研究教學方式，其實一直是不穩定、不安全、捉襟見肘、岌岌可危的，因為它的存在的知識前提和審美正當性隨時可以受到來自更為基礎性、本源性經驗和認識繫統的質疑，尤其是受到來自它的研究對像，即文學生產和文學閱讀的挑戰。這裡的原因其實是任何初喜愛文學、有興趣對文學現像做進一步探討的讀者都明白、可一旦“搞專業”後卻往往置諸腦後的：文學就其本體論而言，乃是一種永恆的自由和“創造性毀滅”；它永遠在開始，永遠被自身超越，但又永遠回到自己的起點；這樣的循環每時每刻都在語言和想像的世界裡發生。就其作為純粹認識對像而言，文學的規律雖然是可以分析、歸納和理論化的，但其活的審美內核卻要求一種不同於理性邏輯分析的進路，因為文學的真理性終隻能通過高度自律的感性和審美判斷方纔能被把握。而作為一種歷史現像，文學所及覆蓋整個人類經驗的外延和內涵，其復雜性、豐富性和微妙程度隻有多學科、全方位的總體性討論方可能有效地觸及、破譯。所有這一切，同“文學史”這種單一學科的、二次性、線性知識處理方式和寫作方式，同它隱含的但難以完全避免的取舍、指點、評價、總結、說教和“權威”習慣和傾向也是南轅北轍的。
這樣講的話，難道“文學史”隻是一個勉強拼湊起來的、大可棄之如敝帚的東西嗎？當然不是！ 常識告訴我們，關於作家、流派、文學運動、風格文體、觀念乃至文學社會學知識等林林總總有關文學的探討需要一個“史”的考察維度，雖然對任何現像的歷史考察本身都不能代替或窮盡對“事物本身”的理論分析和哲學探討。事實上，相對於更為傳統的注釋、評點、鋻賞傳統，也相對於印像式“纔子型”議論，文學史研究強調文獻資料基礎、治學“家法”和知識傳承，因此在繫統的學術探討的意義上，同更為綜合、更獲益於理論方法的文學研究追求其實倒是“站在路的同一邊”的。無疑，這種嚴肅的學理性討論，在文學研究範圍裡能夠也需要來自感性、想像和審美判斷力的助力，但卻無論如何不能也不應被後者取代。在一個更宏觀的視野裡，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曾有過重要的、設置了深刻思想性議題的文學史著作（遠有勃蘭兌斯的《十九世紀文學主潮》，近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和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包括眼下“當代文學”領域裡的種種討論），僅就“文學史”寫作本身所包含的可能性以及八十年代、並由此上溯到五十年代、三十年代在“文學史”範圍裡形成的歷次學術性、思想性討論而言（近有以北京為中心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討論和以上海為中心的“人文精神”討論；遠有《新文學大繫》和《新文學史稿》這樣的新文學自我經典化的裡程碑），它的存在和發揚光大仍然是極具價值的，但唯其如此，它也就要求我們去認真思考內在於這種固有範式的問題和挑戰。
收在這個集子裡的文章並非每篇都是帶著上述問題或問題意識寫出來的，但它們仍可說都同這個問題息息相關。這些文章當然沒有、也未曾想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但它們或許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時是下意識地探索某種能令自己較為滿意的閱讀方式、思考方式和寫作方式。如果這些文章能給讀者帶來一些啟發，那麼這些啟發一定隻能在具體篇目討論的具體問題裡面，在對具體文本、現像和問題的具體分析中纔得以暗示或顯露。 顯然，“批判的文學史”不可能、也未曾想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很難想像有一種單一的研究模式、思維方式、批評方法或學術文體風格能夠有效地回應對一切挑戰、解決所有問題。因此，“批判的文學史”能夠做到的也許是有意識地通過種種專門的、個性化的、深入的研究，通過盡可能貼近文學文本、文學形式和文學經驗，在知識領域二次性地建構起文學本體論和歷史經驗之間的總體性關繫。可以說“批判的文學史”所企圖的乃是一種更為寬泛、包容、充滿好奇心、樂於挑戰自己的而非狹隘的、排他的、固步自封的文學史寫作。它力圖在一個單一的、線性的敘事聲音裡編織起一幅較為復雜的、有其獨立的哲學價值的思想圖案；這裡的經線是“審美判斷力”意義上的“批判”和當代批評理論所提供的分析手法及方***具；緯線則是文學作品和文學現像本身的具體性、獨特性及其所編碼和再現的歷史經驗、道德寓言和“社會性像征行為”（socially symbolic act, 傑姆遜）。
僅從個人寫作感悟和體會來說，我認為，好的文學史寫作同好的文學批評、文學研究是同位的、一體的；就是說，它們之間的關繫和形態是帶有內部多重論，但在概念和總體上則是不能分割的。準確地講，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學史寫作必須同時也是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學批評和合格的、令人信服的文學研究。反過來，好的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本身也必須具有文學史意義和價值；事實上，它們的集合體在客觀意義上其實就構成了意義的文學史本身，因為除此以外文學史並沒有、也不能提供任何額外的、剩餘的信息和內容。更進一步講，文學批評、文學史和作為科學的文學研究三者同在一個“闡釋的循環”（hermeneutic circle）內部，彼此依賴、彼此指涉、彼此補充、彼此把他者設置為“部分”而把自己理解為“整體”。好的文學史作品，必然在其歷史敘述中包含了或“走過了”種種文學批評、文學研究、理論分析、審美判斷的“環節”並在所有這些環節上是合格的、靠得住的。同樣，好的文學批評，也必然已經在批評闡釋中不斷穿越種種文學史的環節，在知識準備，經驗和眼界上同樣必須是合格的、靠得住的。它們之間這種互補的、競爭的、永遠不可能窮盡的關繫，構成了文學閱讀和文學認識的理想原型。用不同語言之間的翻譯作比方，這就好像我們可以想像一位“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理想讀者：她可以用法語研究法國文學理論、用日語做日本文學批評，用中文寫中國文學史。理想的、烏托邦的“批判的文學史”作者，或許應該像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裡描述的那樣，“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 但並不因此就以一個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學者、或文學理論家自居，因為這些專業分工盡管在外在的、異化的意義上是“不得已為之”，但卻割裂了文學和有關文學的認識的本質上的內在的總體性。
2020年全球疫情此起彼伏，往返於東西南北半球之間的海外華人和中國留學生中不少人被迫“打了全場”，可謂歷盡艱險，其中的焦慮和心酸或不足與外人道。然而，好的文學史卻必須是一種主動“打全場”的寫作；它必須在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乃至廣義的文化理論、意識形態批判領域之間連續不斷地穿行；在各個“主場”之間不斷訪問、競技、客居、甚至鳩占鵲巢、反客為主。其目的不是越俎代庖、包打天下，而隻是為一種更喜歡追根刨底、更願意比較、更重學理分析、更懷疑主義的治學方式所驅動。這樣的“批判的文學史”在其思維方式面向上是一種更綜合、更辯證、更具有總體性的思維方式；而在其“文學批評”的面相上，則是一種更善於憑借感性直覺、更尊重和欣賞想像力的個性、自由和自律性、能夠同“判斷力批判”的對像保持親密接觸的閱讀方式。在所有它穿越、借道、援引和吸收營養的領域和環節，“批判的文學史”都應該是謙虛好學的，因為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寫作方式，它在所有這些領域和環節裡面看到的、尋求的是同盟軍而非對立面。
“批判的文學史”必然是針對具體文本和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究其實質，不如說它是借助狹義“文學史”框架去自由地進入種種文本分析、思想和學術問題史研究和公共性議題，其核心旨趣是通過文學闡釋，在語言、形像、形式和結構空間裡，通過批評實踐去進行一場思想的戰鬥。經過一個相對漫長的“專業化” “學院化” “體制化”的異化或物化階段，在專業化和“學院派”的盡頭，我們似乎又看到了當年那個精力旺盛、意氣風發、相信“文學就是人學”的“文學批評”、“文學史”和“文學研究”，雖然這個當年的少年，如今已不再能被輕易指控為“意氣用事”“膚淺”“遊談無根”或“食洋不化”，而是已經由知識和技能武裝到牙齒（拜“專業化學院訓練”之賜），甚至帶上了某種歷盡滄桑後的老成持重。
這樣的批評或文學史，自然藏有著一份八十年代以來文學研究界乃至整個知識界的問題清單，也帶著新世紀以來文學研究領域和殘存的公共性思想討論的徽記和疤痕。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問題；“像征”與“寓言”問題；新文學文學形式內部的價值革命和倫理革命問題；當代中國的史詩性“動作”在敘事和表像領域的“摹仿”問題；審美自律性、遊戲性同歷史敘事和道德批判的關繫問題等等，相信讀者都能一一辨識。這些關注點或縈繞不去的問題，本身可以說是當代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特殊地貌的一部分，有的是邁不過去的坎兒，有的是抹不平的心結，更多的則是頑固地反復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和挑戰，它們有的是審美風格的挑戰、理論挑戰；有的則是歷史性的和實踐性的問題。對於親歷者而言，它們都是一種集體性的歷史決定，既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和想像，也給予我們存在和體驗的具體性。
2020年7月30日於紐約
